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面

首次发表于1957年9/10月刊的《无限科幻》(Infinity Science Fiction)收录于《天空的另一面》早前我写过一组短篇小说《登月冒险》，这个系列的成功让我写了这组系列小说，由于运气好，小说出现在伦敦各个报摊上的时候恰逢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出现在空中。特别派送一九五七年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地让几磅重的设备悬在了大气层之上，我仍然能够想起那种激动之情。当然，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不过我跟其他人一样跑到了外面，在那些设备快速穿过头顶几百英里泛着暮色的天空时，在空中找到这些镁做的球体的踪迹。想到那些东西中的一部分如今仍然悬在那里，感觉有点奇怪，不过它们如今都在我下面了，我得朝着地球的方向往下看，才能看到它们……是的，过去四十年发生了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你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会将空间站视为理所当然，而遗忘了我们打造这一切需要的技能、科学和勇气。你们多久才能想起一次，自己打的每一次长途电话、看的大多数电视节目都需要通过一个又一个卫星中转信号？你们多久才能敬佩一次那些生活在我们这儿的气象学家，是他们让天气预报不再像我们祖辈那时候那样不靠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惊人的准确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来到外层空间站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为了开辟出无数个新的电视和无线电通信回路，这些外层空间站急急忙忙地投入运营，好让人类一旦在太空部署了发射器，就可以启用新的回路将节目传送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最早一批人造卫星距离地球非常近，不过组成中继链路的大三角形的三个空间站必须距离地球两万两千英里，均匀地在赤道上方排列。只有在这一高度，它们绕地球旋转的周期才能是一天，从而在地球不断自转的过程中，它们始终与地面上的同一个点保持相对静止。我在三座空间站上都工作过，不过我第一个值守期是在二号中继站上进行的。这个空间站差不多位于乌干达恩德培市的上方，为欧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现在它是一座跨度数百码的巨大设施，负责传输地球上近一半的信号。不过当我乘坐渡运火箭前往轨道，从舷窗中第一次看到它时，它看着还像是太空中飘浮的一堆垃圾。预制组件四处乱飘，杂乱得令人绝望，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从这一堆混乱中能够产生什么秩序感。技术人员和组装团队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是几个已经退役的渡运火箭改装而成的，火箭中原有的设备除了空气净化器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废船”，每个人都只有能够容纳下自己和几立方英尺个人物品的空间。我们生活在无限大的宇宙当中，同时我们连养只猫的地方都没有，这两个事实当中存在着微妙的讽刺感。那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听说第一个加压住舱即将被送过来，里面配备了能够在太空中使用的针阀式喷嘴淋浴，要知道在这里水和一切东西一样都处于失重状态。要是你没有在无比拥挤的太空飞船上生活过，就体会不到这有多重要。我们可以把湿漉漉的海绵丢在一边，终于能够感觉自己彻底干净了……淋浴并不是我们唯一即将享受的奢侈品。从地球带来的还有一个空间足够容纳至少八个人的充气式休息室、微缩胶卷图书馆、一张磁力台球桌、轻便国际象棋以及为无聊的太空人准备的类似的新奇玩意儿。所有这些安慰品让我们在废船中的拥挤生活变得能够忍受了，尽管我们因为要忍受这种生活而获得了每周一千美元的报酬。从地球上空两千英里远的第二燃料加注区出发，渡运火箭需要向上飞行大约六个小时才能带着它珍贵的货物来到我们这里。当时我并不当值，我正待在自己消磨大部分闲暇时光的望远镜旁。去探索这个悬浮在我们旁边的伟大世界是一件不可能腻烦的事情，借助望远镜的强大功能，你能感觉自己离地球表面不过几英里距离。当地球表面没有云层覆盖、视野良好的时候，跟小房子一样大小的地方也清晰可见。我从没去过非洲，但是我利用在二号站不当值的时间，渐渐对非洲了如指掌。你可能不相信，不过我经常会看到在平原上行走的大象，巨大的斑马群、羚羊群来回迁徙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它们就像水库当中波动的浪潮一样。