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新注》出版之后,新学之风在东南更甚。特别是东南的各家书院,如今都在憋着劲研究新学。孟子的民贵学说本来在明代就很有市场,从王阳明的遮遮掩掩,到王学泰州公开喊出来,在苏泽那个历史时间线上,明末的时候,“主权在民”几乎是算是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了,喊得最响的就是那个“东林党”。《三经新注》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语境,在苏泽【六经注我】的被动技能下,苏泽用《孟子新注》发展出一套“天赋民权”的理论纲领。除此之外,苏泽又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提出一套理性主义的思想。其实这套理论对读书人也不算新鲜了,就是在汉代王充的理论下,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所谓“天道自然”,就是彻底扯掉儒学中有关“谶纬”“天人感应”等这一套理论,提出天地万物都是自己运动,没有在自然之外的神秘推动力。苏泽和王充的理论不同,苏泽又提出了“天理”和“人文”两门学科。研究“穷究天地之变,研究万物之理”的学问,被称之为“天理”,苏泽不仅仅将算学、格物放在“天道”之中,还将“天文学”也放入“天理”之中。而“明古今之经验,论今人得失”的学问,则被苏泽称之为“人文”,历史、文学和律法,都是研究“人文”的学问。苏泽也指出,“天理”和“人文”都是两门可以通往成圣之路的学问。穷究天理,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就可以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发现,这和儒家著书立作一样,都是一种“不朽”。研究人文,练达人心,能够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人文经验中提出启迪人民的思想,同样也是“不朽”。紧接着苏泽通过《大学》,提出了新时代的新道德。朱熹在给四书五经做注的时候,尤其重视给大学做注疏。他在提出了所谓的三纲和八条目,算是给后世儒家读书人提出了读书人修行的最终目标。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明明德”,就是于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苏泽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所谓的“明德”,并不是玄而又玄善恶难辨的“德性”,而是要通过思考和实践,学习有关“人文”的知识,要“明”的是万民共有的道德。“亲民”则是要走到百姓中去,而不是脱离百姓去高谈阔论“明德”,以民为主,明社会万民的道德。“止于至善”则不仅仅是自身修身,而是要通过“明德”和“亲民”两步,达到天下大同的“至善”境界,最终做到大公无私的道德水平。当然这三纲只是“成圣”的目标,苏泽提出的只是一个方向。而对于八目,苏泽则批判朱熹解释错了。读书人要先有“平天下”,也就是追求“天下平等”的心。有了“天下平等”的心,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治理好家庭,才能修行好自身,这样才能正视自己,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最后才能穷究事物的道理,达到格除外物而天下至公的境界。《三经新注》一出,立刻在东南引起轰动,各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刊登《三经新注》有关的文章。有批判的,有赞同的,这场辩论在东南各地的县学府学,书院学院中进行,也有不少旧儒在报纸上刊登文章驳斥苏泽。而苏泽连续写了十三篇文章,在【雄辩】和【六经注我】这两个强力被动技能加持下,一一将这些大儒驳倒,新学在东南更盛。对于年轻的读书人来说,《三经新注》却更对他们的胃口。比起之前的要求先修身再治天下的朱熹八纲,苏泽这一套理论更入世,更具有实践性。而且比起完善难以验证的内心道德,追求“天下平等”则更有实践性。还真的有年轻的读书人看到了《三经新注》跑到了城外农村,帮着百姓一起耕种劳作,处理纠纷,安抚乡民,帮助百姓发声。而百姓看到这些读书人来帮助他们,也对这些读书人非常尊重,让更多的读书人体会到了被人尊重和需要的感觉。而另外一些原本就对道德文章不感兴趣的读书人,现在也可以堂而皇之的研究苏泽所说的“天理”了。毕竟苏大都督也说了,通晓“天理”也同样能造福万民,你看新的织布机不就是了吗?新学之风不仅仅刮出了江南,就连明廷控制的区域,也被这股风潮影响。正在徐州的张居正,正在书房中阅读苏泽的《三经新注》。看完之后,张居正只能叹息了一声,这几日他都在钻研《三经新注》,想要从书中找到漏洞攻击苏泽的学术,只可惜张居正的经学水平不够,根本找不到能够反驳的地方。而《三经新注》所提倡的“天赋民权”,“理性主义”和“入世实践思想”,也很对张居正的胃口,他本来就不喜欢陆王心学中的那些空谈的部分,苏泽的新学更有操作性和入世性。张居正叹息一声,命令书童将《三经新注》用快马送到京师去。这些日子整个明廷大事不断,先是隆庆登基,又是嘉靖退位。高拱提出新务运动之后,张居正就在徐州上书支持,也在徐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务运动。可就在明廷上下期待着这场“改新”,能够让朝廷焕发新活力的时候,湖广景王受诏的消息传来,明廷震动!