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天没放亮，蓝心拎着灯笼，后面是于可远、高邦媛和喜庆，穿过弯曲的长亭，上弦月浮在西边院墙上。墙面的青藤和下面的枯草里面有着各种虫鸣。邓氏屋里已经点了豆粒般大的灯火，一个人影在火光的摇曳下，坐在床头出神。于可远和高邦媛进来了，喜庆就站在门边候着。于可远也不跟邓氏说话，走到边上那个木柜里，抱出一个厚厚的被子，走到炕上给邓氏盖上。“几时走？”邓氏吭声了，却还躺在炕里头。“天亮就走。”于可远将帐幔挂上了，高邦媛也帮着进小厨房烧水。“可远，阿母问你。”邓氏缓缓转过身来，神色不是很好，应该是一夜未眠。“是。”于可远答着。邓氏双眼大大地睁开，望向门外的喜庆，“如今朝廷里的情况，你跟阿母说一遍。”“是。”于可远答着。“我听不懂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也不想听讲给外人看的，你只把叫你去的那个地方的事说给我。”于可远：“是，阿母。您老还记得我大婚当日，在岳父那吏部发来的任命文书吗？”邓氏：“封你为翰林院编撰，这个阿母自然是知道的……问这个干什么？”于可远：“那阿母想来不知道，像任命文书这种东西，并非由翰林院拟写。唐代初置翰林院，原本是安置文学、经术、卜、医、僧道、书画、弈棋人才的部门，并非正式官署，晚唐以后，翰林院逐渐演变成起草机密诏制的机构，所谓‘天子私人’之称，到了宋朝便和科举接轨。但到了我大明朝，这些功能完全被内阁取代。”邓氏：“是闲赋吗？不用牵涉进那些人的争斗里？”听到这里，于可远已经明白邓氏在担心什么。“朝廷调儿子去翰林院，就算作为国子监监生，也是极罕见的，只在太祖和成祖年间有过先例。翰林院的很多事情虽然都被内阁取代，却也成为养才储望之所，通俗点讲，凡是朝廷看中之中，都会放进翰林院历练，或是三年五载，便能熬出个名头来。阁老重臣或地方官员，基本都将翰林院作为最好的踏脚石。”邓氏不由舒了口气，“不管怎么说，不用去了北京就参政，哪怕是一年半载，有这个时间缓冲，你到底能摸出个大概，不至于冲动，也就免受很多无妄之灾。阿母不求你登峰造极，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于可远：“是。”邓氏：“阿母不想你掺和到高阁老和徐阁老之间，为难不说，阿母担心你有杀身之祸。”接着坐了起来。于可远连忙扶着邓氏在炕头靠坐好，然后道：“不会的，这一点阿母放心。”邓氏不说话了，两眼先是望着床那头出神，然后望向小厨房里忙碌的身影。于可远：“我能做的，无非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这几样，都没什么危险。师相找我，也不会让我定在前头，最多出谋划策罢了。”邓氏：“你父亲走得早，很多事情没教给你，阿母也没这个本事。你现在出息了，懂得比阿母多，但唯独一样，你要牢记于心。”于可远：“是。”邓氏：“做人不能三心二意，不能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我于家男儿可以贫贱，但不能丢了良心。邦媛这个儿媳妇，阿母是认的。”于可远握着母亲的手，“阿母，您老放心。”邓氏：“去吧。”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满天的星星像是在眨眼。邓氏在于可远和高邦媛的搀扶下来到院子里，阿福也过来了，算上喜庆，五个人都站着，这一刻谁都没有讲话。于可远左手提着包袱，右手是高邦媛为他准备的一些吃食。母亲，妻子，妹妹两眼都望着他。“阿母，媛儿，阿福，我要走了。”于可远这样说着，但还是站在那里。邓氏望着可远。阿福也望着可远。高邦媛这时才抬起头，望向丈夫，眼底是欲泄却要溢出的情深，“天越来越凉了，注意保暖。我会侍奉好婆母的。”于可远点点头。他沉默了少许，终于还是将东西都放在地上，跪下来，向邓氏叩了头。高邦媛也跟在于可远身边向邓氏跪下。于可远深深三拜，抬头时，已经见到阿福搀着抹眼泪的邓氏回到了屋子里。高邦媛这时也跪在那里，泪光闪闪，“珍重。”“珍重！”于可远又慢慢地提起了行李，毅然转过身，走出了邓氏这间小院。从于府出来时，高拱吩咐的马车已经停在了府外，随车来的是昨天捎信的那书童。“于大人！”那书童拱手拜道。于可远抱拳回礼，带着喜庆上了马车。从山东奔赴北京的众人却是另一番光景。前头是囚车，浩浩****数十辆囚车，里面押着严世藩和岐惠王等一众人。后头是大人们的马车，也有数十辆。……到北京城已经是十余日之后了。在如何处置严世藩和岐惠王等人这件事情上，并没等高拱和张居正们回来，朝廷已然有了决议。