但是我最爱的壮观景象是陆地中央的山脉迎来黎明的场景。阳光的边界线会逐渐越过印度洋，新一天的来临会驱散位于我下面黑暗中的城市里闪耀的点点亮光。早在阳光照耀到它们周围的低地之前，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在黎明中非常耀眼，明亮的星星仍然被暗夜包围。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白昼迅速沿着山坡向下行进，山谷中会洒满阳光。地球看上去就像上弦月，慢慢变成满月。十二个小时之后，我会看到完全相反的过程，落日的余晖洒在同样的山脉上。它们在狭细的暮光带中短暂地闪耀着，然后地球就转向黑暗中，夜幕降临非洲。我现在关注的并不是地球本身的美。事实上，我在看的都不是地球，而是行星圆盘西方边缘上方高悬的那个明亮的蓝白色星星。自动运输机处于地球的阴影当中，我看到的是它在进行那段两万英里的爬升时，推动它的火箭发出的炽热火焰。我看了太多次飞船飞向我们的场景了，已经能够背下每个阶段的操作了。所以当火箭没有熄灭，而是继续稳定地燃烧时，我只用了几秒就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我在疯狂和无助的愤怒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期盼已久的安慰物品——更糟糕的是我们的邮件!——越来越快地沿着错误轨道飞行。运输机的自动驾驶装置被卡住了，要是运输机上有人类驾驶员，他就能夺过控制权，停掉发动机，但是如今，原本被用于驱动运输机完成两段旅程的所有燃料，都被一次完全燃烧掉了。当燃料箱烧空时，那颗遥远的星星闪了一下，消失在望远镜的视野当中，跟踪站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运输机的速度太快，地球的引力无法再次俘获它，没错，它正在朝着冥王星之外的宇宙荒野前进……过了很久，我们的士气才恢复了，计算部门的某个人计算出了这架偏离正路的运输机未来的命运时，站上的气氛变得更差了。一旦计算出了它的轨道，你就知道它未来永恒不变的命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休息室、图书馆、游戏和邮件朝着太阳系遥远的边界渐行渐远时，我们也明白有朝一日，这些都会完好无损地回来。如果我们有一艘时刻准备好的飞船，就能够等它绕过太阳时拦截下来，只要到公元一五八六二年的春天就能实现了。长羽毛的朋友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条规定禁止人在空间站里养宠物。从来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制定这样一条规定，而且即便真的存在这样的规则，我非常确信斯文·奥尔森也会无视它。听到这个名字，你肯定会想象斯文是个六英尺六英寸高的北欧血统的大块头，身体壮如牛，声音浑厚。如果真是这样，他在太空里找份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事实上，他跟大多数早期太空人一样，是个结实瘦小的男人，体重还不到一百五十磅，我们若想达到这个标准，就只能拼命节食了。斯文是我们最优秀的建筑工人之一，他擅长把失重状态中乱飞的各种梁柱收集起来，让它们跳着慢动作的三维芭蕾，进入正确的位置，当它们精确地衔接成预定的图案时，再将这些部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棘手而专业的工作。在他和他的团队手下，空间站就像巨大的拼图一样越长越大，这让我百看不厌。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需要熟练的技巧，而且穿着太空服工作并不方便。然而，与你在地球上看到的那些在下面竖起摩天大楼的建筑团队相比，斯文的团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退到远处欣赏自己的手艺，不用担心被重力粗暴地吸走……不要问我斯文为什么想要一个宠物，或者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宠物。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是我得承认他的选择非常合理。克拉丽贝尔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需要的食物也很少，而且它也不会像大多数动物那样，因为重力消失而感到担忧。第一次意识到克拉丽贝尔在空间站里的时候，我正坐在那个被笑称为我的办公室的小隔间里，查看我的技术储备清单，看看什么物品需要补给。听到耳旁的啾鸣声时，我以为是通过对讲机传来的，于是等待着接下来的广播。但没有，反而是一段悠长婉转的旋律，让我一抬头忘记了脑后的角梁。当我不再眼冒金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克拉丽贝尔。这是一只黄色的小金丝雀，像蜂鸟一样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它这么做的时候毫不费力，翅膀静静折叠在身体两侧。