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

首次发表于1951年8月号的《科幻与奇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收录于《远征地球》在德国V-2火箭项目的启发(如果这个词不太做作的话)下，人们想出了“优势”这个词。人们事后聪明地知道，第三帝国企图研发洲际弹道导弹，不过这已经太晚，它无法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而只是耗尽了自己的资源，便宜了同盟国。《优势》被公之于众后，很快就被编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课程大纲，以便警告学生，“好”的敌人往往是“更好”，而这两者的公敌是“最好”，因为一切都太迟了。我必须坦言，这篇讽刺短文当中的两个角色原型是沃纳·冯·布劳恩博士[1]和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将军[2]，这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我得澄清一个事实，沃纳其实跟人们普遍想象中的奇爱博士形象并不一样，他的幽默感非常强，很多为他工作的人，不仅是德国人，也包括美国人，都很喜欢他。我做如下声明完全出于自愿，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博同情，也不是为了请求法庭酌情对我减刑。允许我阅读的报纸、监狱广播中诸多谎话连篇的报道，我写这份声明就是为了驳斥它们。这些报道对于我们战败的真正原因所做的描述完全错误，战争结束后，作为我方军队的统帅，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此类诽谤表示抗议。我也希望这份声明能够解释我两次向法庭提出一项申请的原因，我现在请求法庭的帮助，而且我认为，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我的请求。我们失败的终极原因非常简单：和现有所有描述完全不同，战争失败和我方士兵缺乏勇气毫无关系，也并非舰队的错误导致。打败我们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敌人的低劣科学。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是被敌人的低劣科学打败的。战争开始时，我们毫不怀疑胜利属于我们。我方盟军的舰队加起来，无论数量或装备，都远胜对手，在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我们都遥遥领先。我们确信自己可以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哎，但事实证明，我们太过天真了。战争刚开始时，我们的主要武器是远程自导鱼雷、可控球状闪电和各式克莱登射线。每个舰队单位都配备了这些武器，尽管对手拥有类似武器，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设备威力小得多。更何况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军事研究组织，在这样的优势下，我们根本不可能输。直到五日战役发生前，战争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毫无疑问，我们赢了这场战役，不过这场战役证明对手比我们预想中更强大。我们认识到要赢得胜利可能比预计中更加艰难，耗时更久。所以高级指挥官召开会议，探讨未来的战略。在其中一场战争会议上，诺顿第一次出现，他是一名教授，也是一位将军，他接替我们最伟大的科学家——刚刚过世的马尔瓦尔，刚刚上任研究室主任。就我方武器的效率和攻击力而言，马尔瓦尔的领导比其他任何因素的贡献都更重要。他的逝世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也没有人质疑这位继任者的才华。尽管我们很多人就“指派一名理论科学家就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是否明智”进行了一番争论，但质疑被驳回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诺顿在那次会议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军事顾问们有些担忧，和往常一样，他们向科学家寻求帮助。他们提出，是否可以将现有武器进行改进，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扩大现在的优势？诺顿给出的答复非常出乎意料。马尔瓦尔也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他总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实话实说，先生们，”诺顿说，“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现有的武器已经基本上没有改进空间了。我并不想批评我的上一任，或者研究室过去几代人完成的杰出工作。但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装备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恐怕这是尊重传承的结果，但传统已经变得保守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室一直致力于完善旧武器，而非研发新武器。所幸我们的对手也不算聪明，但是我们不能假设他们永远都会这样。”诺顿的话让大家感到不太舒服，这无疑正是他的本意。他很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们需要的是新型武器，和之前截然不同的武器。我们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当然它需要时间。不过我继任之后，已经让一些年轻人顶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科学家，将研究方向引导到一些尚未探索却很有前途的领域。事实上我相信战争的变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都持怀疑态度。