这对那些置身于光怪陆离的朝廷之外的人来讲，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是有些奇怪，虽然百姓们看到的都是严党和清流的官员们互相谩骂职责，相互痛斥对方无能、无品、无德、愚蠢至极和玩忽职守，但对于严党内部和清流内部的斗争却很少了解。事实上，与对立党派的成员交朋友，远比同党内人士交朋友容易——因为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与本党派通辽之间恰恰如此。岐惠王和严世藩皆被判处斩，这事徐阶肯定出了不少力，但那些和胡宗宪一脉的人也在大放异彩。这是他们坚定立场的最好表达机会，可谓墙倒众人推，朝廷一片叫好。在路上，所有于可远的翰林院同僚，理所当然地处于激烈的竞争中。有些人站在徐阶立场，便一定有人站在高拱的立场。他们都在忙着对付真正的敌人——严党——以至于完全腾不出工夫互相倾轧。但于可远有种预感，从最近这些同僚的气氛来看，有人要玩点政治花样儿了。还有很多事也让于可远感到不安，趁着到北京城还有些时间，刚好能考虑一下。于可远意识到早先和海瑞走得过近其实存在一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之前，一定要确定对方的立场，就算确定不了他的立场，也一定要确保对方是无害的，否则他就别想保住权力。事实上，说句自相矛盾的话，越是对政治缄默，反而你的活动空间就越大。发表政见就像是现场演出：百官能看到的是表演，从而做出反应。但就像演出一样，是为了公开秀出一些东西，这样就得私下里做出很多能与你演出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留下隐患。所有东西都要在演出前进行反复删改，不到排演正确就不能开口。当然，于可远现在也完全赞成在必要的场合需要表达立场。但作为翰林院编撰，缄默和中立应该是他的特权，作为一个工具人，应该由他决定什么时候让其他人不明真相，而不应该由旁人决定让自己不明真相。他决定应该让同僚先表态。绝不要说“我认为……”，而总要说“你认为……怎样”。在一个驿站时，高拱主持了一场关于岐惠王吞并土地如何偿还百姓的会议。高拱告诉众人他并不满意户部的提议，让百姓重新“买”回自己的的土地，他提出要重新起草。这似乎不算是个答复。实际上，就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探讨过很多次了。过不去的一道坎是，徐阶背后的乡绅世家大族想要从里面分一杯羹，就注定百姓们要受难。谭纶为此争辩：“阁老，下官以为这个事情应该回到内阁，召户部官员共同议论。”高拱对他说确实要在内阁议，但那时议题就不是这个了。“确实如此。”他说，“那时要议的就是如何督查，确保百姓能如实地拿回自己的土地，而不是被一些人中饱私囊。”“阁老，您过虑了，严党已倒，天下太平，谁又会做这样的事呢？”典型无聊又迂腐的诡辩。高拱对于语言使用的精确性有种执着的强迫，又对谭纶这个人如何也看不惯，便直接无视他的废话，对张居正道：“太岳你意如何？”张居正这个人很聪明，他并没直接反驳高拱，而是讲了个典故。“战国末期有个韩国人，他思维敏捷，才学超人，文章经常被人竞相传颂。这个人的《说难》《孤愤》被传到秦国，秦王看后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并和他来往交游，死而无憾！”秦国于是发兵攻韩，韩国便将他交给秦国。当时秦国丞相李斯是他的同学，嫉妒他的才能，屡次中伤，最终他被关进监狱。李斯后来送去毒药，逼他自杀。后人把他的文章编到一起，成就了《韩非子》一书。《韩非子·大体》论述办事应着眼于大体，应把握全局，有千古流传的一句：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之难。更有《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的千古名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高拱脸色就很不好。戚继光打圆场说，他很乐于更多次的探讨，毕竟点子就是争吵出来的。他当然乐于。不必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当然要谈！”高拱接着说，“太岳的意思，我明白了。水太清澈，意味着杂质太少，鱼就无法生存。但不知太岳所讲的鱼是谁，杂质是谁，水又是谁？”“今日是我，明日是你，后日也有可能是他人。”张居正轻声细语地说，“我们都是局中人，都有可能成为那条鱼。”高拱沉默了。赵贞吉眯着眼笑了笑，望向翰林院一帮官员，“你们也说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