我们互相凝视了一分钟；然后，在我恢复理智之前，它奇怪地向后转了一圈，我敢说地球上没有哪一只金丝雀能做到，然后悠闲地跳了几下就离开了。很明显，它已经学会了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行动，而且绝不会做白费力的事情。一开始，有好几天斯文都没有坦白这是他的宠物，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克拉丽贝尔成了所有人的宠物。他是在休假回来时，从地球乘最后一班渡运飞船把它偷运上来的——他声称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纯粹的科学好奇。他只想看看当鸟儿在失重状态但仍能使用翅膀时会怎么行动。克拉丽贝尔不仅活得茁壮，而且还长胖了。总的来说，当地球上的大人物来参观视察时，这个未经批准就登上太空站的小家伙没惹什么麻烦，空间站里有多得数不过来的藏身之处；唯一的问题是，克拉丽贝尔不高兴的时候会变得相当吵闹，我们有时不得不快速思考，才能解释通风井和储物舱壁里为什么会传来奇怪的啾啾声。有几次我们差点就被抓住了，但谁又会想到空间站里有一只金丝雀呢？我们正在进行长达十二小时的值班，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因为你在太空中并不需要太多睡眠。虽然当你飘浮在一成不变的阳光下时，自然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但坚持使用这些术语还是很方便的。当然，那天“早晨”我醒来时，感觉就像地球上的早上六点。我头疼得厉害，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有一些断断续续、令人不安的梦。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解开床铺带子，当我和其余的值班人员一起到餐厅时，我仍然半睡半醒。吃早餐时大家异常安静，有一个座位空着。“斯文去哪儿了？”我并没有太在意地问。“他在找克拉丽贝尔。”有个人回答说，“他说他到处都找不到。通常都是它把他叫醒的。”我还没来得及反驳说它通常也会把我吵醒，斯文便从门口走了进来，我们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他缓缓地张开手，那里躺着一把小小的黄色羽毛，两只紧握的爪子可怜兮兮地伸向空中。“发生什么事了？”我们都同样忧虑地问。“我不知道。”斯文凄惨地说，“我找到它时就是这样了。”“咱们来检查一下吧。”我们的厨师兼医生兼营养学家乔克·邓肯说。在他把克拉丽贝尔捧到自己的耳朵旁边试图听听是否有心跳的时候，我们都一言不发地等着。很快他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听不到，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已经死了。我没有听过金丝雀的心跳。”他很抱歉地补充了一句。“给它吸点氧气。”有个人指着门旁边空着的绿色条纹的急救舱提议。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克拉丽贝尔被紧紧地塞在一个氧气面罩里，对它来说这东西大得像一个氧气棚。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它马上就活了过来。斯文笑容满面地挪开了面罩，它跳到他的手指上。它发出了一串像是“到厨房来，孩子们”一样的颤音，然后马上又栽倒了。“我不明白。”斯文又愁眉苦脸起来，“它到底怎么了？它以前从没这样过。”在过去的几分钟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牵动着我的记忆。那天早上，我的脑子似乎非常迟钝，仿佛还没办法彻底睡醒。我觉得应该吸点氧气——但在我拿到面罩之前，我突然想明白了。我马上转向值班工程师，着急地说：“吉姆!空气有问题!所以金丝雀晕过去了。我想起来，以前矿工总会带着金丝雀到矿井里，提醒他们气体是否有毒。”“胡说八道!”吉姆说，“警报会响的。我们有独立运行的双重电路。”“呃——第二条报警电路还没有连接起来。”他的助手提醒他。这让吉姆很震惊；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而我们则站在那里争论不休，把氧气瓶像和平烟斗一样传来传去。十分钟后，他带着局促不安的表情回来了。这属于那种不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天晚上我们罕见地被地球影子彻底挡住了；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被冻住了，电路中的一个警报器也没有响起。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化学和电子装置彻底辜负了我们。如果没有金丝雀，我们很快就会一命呜呼。所以，如果现在你去任何一个空间站参观时，听到莫名其妙的鸟鸣声，不要惊讶，也不要感觉惊慌，相反，其实你应该感到放心。