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季首次发表于《新世界》(New Worlds)未曾被收录于书中“所有的科幻小说创意都已经被用完了!”我们多少次听到编辑、作者和科幻迷的这种抱怨,他们中的哪一位都不该这么想。即便这话是真的——其实根本不是,它也毫无意义。你认为普通、平凡的小说的主题是在多久以前被用完的?我想应该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个时候吧。这一事实一点也没有妨碍现代名著铺天盖地地涌现,量大而价格从优。不,现有的材料足以支撑无限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每个故事都值得阅读。人们太过强调新的想法,或者说“思想变种”,太过强调“标新立异”。它们自有其妙处——能够引领读者进入奇异的、令人愉快的幻想区域——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人物塑造和以自己的个人风格处理一个普通主题的能力。因此,尽管批评温鲍姆的人很多,但我坚持认为,就算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如果除了纯粹的文学性之外,一个故事还能有新颖的构思,那就更好了。悲观主义者大有人在,但其实还有千千万万个主题是科幻小说从未触及过的。即使是在这个日益萧条的年代,一些真正原创的情节仍然照亮了我们的黑暗。《斯芬克斯的微笑》[1]就是这样一部;再往前追溯,我们有《人类白蚁》[2]——也许是《罪恶屏障》[3]出现之前所有同类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只要科学在进步,只要数学还在发现“2乘2绝不等于4”的不可思议世界,对那些任凭自己的思想手持护照在可能性的边界上游**的人来说,新的想法总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翻滚。这里没有海关的监管,在那些邻近的土地上旅行时看到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带回去。但是在“不可能”的国度里,有许多奇观太过精致和脆弱,撑不过运输过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新事物,然而一切又都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哪怕最迟钝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也至少有一次发现自己正怀着惊奇甚至或许是恐惧的心理在思量一些新颖而惊人的想法——新颖而惊人得简直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无比精妙的心灵。这样的想法在意识当中来去匆匆,往往在消失之前只能留下惊鸿一瞥,但有时就像彗星终于被巨大的恒星困住一样,它们无法逃脱,心灵从它们顽固的材料中锻造出文学、哲学或者音乐的杰作。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就是基于这样转瞬即逝的零碎主题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也许能够和相对论以及我们对太空的征服并列,称得上二〇〇〇年之前本世纪最伟大的成就。即使在逻辑设定的限制内,艺术家也不必因为缺乏材料而忍饿挨饥。我们可以嘲笑费恩[4],但我们必须佩服他的思想之壮丽和丰饶——哪怕不严谨。在一个不那么短暂的领域里,斯塔普雷顿[5]已经制造了足够的主题,足以让一代科幻小说作者忙得不可开交。其他人没有理由不做同样的事情。幻想中真正基础性的思想很少得到充分的挖掘。谁曾敢于在故事中表现不朽的真谛,探讨它对进步和演化的终止,以及最重要的,它对青春不可避免的破坏?只有凯勒,即便他也仅仅是随声附和而不是表达真正的见地。谁有勇气指出,只要科学的力量足够强大,转世是可能的?那将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啊!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最普通的行为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却并未发生——但总有一天会发生。想象一下,正在和你通电话的人走进房间,和同事开始了对话;或者当你晚上临睡前打算关灯时,却发现它从来没有开过,那该有多奇怪?或者当你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酣睡,又会是多么震惊!这就像在街上遇见自己一样令人不安。我也常常在想,如果一个人采取极端的唯我论态度,认定自己的心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会发生什么?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尝试将是极其有趣的。值得怀疑的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力量能够影响到一个忠实于这种哲学的信徒。他总是可以不再为我们着想,于是我们便会陷入混乱。粗略估计,具有原创性构思的奇幻作家有十几位。今天,我只能想到两位,不过“未知”的书页也许能把更多这样的作者呈于读者面前。当今科幻小说的问题,就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是在追求奇异的时候,错过了明显的东西。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想象力,也不是更少的想象力,而是适度的一些想象力。[6](译者:秦鹏)[1] 《斯芬克斯的微笑》:美国作家玛丽·玛格丽特·布维发表于1911年的小说。[2] 《人类白蚁》:美国作家戴维·亨利·凯勒发表于1929年的科幻小说。[3] 《罪恶屏障》:英国作家埃里克·弗兰克·罗素发表于1939年的科幻小说。[4] 约翰·罗素·费恩(John Russell Fearn, 1908—1960),英国科幻作家。[5] 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 1886—1950),英国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代表作为《最后与最初的人》。[6] 本篇在体裁上并非小说,但被收录于原版中,因此本书也依照原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