诺顿的声音中带有一丝浮夸的腔调，所以我们对他的话并不信服。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从没承诺过任何尚未在实验室做到尽善尽美的东西。在实验室，这几个字才是最重要的。不到一个月，诺顿就证明了自己所说的话，他展示了湮灭球，它能让半径几百米范围内的所有物质都彻底分解。我们完全陶醉在新型武器的强大威力之中，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缺陷——这个球体一生成就会立刻将它非常复杂的发生装置摧毁。当然，这意味着它不能使用在战舰上，只能安装在制导导弹上。研究室很快开展了一个大项目，将所有的自导鱼雷装载上这种新型武器。那段时间，所有针对敌人的进一步攻击都停滞了。现在我们认识到，那是我们犯的第一个错误。我仍然认为这个错误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那时候，一夜之间，所有现有武器在我们眼中都成了废物、过时产品。我们没有充分估计的是这项任务的工作量，以及把这个革命性的超级武器推向战场所要花费的时间。一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也没有经验可以作为参考。武器的改装升级问题事实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设计一类新鱼雷，因为目前使用的标准模型太小了。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大型船只才能发射这种武器，不过我们准备吃了这个亏。六个月之后，重型军舰都装上了湮灭球。训练操作和测试表明，武器的操作性令人满意，我们打算将它引入实战。诺顿已经被视为胜利的缔造者接受人们的欢呼了，甚至还半许诺了更加威猛的武器。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情。在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的一艘战舰彻底消失了，之后的调查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船上的远程雷达能够让湮灭球在发射后迅速引爆。只须进行细微的调整，我们就克服了这个缺陷，不过这导致武器推向战场的时间又延误了一个月，并导致战舰部队和科学家内部形成了糟糕的预感。我们再次准备好将它推向实战，这时候诺顿宣布，湮灭球的有效半径已经增长了十倍，也就是击毁敌军舰船的概率增长了一千倍。所以我们又重新开始进行调整，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这次延误是值得的。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没有进行进一步攻击，敌军变得大胆了起来，对我们展开了意外的突袭。由于我们的工厂生产不出鱼雷，舰船上鱼雷短缺，而且不得不退役。因此我们失去了克拉恩星系、佛罗拉诺斯星系和拉姆山卓行星要塞。这个打击有点令人沮丧，但并不严重，因为他们夺走的星系并不友好，而且很难管理。我们丝毫不怀疑，只要新的武器投入使用，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些希望只实现了一部分。当我们重新发起进攻时，投入实战的湮灭球数量比计划中更少一些，这也是导致我们获得的胜利有限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更加严重。我们在舰船上尽可能多地装载这种无敌武器时，敌人正在疯狂制造舰船。他们的舰船是老规格，上面的武器是老武器，但是数量远超我们。真正开始作战时，我们发现，对我们进行远程攻击的舰船数量往往是我们预想中的两倍，从而导致自动武器的瞄准错误，产生了比我们预计中更大的伤亡。敌人的伤亡当然更大一些，因为湮灭球一旦击中目标，毁灭无可避免，但是敌我之间的损失对比并未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悬殊。而且主舰队参与作战的时候，敌人对我们控制力较弱的艾利斯顿、达拉诺斯、卡曼尼德和法拉尼登这些星系进行了大胆攻击，并把它们全部夺走了。于是我们就面临了威胁，敌军离我方大本营只有五十光年了。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高级指挥官们相互推诿指责。大多数人的抱怨对象都是诺顿，塔克拉利斯大将军专门指出，正是我们公认的无敌武器，导致我们的战力大不如前。他宣称我们应该继续建造传统战舰，以防失去数量优势。诺顿也非常生气，把舰队军官们叫作忘恩负义的笨蛋。但是我看得出，他对这些意外转折感到担心，事实上我们都很担心。他暗示说，可能存在一种快速扭转情势的方法。后来我们才知道，研究室已经研究战争分析机很多年了，但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们也有点太容易神魂颠倒了。诺顿的观点也颇具有**性的说服力。他说真正重要的是，如果敌军战舰数量两倍于我方，我方战力能不能翻倍，甚至变成三倍呢？几十年来，战争中的制约因素一直不是机械因素，而是生物因素。对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说，应对三维空间内快速变化的复杂战局越来越难。诺顿的数学家们研究了过去发生的一些经典战役，证明即便我方获胜，我方运用到的舰队战斗力也不到理论战斗力的一半。通过将操作人员替换为电子计算机，战争分析机就能改变这一切。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并不新鲜，但在此之前，它不过就是一个乌托邦美梦。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难相信美梦能够成真，不过，进行了几次非常复杂的模拟战斗后，我们被彻底说服了。我们决定在四艘最大的战舰上安装分析机，这样每一支主舰队就都配备了一台。此时问题又出现了，不过我们后来才意识到。分析机当中只有不到一百万个真空管，需要五百名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和操作。要让这些人都登上战舰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四支舰队都各自配备了一艘改造过的载人飞船，技术人员不当值的时候就搭乘这些飞船。分析机安装也漫长而单调，巨大的工作量耗费了六个月的时间。然后，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又要面对新的危机了。