这意味着你受到了双重保护，而且几乎没有额外的费用。深呼吸很久以前，我发现那些从未离开过地球的人，对太空中的条件有某些固定的想法。比如说，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暴露在大气层之外的真空环境中，会立即可怕地死去。在通俗文学作品中，你会发现许多关于爆炸的太空旅行者的血腥描述，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以免破坏你的胃口。这些故事中的很多，确实基本都是真实的。我曾通过气闸把人拉回来，他们对于太空飞行的宣传效果会很差。然而，与此同时，万事万物都有例外——这一条也一样。我应该知道，因为我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当时正处于建造通信卫星二号的最后阶段；所有的主要单元都已连接在一起，生活区已经完成加压，空间站已围绕其轴线缓慢地旋转，恢复了陌生的重量感。虽然我说它“慢”，但我们两百英尺直径的轮子旋转时，边缘的线速度有每小时三十英里。当然，我们没有感觉到运动，但这种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大约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一半。这足以阻止东西飘来飘去，但还不足以让我们在完全失重几周后感到不舒服的迟钝。事发当晚，我们四个人睡在被称为六号宿舍的小圆柱形小屋里。铺位在空间站的最边缘；你可以把我们的空间站想象成一个自行车轮，轮胎用一串香肠代替，你就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布局。六号宿舍就是其中的一根香肠，我们正在里面安然入睡。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震动弄醒了，虽然没有猛烈到让我惊慌，但确实让我坐起来，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在空间站里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需要立即引起注意，于是我伸手去拿床边的对讲机开关。“喂，总机，”我叫道，“那一震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线路不通。现在我彻底慌了，我从**跳了下来——吃了更大一惊。空间站里没有重力了。我蹿向天花板，才得以抓住一根支柱，使自己停下来，代价是扭伤了手腕。整个站台不可能突然停止旋转。答案只有一个，我很快发现是对讲机和照明电路出了故障，然后就发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我们不再是空间站的一部分；小木屋不知怎么就飘出去了，就像雨滴落在旋转的飞轮上一样，被抛向了太空。我们没有窗户可以向外看，但我们并没有处于完全的黑暗中，因为用电池供电的应急灯已经打开。当气压下降时，所有的主要通风口都已自动关闭。我们暂时可以生活在自己的专属大气中，尽管它无法变得更清新。不幸的是，不断的呼啸声告诉我们，现有的空气正通过机舱内某个缝隙往外漏。我们无法得知空间站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整个空间站可能已经支离破碎，我们所有的同事可能都死了，或者和我们处于同样的困境——在漏气的罐子里飘在太空中。唯一的渺茫希望是，我们有可能是唯一一批脱离空间站的人，空间站的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并且能够派出一支救援队来寻找我们。毕竟，我们后退的速度还不到每小时三十英里，站上的火箭摩托用几分钟就能追上我们。实际上这花了一个小时，虽说如果没有手表证明，我肯定不会相信时间这么短。我们现在已经气喘吁吁了，单人应急氧气瓶上的压力表指针距离零点只有一格了。墙上的敲击声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我们用力地敲着回应，片刻之后，一个闷闷的声音透过墙壁叫我们。外面有人躺着，他的太空服头盔压在金属上，他喊的话语正通过直接传导传到我们这里。虽然不像无线电那样清晰——但有效。氧气表的指针慢慢地掉到了零，我们却在进行作战会议。在被拖回空间站之前，我们就会死掉；然而救援船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气闸已经打开。我们的小问题是要在没穿太空服的情况下穿过那几英尺的距离。我们小心翼翼地制订了计划，演练着行动，完全清楚不可能有重来的机会。然后，每个人都深深地、最后地吸了一口氧气，灌满肺部。当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我敲了敲墙，给等在外面的朋友们发出信号。电动工具切割薄薄的船体时，出现了一连串短促的、断断续续的敲击声。我们紧紧地抓住支杆，尽可能地远离进入点，对即将发生什么一清二楚。当它发生时，一切是如此突然，以至于大脑根本记不清各个事件的顺序。舱体仿佛炸开了，一股强风扯住了我。