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八章 减租减息

嘉靖四十年终于过去。在今年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修道多年的嘉靖皇帝，却突然起了凡心，下旨内廷办了停办多年的鳌山灯会。所谓鳌山灯会，就是将花灯扎成鳌山一样，这是明代一项皇室的春节庆祝活动。看着热闹的灯山，皇帝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从去年开始，从前“寒暑不侵”的道君皇帝，已经感受到了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即使是独有天下的皇帝，在死亡面前依然是无力的。死亡，是大自然对所有人最大的公平。帝王将相会死，普通百姓也会死。嘉靖皇帝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他越发为了空****的宫殿而感到恐惧。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中年时期认真培养的继承人死了，他的童年好友陆炳也死了。和皇帝作对的杨廷和父子也死了，在大礼议中帮着他对付杨廷和的夏言也死了。皇帝感觉到了孤独，看着如同山一样的灯会，终于有了一丝人间烟火气息。只不过这热闹的鳌山灯会背后，又有多少被逼迫到饿死的扎灯艺人，又有多少衣不蔽体的百姓为了这热闹而被驱赶到街头，最后活活冻死在路边的。百官依然向皇帝上贺表，但是朝堂的局势已经有了变化。巡视福建市舶司的鄢懋卿，等到元宵结束就即从离开京师前往福建。严世蕃又在年后纳了第十房的小妾。严嵩的身体愈发的老了，他已经听不清楚了，眼睛也快要看不见了，走起路来都要人搀扶着，皇帝都特旨他可以乘坐轿子进宫去内阁办事。李贽并没有随着方望海回家过节。这段时间，李贽在南京国子监也没有好好上课，而是不断在南直隶游历，他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在游历的途中，李贽结识了一名好友，泰州学派的梁汝元。说起来也是历史时间线顽强的收束能力，李贽在苏泽的影响下，并没有加入泰州学派。他一直帮着方望海和苏泽做事，但是在方望海逐渐被排挤之后，李贽就开始在南直隶各地游历。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福州水师新军开始给琉球朝贡商船护航，福建那边又开始收购丝绸了。一南一北两条贸易路线，让上海缉私总团的码头成了下金蛋的鸡，成了当地官府和南京六部都垂涎的香饽饽。为了保住这个港口，苏泽也用了不少手段。比如在长江口又会出现一些“倭寇”，这些倭寇会恐吓从其他港口出发的船只，也会故意在长江口航行，让南直隶上下都不敢裁撤缉私总团。另外一个就是苏泽也和江南的大家族合作，和他们谈比较低廉的港口价格。这些大家族也想要自己修建港口，比如松江府徐家就在崇明岛上修建了码头。可没想到，去年十月份突然涨水，将徐家的码头给淹没了，徐家在崇明岛的投资损失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这些大家族也发现，一个又安全，又能停靠海船，又能不被海上风浪影响的码头，是多么稀罕的地方！很多家族在江南的海岸线寻找了一番，发现只有上海这个疙瘩地方是天然良港。这苏泽的眼光也太毒辣了！最憎恶苏泽的徐家二公子，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这么一下来，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就在福州航运通畅，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与此同时。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