我们精挑细选了五千个能力出众的人维护分析机，并且让他们在技术训练学校接受了密集的课程学习。七个月之后，其中百分之十的人神经崩溃，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达到合格标准。人们又一次开始相互指责。诺顿当然说研究室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这样就招致了人力资源部和训练指挥部的记恨。我们最终认为，只能用两台分析机而不是四台，一旦人员训练好了再使用其他两台。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因为敌人仍在进攻，而他们的士气越来越高。第一个配备了分析机的舰队奉命重新夺回艾利斯顿星系。路上，载着技术人员的飞船被战争产生的流弹击中。一艘战舰幸存，不过载有无可替代的技术员的飞船彻底毁灭。所以这次行动不得不终止。另一项远征任务一开始还算成功。毫无疑问，分析机能够达到其设计者的要求，第一次交战时舰队重创敌军。敌军撤退了，于是我方占领了赛弗兰、卢坎、海克山那拉克斯。但是敌方的情报部门一定是注意到了我们战术的变化，以及无法解释为什么战舰周围还配备着一艘载客飞船。他们也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第一支舰队中也有一艘类似的飞船，而且这艘飞船被摧毁后，舰队就撤退了。第二次交战时，敌方利用数量优势，对载有分析机的舰船和那艘非武装随从飞船发起了势不可挡的攻击。敌人的这轮攻击完全不计成本，这两艘船当然配备了大量防御设备，但仍然沦陷了。结果舰队几乎相当于被斩首了，因为切换回过去的指挥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停止战斗，不仅失去了刚刚获得的地盘，还失去了洛里米亚、伊斯玛努斯、贝洛尼斯、阿尔法尼顿和希德纽斯这几个星系。这时候，情况紧急且令人恼火。敌人坚持保守主义，且完全缺乏想象力，他们继续用老式、效率低下但已然数量众多的飞船发起进攻。我们难堪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建造武器，而不研发新的武器，本来能处于比现在有利得多的地位。我们开了很多次激烈的会议，诺顿在会议上为科学家进行了辩解，而其他人都把这些事的发生怪在他们头上。困难在于，诺顿证明了自己所说的一切，他有完美的借口，对此前发生的种种灾难完全免责。而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回头了，对于无敌武器的研究必须继续。起初，这种武器是能够缩短战争的奢侈品。现在它则是我们扭转战局的必需品。我们转为防守状态，诺顿也是一样。他比以前更加有决心重新建立自己和研究室的威望。但是我们已经失望了两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毫无疑问，诺顿率领的两万名科学家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武器，不过我们都不再动心了。我们错了。最后创造出来的这个武器性能如此优良，以至于到现在人们都很难相信它真的存在过。它的名字温和无害又意义不明，叫作“指数场”，从这个名字你根本推断不出来它到底能做什么。诺顿手下的数学家在进行太空性质的纯理论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它，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够在现实世界实现它。要对门外汉解释指数场的原理非常困难。它的技术说明上说，它能够“产生一种指数空间环境，从而让正常线性空间中的有限距离变成假空间中的无限距离”。诺顿用了一个类比来说明，我们中的一些人觉得非常贴切。它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人拿起一个橡胶做的平盘——也就是正常空间区域，然后无限拉长它的中心。这个圆盘的周长不会发生变化，但是“直径”就变成了无限长。指数场发生器会对它周围的空间产生类似的作用。举个例子，假设一艘带有发生器的飞船被一圈敌军包围了。如果把指数场打开，每一艘敌人的飞船都会认为我方飞船——以及圆圈另一头的飞船——从视野中迅速消失了。而包围圈的周长还跟之前一样，只是去往包围圈的中心需要花无限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一艘飞船朝圆心飞去，那么由于空间“比例”的变化，距离会显得越来越远。这是噩梦一样的环境，不过也是很实用的环境。只要一艘飞船携带了指数场，就没有什么能靠近它，即便它被敌军舰队团团围住，敌军也永远碰不到它，仿佛它在另一个宇宙一样。当然不利的一面在于，如果不把指数场关掉，我们的飞船也就没有办法回击，不过，这也能让飞船不仅在防守方面也在攻击方面保持巨大的优势。因为安装了指数场的飞船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敌舰，然后突然出现在它周围。这一次，我们的新武器看上去无懈可击。毫无疑问，我们寻找了所有可能的缺陷，然后才再次投入力量。幸运的是这个装备非常简单，也不需要大量操作人员。经过了大量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立刻投入生产，因为时间已所剩不多，战局已经对我们不利。现在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开始获得的全部领地，敌军已经对我们自己居住的太阳系发起了几次突袭。舰队装载新装备、研究新战术的过程中，我们抵挡住了敌人。实战中要启动指数场，必须确定敌军的编队，设置好能够拦截它的航向，然后在计算好的时间启动发生器。关闭指数场时，如果计算准确无误，飞船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通过迷惑敌人造成巨大破坏，需要的时候再原路返回。第一次试验的效果令人满意，设备似乎非常可靠。随后进行了很多次进攻演习，船员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作战方法。我参加了其中一次试飞，能够清楚地记得指数场打开的时候的感受。我们周围的飞船好像在快速缩小，仿佛处于膨胀中的泡泡表面，瞬间它们就完全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群星，不过短时间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银河，它像一条若隐若现的光带围绕在飞船周围。