最后一丝空气从我的肺部涌出，通过我已经张开的嘴。然后是彻底的寂静，群星的光芒穿过通往生机的大洞。相信我，我根本没空停下来对自己的感觉抽丝剥茧。我想——虽然我永远不能确定那是不是想象——我的眼睛感到疼痛，全身有一种刺痒的感觉。我感觉很冷，也许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开始蒸发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可怕的寂静。在空间站里永远不会完全没有声响，因为总有机器或气泵的声音。但这是虚空的寂静，没有一丝能够传播声音的空气。我们几乎一下子就从破碎的墙壁中发射出去了，全身都沐浴在阳光当中。我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一出来，那些穿着太空服等待的人就抓住了我，把我推进了气闸。在那里，随着空气的涌入，声音慢慢地恢复了，我们记得自己又可以呼吸了。他们后来告诉我们，整个救援过程只持续了二十秒……我们是真空呼吸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从那以后，至少有十几个人都在类似的紧急情况下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太空中的生存时间记录是两分钟；之后，血液会在体温下沸腾开始形成气泡，这些气泡很快就会进入心脏。就我而言，这次经历只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也许有十五秒的时间，我一直暴露在真正的阳光下，而不是通过地球大气层过滤下来的那种微弱光线。在真空中呼吸对我没有任何伤害——但我却经历了一生中最严重的晒伤。太空的自由我想，你们中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卫星中继给我们提供目前的世界通信系统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要想把电视节目送到大洋彼岸，甚至是贴着地球的曲线建立可靠的无线电联系，而不在途中听到各种噼里啪啦的响声，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我们认为无干扰的电路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觉得像面对面一样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有多么了不起。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卫星中继，整个世界商业和工业的结构将崩溃。除非我们在这里的空间站上，把他们的信息传遍全球，不然你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商业组织都能让他们分散在各地的电子大脑互相联系吗？不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刚完成中继链的时候，这一切都还不能实现。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们的一些问题和最近出现的灾难了，当时这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最后我们都克服了。分布在地球周围的三个空间站不再是一堆梁柱、圆柱舱和塑料压力室。它们的组装已经完成，我们已经搬上了船，现在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不用再穿着碍事的太空服了。我们又有了重力，现在空间站已经在缓慢旋转。当然，不是真正的重力；但当你在太空中时，离心力的感觉跟重力完全一样。可以倒饮料，坐下来时也不会被产生的一股气流吹走，这真是令人愉快。三个空间站建成后，还有一年的紧张工作要做，我们要安装所有的无线电和电视设备，将全球的通信网络升入太空。我们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了第一条电视传输线的那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当我们坐在非洲中心的上空，信号发射到中继二号上，我们把信号传送到三号——位于新几内亚上空——他们又把信号射到地球上，经过九万英里的旅程后，信号清晰无误。然而，这些都是工程师们的私人测试。该系统的正式启用将是世界通信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电视直播，每个国家都将参与其中。这将是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因为电视直播镜头第一次在世界各地漫游，向人类宣告，最后一道距离障碍被打破了。人们刻薄地认为，节目策划所耗费的精力就像当初建造空间站一样多，在策划者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是选择一位主持人或司仪来介绍这场精心策划的全球演出，而这场演出将有一半的人类观看。