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铸币司从户部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自然是为了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脱钩,尽量减少官府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近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财政,而随着近现代化的加快,随着市场越来越复杂,官方能够直接介入的经济事务反而是变少了。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村子原本只有一家店铺和一家工坊,那么这个村子的经济活动就很容易控制。只要规定这个店铺贩卖的商品价格,规定这家工坊的生产的东西就行了。可如果这个村子有一百家店铺,一百个工坊,那么只靠着官吏,就没办法直接控制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品类越丰富,经济活动越频繁,那官府对于具体经济事务的控制力就越低。这时候需要调控经济,就只能依靠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了。所谓的经济政策,就税收、法律、港口政策这一类的调解工具,其中还包含了官府主导的投资等一系列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举措。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市舶税了。对不希望出口的商品加征出口的税收,对于鼓励进口的商品减免税收。对鼓励发展的工业门类减税,对不鼓励发展的工业类别加税,起到对工业品类宏观调节的作用。如今东南的户部,就是这样的一个部门。除了经济政策之外,能影响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就是货币政策了。货币政策所控制的唯一变量,就是钱。市场上的钱多,那么物价就要涨,市场上的钱少,物价就要跌,这是最经济最直接的控制手段。当然现代国家还可以通过利率来控制整个经济市场。通过加息,让居民储蓄增加,减少过热的消费需求。通过降息,减少用钱的成本,促进消费,减少经济通缩的风险。只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东南银行体系还处于萌芽阶段,各家银行票号的利息还都是独立的,并没有指导银行票号利息的部门。所以在贵金属货币时代,铸币就是影响整个经济市场的货币政策。将铸币司独立出来,减少整个官僚系统对于铸币事务的干预,则能够强化民众对于货币的信任。实际上后世各种标榜独立的央行,都免不了被官府影响,所谓的独立性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掩耳盗铃,或者缺乏一个基本的制约,那和明廷一样滥发货币的事情就很难杜绝。这几乎是一定的,只要铸币印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是圣人也没办法控制啊。明初宝钞的崩溃,就验证了这个定律。朱元璋的宝钞原本已经通过国家强制力推行到全国了,虽然宝钞和现代意义的纸币不是一种东西,比如宝钞不能随意兑换成其他货币,但是已然算是信用货币的雏形了。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花钱就开始大手大脚起来。朱棣南征北战,又修建紫禁城,又派遣郑和下西洋,明廷能够支撑下来,靠的就是不断发行宝钞。结果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宝钞信用,就被朱棣一个人用光了。后面的皇帝发起了多种救宝钞的运动,最后都因为滥发无度而救不回来了。而这场流毒甚至到了今日,如今东南也不敢推出信用货币,因为老百姓实在是被宝钞弄怕了。苏泽认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生货币滥发的问题。但是谁又能保证以后就不会滥发?能保持一定独立性的铸币司,以后就可以升级央行,负责制定长期的货币政策。苏泽对着方望海说道:“铸币司还是要从户部独立出去,以后铸币的事情要和加税一样,在制宪会议上做报告通过,这也算是有一个制约。”众人都是一惊,本以为苏泽要将铸币司挂到内阁下,成为一个直接向内阁负责的部门。没想到苏泽竟然直接要将铸币司挂到了制宪会议下,成为和内阁并列的独立部门。不过想想似乎也是理所当然,户部已经整个东南的第一大部了,户部的影响力甚至在超越吏部。毕竟在东南,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负责经济事务的户部,就是财政的“源头活水”,只要户部对某个地方稍微倾斜一些,一个产业就能起来。说完了铸币的事情,方望海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大都督,上一次上海特种钢材市场的事情。”“大理寺这边已经有了公论,买卖期货合同没有违法的地方,任福和林安的收益都是合法的。”苏泽点点头,何心隐带领的刑部非常繁忙,东南的事务千头万绪,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事务。大量新领域需要法律来规范,但是依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专门的裁决。何心隐干脆将大理寺改组,选了一批精通律法和法理的官员,又吸收了一部分研究刑名司法的学者作为顾问,修改了大理寺的职能。除了要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之外,各种地方上有争议的司法问题也会送到大理寺进行公议。大理寺则会选择九名官员,分别对这件事书写自己的意见,并且要将自己的处理思路写出来。九名官员的意见形成的公议会发给提起公议的部门,作为遵照执行的临时法律依据。不过东南并不是采用判例规则的法系,大理寺会搜集公议的问题,然后在制宪会议上提出制定成文法。“不过大理寺认为,这是买卖合同而获得的收益,应该按照印花税来收。”因为怕同僚不了解税收问题,方望海解释道:“印花税,就是在港口市舶司收取的,官方对合同进行公证的税,如今也是市舶司一项重要税收。”“任福和林安已经按照印花税认缴了。”“不过户部认为,民间买卖订单有失控的风险,涉及预售的问题牵涉多方,一旦有人卷款就会发生类似于保险的金融问题,所以暂时叫停了钢材期货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