我们这个假宇宙的真实半径其实并不是无限长，而是几十万光年，所以这个星系中离我们最遥远的恒星之间的距离也并没有显著增加，不过最近的那些完全消失了。但是训练操作完成之前，由于设备中各个部件都出现了小的技术问题，尤其是通信电路，导致操作训练被迫中止。这些问题有些烦人，但并不重要，不过我们认为还是返回基地将这些问题彻底解决最稳妥。那时候，敌军显然已经决定对太阳系边缘的堡垒行星伊顿发起决定性进攻。我们的舰队不得不在修理完成前投入战斗。敌军肯定认为我们掌握了隐身的技巧，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战舰突然凭空出现，给敌人一记痛击，但好景不长，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令人困惑、难以解释的事情。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正在指挥旗舰赫卡尼亚号。我们都作为独立单元，与分配好的目标进行战斗。我们的探测器检测到中程距离出现了敌军编队，导航军官精确地测量了敌军的距离。我们设置好了航向，然后打开了发生器的开关。按照原本计划，我们应该在经过敌军舰队中央的时候收起指数场。令人惊愕的是，我们出现在了距离敌军几百英里的正常空间，当我们发现敌人的时候，敌军早已发现了我们。撤退后，我们又再次尝试进攻。这一次我们离敌军非常远，因而他们率先发现了我们。显然，设备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打开通信设备尝试联络其他舰队中的战舰，看是否有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联络失败了，这非常不合理，因为通信设施运转极其正常。我们想到了一个解释，即便非常天马行空，但它是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舰队的其余战舰都被摧毁了。我并不想描述分散在各处的战舰单元努力返回基地的场景。我们的伤亡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战舰已经彻底萎靡不振了。几乎所有的战舰都与彼此失去了联系，测距设备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故障。显而易见，问题是指数场导致的，尽管事实上只有在关掉指数场的时候才会出问题。当我们能解释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时，为时已晚，诺顿也终于崩溃了，但也无法弥补导致战争失败的罪过。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指数场发生器会让空间产生辐射状扭曲，距离假空间的中心越近，距离就变得越远。当关掉指数场时，空间又会回归正常。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指数场关掉后，空间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回到初始状态。打开、再关掉场，相当于让搭载了发生器的舰船伸长再回缩，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具有滞后性，指数场打开的这段时间当中，船上发生了无数电流变化和物体移动，因此关掉指数场后不可能恢复到初始的空间状态。不对称性和扭曲会逐渐积累，尽管这些误差不过几分之一个百分点，但也足以带来麻烦了。这也就意味着，精确的测距仪器和通信设备中调谐的回路突然彻底进入了未经校准的状态。任何一艘船都无法检测到这种变化，只有和其他船上的设备进行比较，或者尝试与其他战舰进行通信，才能发现发生了什么。我无法描述接下来发生的混乱。一艘船上任何一台设备换到另一艘船上都没办法准确运转。船上的基础要件无法相互替换，备件供应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们也许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敌军舰船已经集结了成千上万艘，用比我们发明出的武器落后几个世纪的装备发起攻击。我们英勇无敌的舰队被自己人的科学研究弄得残破不堪，但仍然尽力回击，直到不堪重负被迫投降。装载了指数场的舰船在防守方面无懈可击，但作为战斗单位已经再无指望。每次他们打开发生器逃避敌人攻击时，船上永久的设备扭曲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不到一个月，一切都结束了。这是我们战败的真正故事，即便在法庭上辩护，我讲述这个故事也毫无偏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流传着很多针对曾在我麾下的人的诋毁，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正名，让世人知道我们战败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最后，法庭想必已经认识到我的申请并不轻浮，我希望法庭能够因此批准我的申请。法庭想必知道，我们居住的环境，以及我们受到的夜以继日的无休止的监督是很令人痛苦的。但我对此并无怨言，对于住房短缺，我们不得不两个人住在一起，也并无不满。但是，如果我要被迫继续和我军研究室前主任诺顿教授关在一起，我将无法对自己未来的行为负责。(译者：丁将)[1] 沃纳·冯·布劳恩博士(Dr Wernher von Braun， 1912—1977)，曾是纳粹德国著名的V-2火箭的总设计师。二战后移居美国，任职NASA，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也是电影《奇爱博士》主角的原型之一。[2] 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Walter Robert Dornberger， 1895—1980)，德国火箭专家、纳粹德国陆军少将，为现代火箭武器早期开拓者。二战中组织和领导了V-1火箭和V-2火箭的研制。1947年被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带到了美国，先是为美国空军开发导弹制导技术，1950年又到贝尔飞机公司担任设计顾问，是X-20试验机计划的主要专家，而X-20试验机可以算是后来航天飞机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