天知道幕后有多少阴谋、勒索和明目张胆的人物暗杀。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伟大的日子前一周，一枚非计划中的火箭载着格雷戈里·温戴尔进入轨道。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惊喜，因为格雷戈里并不像美国的杰弗斯·杰克逊或英国的文斯·克利福德那样是个大人物。然而，似乎大人物们鹬蚌相争，格雷戈里通过那些政客熟知的手腕，得到了这份令人垂涎的工作。格雷戈里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广播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并在好莱坞和曼哈顿的夜总会巡回演出，直到有了自己的一个全国性常驻节目。除了他玩世不恭而又轻松的个性之外，他最大的资本就是那深沉的天鹅绒般的嗓音，为此他可能要感谢自己的黑人血统。哪怕你断然不同意他所说的话——甚至当他在采访中把你撕得粉碎时，听他说话仍然是一种享受。我们带他参观了空间站的宏伟景观，甚至(严格违反规定)带着他穿上太空服从气闸出去。他喜欢这一切，但有两件事他特别喜欢。“你们造出来的空气，”他说，“比我们在纽约呼吸的还要好。这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以来，鼻窦炎第一次消失。”他也很喜欢这种低重力的环境；在空间站的边缘，一个人的体重只有他正常的地球体重的一半——而在轴心处，他会完全失重。然而，周围环境的新奇并没有让格雷戈里在工作里分心。他在通信中心花了好几个小时，打磨他的剧本，弄好提词板，并研究那几十个显示器屏幕，那将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我有一次遇到他，当时他正在介绍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将在节目的最后在白金汉宫发言。他一心一意地排练，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他身边。那次电视直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十亿人观看了从地球每个角落传来的“现场直播”节目，全世界最伟大的公民逐一亮相。海陆空数百台摄像机好奇地看着转动的地球，最后还有那个通过空间站上的变焦镜头拍摄的地球的精彩镜头，让整个地球退去，直到消失在星空之中……当然，也有一些小故障。大西洋海**的一台摄像机没有按时准备好，我们不得不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去看泰姬陵。由于一个切换错误，俄语字幕传送到了南美，而半个苏联发现自己看的是西班牙语字幕。但这与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整整三个小时，格雷戈里用圆润而又绝不矫揉造作的声音，同等轻松地介绍了著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他做得非常出色；广播结束的那一刻，祝贺的声音便涌了过来。但他没有听到；他给他的经纪人打了一个简短的私人电话，然后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开往地球的渡运飞船正等着带他回去，去找他愿意接受的任何工作。但它离开时格雷戈里·温戴尔没有上船，他现在是接力二台的初级播音员。“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开心地笑着说，“但我为什么要回去参加毫无意义的竞争呢？我有整个宇宙可以看，我可以呼吸没有烟雾的空气，低重力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力士，我的三个亲爱的前妻也不能对我下手。”他对着离去的火箭飞吻了一下。“再见，地球，”他叫道，“当我开始思念百老汇的交通堵塞和顶层套房的暗淡黎明时，我会回来的。如果我想家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看看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比在地球上更身临其境，但也可以随时把自己与人类隔绝开来。”他仍旧微笑着看着渡运飞船开始漫长的下落返回地球，走向本可以属于他的名利。然后，他欢快地吹着口哨，迈着八英尺的大步离开观景厅，去播报下巴塔哥尼亚的天气预报。过客公平起见，我要在一开始就警告你，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但它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我遇到朱莉的时候，我们都是天体科技的学生。我毕业的时候，她正在读太**理学的最后一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们见了不少面。我现在还保留着她织的毛线苏格兰圆扁帽，这样我就不会把头撞到我的太空头盔上了。