湖广是大明的粮仓,重要性可想而知,谁也没想到上皇在退位之前竟然还发过这样的圣旨。湖广是张居正的老家,如今家被偷了,张居正的心情烦躁。他有预感,朝廷肯定会优先对付景王,而自己这支驻扎在徐州的军队,很有可能被调往湖广镇压。那自己在徐州的经营,岂不是要拱手让给东南贼?和张居正预料的不错,在景王高调在武昌宣布受诏,起兵对抗东南贼之后,京师的明廷震动。隆庆连忙召集手下重臣开会,商讨如何应对。这一次,群臣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内阁首辅杨博直接表示:“陛下,景王受的是上皇的乱命,我大明自靖难后,从没有藩王领兵的道理,请陛下速发旨意镇压!”高拱也说道:“今年秋冬二税已经在征收了,此时湖广不容有失,从京师调兵都太晚了,请陛下给徐州的张居正下令,让他出征湖广!”隆庆也明白镇压景王的重要性。东南贼确实棘手,可是和景王比起来那就是远忧了,此时景王才是近祸。不过刚登基就逼迫父皇退位,如果再打景王,日后史书上怕是要留下“逼父杀弟”的骂名。这些日子隆庆的政治水平也有所长进,他捂着脸说道:“骨肉亲情,实不忍动刀兵啊!”高拱立刻说道:“陛下!景王若是念及骨肉之情,听到您登基的消息就应该乖乖退回德安,而不是起兵夺取湖广军政大权,他这是在谋逆!”隆庆擦干眼泪说道:“朕也问,要攘外先安内,既然如此,那就给徐州的张居正下令,让他立刻进入湖广,镇压景王叛乱。”“陛下英明!”就在明廷调兵遣将,忙着镇压景王的时候。在今年的秋粮入库之后,东南果然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率先动手的是没有参加北上作战的第四旅。第四旅的前身是戚家军,南下广州作战之后就一直在广东休整。其实在占据了潮州和广州之后,明廷基本上放弃了广东沿海各府,将广东所有的兵力都抽调了韶州府,驻扎在韶关。明廷还从广西调遣狼兵囤驻在连州城附近,明廷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防止广东的东南新军北上进入湖广。韶关,是连接广东和湖广的重要通道。早在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的时候,于都庞、萌渚两岭余脉间筑潇贺古道,由湖南道州、桂岭直达广东的封开和韶关。这条路至今依然是连接湖广和广东的重要通道。对于明廷来说,广东沿海州府丢了也就丢了,反正这个时候的广东,还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明代的广东人口并不多,开发程度也比较低,上缴的赋税在两京十三省中也是倒数的,而且距离京师太远,本来就属于非核心的地区。而湖广则是明廷的粮仓,又是水陆交通枢纽,是绝对要死守的。看到明廷收缩的动态之后,在广州府的谭纶也不客气,在今年秋粮征收完毕之后,立刻让俞咨皋四面出击,占领沿海的府县。俞咨皋先是向东,攻打惠州府,和潮州府连成一片。紧接着又立刻向西,先后攻占肇庆府,高州府和雷州府,隔海相对的海瑞老家琼州府(海南)闻风而降。至此,除了粤北的韶关府、南雄府,以及粤西的廉州府之外,其余州府尽数录入到了东南之手。谭纶之所以不攻打粤西,是因为广西的民族问题复杂,多次发生叛乱。比如藤峡盗乱,从成化年开始时叛时乱,当年王阳明在嘉靖继位初,就曾经担任两广巡抚,在广西镇压叛乱。后来张经也在广西平叛,(胡宗宪抗倭前任),他在广西经略多年,收服了一支狼兵部队。后来张经带领狼兵入浙,因为狼兵作战不利被弹劾,这些狼兵就遣返到广西。张经被杀之后,不少狼兵都统都为张经鸣不平,又打着给张经复仇的名义重新叛乱。谭纶知道广西的复杂情况,此时还不是介入广西事务的好时机,所以只让俞咨皋打完了雷州府就停手。而北上粤北攻打韶关,则是因为广东的地形决定的。广东北高南低,通过南岭将湖广和广东隔开,而韶关府就处于南岭的区域,地形险要山地众多。这对于步炮为主的东南新军来说,韶关是很难大规模行军攻打的地方。而明廷在韶关的知府黄泰,是曾经追随张经在广西平叛,军事经验丰富,老成持重,所以谭纶也没有让第四旅轻易北上。只是此时这位黄知府的处境也很微妙。北方混乱,第四旅是从海上奇袭广州城的,广东布政使和都指挥使,这一民一军广东两个最高级的官员,全部都落入到了东南新军之手。黄泰接到了消息之后,立刻发动整个韶关府的军队驻守韶关。从粤南撤出来的军队,向南都是大海没地方可以退,所以也只能北上,纷纷聚集到了韶关。黄泰已经六十岁了,虽然军事经验丰富,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无法事事亲力亲为。黄泰挑选一部分还能作战的精兵编入其中,剩余的则让他们继续北上。黄泰在韶关聚集了万人,又依托地形修建了山寨,倒是将韶关守卫的很森严。之所以只留下万人,还是因为韶关没有足够的粮食。黄泰在韶关忙里忙外,接着又不断北上湖广,请求湖广的支援。可是黄泰派去求援的人石沉大海,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倒不是说黄泰的手下不努力,而是大明的湖广实在是太大了。明代湖广包含现代湖南和湖北两块地区,治所在武昌。黄泰的手下从梅关古道进入湖广南部(今湖南),然后又一路北上,好不容易才到了武昌。正好又赶上了景王奉诏的事情,湖广巡抚游居敬被景王扣押,整个湖广乱作一团。黄泰的手下哪里敢掺和景王这种事情,连忙派人向黄泰传信,报告他湖广的变化。黄泰久久的等不来支援,只能召集韶关府的富户,强行摊派军粮。韶关多山,本来也没有多少粮食,这些富户只能散尽家财北上湘南买粮。本地富户还有些地方关系,可以少受一点盘剥。那些从粤南逃难的富户基本上就是倾家**产的命了。可即使这样,韶关的粮食依然不足,不少士兵都饿肚子开始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