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走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一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粱、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一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草弊趋利以扶危振顽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性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草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赋税制度、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实施海运诸方面的重大改草〖运〗动。正如改草的主持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高拱的性格一样,这场改草也是一开始便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几乎转眼之间,便遍布全国,内外开huā,真真切切的推动了历史那沉重而凝滞的脚步……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将选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将对官员的考察日常化、规范化,对于不合格的官员全数裁汰,对于犯法的官员毫不留情,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甲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政绩才能破格选用。自隆庆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员,裁汰不合格官员近千名,惩处贪墨腐败之辈更是不计其数,使自正德以来,日益败坏、似乎无可救药的吏治大为扭转。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轻有为、出身低微的官员走上前台,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给大明朝这具僵化腐朽的躯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对百姓的盘录戕害大大减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树立了内阁的权威,为其它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政方面在隆庆元年,尽管有市舶关税输血,朝廷财政仍然每年巨亏,财政赤字逐年累积”甚至连官员的薪傣也时常拖欠……这也使他们的贪墨理直气壮。可仅仅过了三年,国库就开始收支平衡”到了隆庆六年”已经每年盈余一百万两不要忘了,这几年里,朝廷可是打了两场大仗,每一场的开支都在五百万两以上。按户部预计,如果未来没有战争开支,每年的财政盈余都能在五百万两以上,而且会连年递增因为一条鞭法只是在南直、淅江、山东、福建、江西推行”其余省份还未执行,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正在艰难推行,还有天量的隐匿田产没有被查出来。而张居正能解决田扰大明六七十年之久的财政危机,就是靠了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从海瑞在苏松破冰开始至今,大明清丈田亩已经有三年之久。三年里,重新核查到全国的耕田数为六百五十万顷,比弘治十五年增加纳税田亩近二百五十万顷,使得豪强地主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而且是重点的纳税田亩,在有效打击兼并的同时,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半……这还是不进行赋税改草的情况下。何况还朝廷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要知道,其实〖中〗国历代皇帝,除了某些疯子之外,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五税一的话,就是绝对的暴君了。但老百姓为什么还是活不下去?因为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太大了,有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这些漏洞把老百姓榨出汁,结果百姓受了苦,国家吃了亏,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而把所有税种折银征收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该多少是多是,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耍流氓。集然了,也不可能一点不耍,但总之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了白huāhuā的银子”百姓的负担也轻了。在一条鞭法推行过后,地方官在奏折上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赌侵渔之患,始知有生民之乐,。国库有了钱,才有可能解决边患问题,在隆庆四年,大明收复河套,俘虏蒙古首领俺答汗,迫其族人封贡称臣,然后内阁顶住压力”与其开边互市,西北边境自此刀兵不兴。朝廷也得以集中兵力于蓟辽”打击土蛮、朵颜、女真部,戚继光、马芳等当世名将继续大放异彩,已经把蒙古人赶出长城二百里”自土木之变后,京城第一次恢复了安全。与此同时,曾经一度震惊天下的韦银豹叛乱平定,安南、吕宋重新归为大明国土,南洋各国悉数臣服,天朝上次有此等威严气象,还要追溯到永乐大帝时期……由此种种,隆庆年间几年”确实与正、嘉时期大不一样了!当然要说这么短的时间就脱胎换骨,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老大帝国的各方各面”确确实实的都透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只要假以时日,如果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必然可以弄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惜,危机也如影随形。这场改草最大的问题”也如其主持人高拱的性格一般,太急太快了,如疾风骤雨一般,快得让很多人的观念跟不上,其大刀阔斧的改草,更是损害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甚至改革集团内部,也同样因为路线、领导权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隆庆皇帝健康时,一切问题都可以克服。因为皇帝虽然无力制止大臣之间的争斗,但他知道该坚定的支持谁,并能给其坚定的支持和保护。这使朝廷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争斗,锐意改草的臣子们也不用担心明枪暗箭,全速前进就走了!有的人,当他安好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性,可当他一出现状况”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乱了套。对于大明帝国来说,隆庆皇帝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