(不，我从来没有勇气戴它出门。)不幸的是，当我被分配到二号卫星时，朱莉去了太阳天文台——与地球的距离相同，但沿轨道向东偏了几度。于是我们就同样位于非洲中部上方两万两千英里的地方——但彼此之间却隔着九百英里的空旷而充满敌意的空间。起初我们俩都很忙，以至于分离的痛苦有所减轻。但当太空生活的新奇感消失后，我们的思想交流开始跨越彼此之间的鸿沟。并不仅仅是思想交流，因为我已经和通信人员交上了朋友，我们经常通过站间电视线路聊上一小会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面对面地看到对方，却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时在看，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在空间站里没有多少隐私……有时我会把我们的一台望远镜对准天文台那颗遥远而明亮的星星。在晶莹剔透的太空中，我可以利用巨大的放大倍率，看到我们邻居设备的每一个细节——太阳望远镜、住着工作人员的加压的球状生活区、从地球上爬上来的游览渡运火箭上的细铅笔。很多时候，会有穿着太空服的人影在迷宫般的仪器中移动，我会眯起眼睛，无望地尝试辨认。当你们之间只有几英尺的距离时，要认出任何一个穿着太空服的人已经够难的了——但这并没有让我停止尝试。我们已经认命地用尽一切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的地球假期在六个月后到来，这时我们意外地来了好运。我们的值班时间还不到一半，运输部的主管突然宣布，他要带着蝴蝶网到外面去捕捉流星[1]。他倒没有什么暴力行为，但不得不被匆匆地遣回地球。我临时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至少在理论上——有了空间的自由。在我引以为豪的指挥下，有十辆低功率的小火箭摩托车，还有四辆较大的站间穿梭船，用来将物资和人员从一个轨道运到另一个轨道。我不可能借到其中的一辆，但经过几个星期的精心组织，我就将自己被告知成为运输主管两微秒后立马想出来的计划实施了。我是如何在值班表、值班日志和燃料登记簿上做文章，如何说服同事为我打掩护，这些就不赘述了。重要的是，大约每周一次，我会钻进太空服，把自己绑在马克三型摩托车像蜘蛛一样的框架上，以最小的动力飘离空间站。离开空间站一段距离后，我就会开足油门，小小的火箭发动机就会带着我穿过九百英里的距离来到天文台。这次旅行大约需要三十分钟，对驾驶的要求非常简单。我可以看到目的地和出发点，但是我得承认，我常常在旅程过半时感到——嗯，有点孤独。在近五百英里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固体物质——而地球看上去非常遥远。在这样的时刻，把宇航服里的无线电调到一般服务频段，收听所有舰船和站点之间的回话非常有帮助。在飞行中段，我必须把摩托车转过来，然后开始刹车，十分钟后，天文台就会很近，足够让人用肉眼看到它的细节。很快我就会飘到一个小的塑料压力泡上，那个地方马上要建成光谱实验室——而朱莉会在那里气闸的另一边等着我……当然，我们的讨论并不会局限在天体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或卫星建造时间表的进展方面。事实上，这些跟我们实际的交流内容往往不沾边，而回家的路程似乎总是以惊人的速度飞逝。在一次返航途中，雷达开始在我的小控制面板上闪光。在极远的距离上有个大东西，正朝我飞速而来。我告诉自己，是一颗流星——甚至可能是一颗小行星。任何发出这种信号的东西都应该是肉眼可见的。我读出了方位，并在指示的方向上搜索星图。我脑海中甚至从未出现过撞击的念头；太空是如此难以想象地广阔，我比地球上一个穿越繁忙的街道的人要安全数千倍。它就在那里——猎户座附近一颗明亮的、越来越大的星星。它的亮度已经超过了参宿七，几秒钟后，它不仅仅是一颗星星，而且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个可见的圆盘。现在它正以我能转过头来的速度移动着，长成了一个小小的变形的月亮，然后又以同样无声无息、不可阻挡的速度逐渐变小。我想，我大概有半秒钟的时间能清楚地看到它，而这半秒钟的时间困扰着我的一生。当我想再看看雷达的时候，那个——天体——已经消失了，所以我无法估量它离我有多近，因而也无法估量它到底有多大。它可能是一百英尺外的一个小物体——也可能是十英里外的一个很大的物体。空间中没有透视感，除非你知道你在看什么，否则你无法判断它的距离。当然，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形状奇特的流星；我永远不能确定，我那双努力捕捉如此迅速移动的物体的细节的眼睛是不是被骗了。我可能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个破碎的、皱巴巴的船头，还有那一簇簇像看不见的骷髅头眼窝一样的漆黑港口。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即使我只匆匆瞥了一眼。如果那是一艘船，它并非我们的船。它的形状很陌生，而且非常非常古老。我在两个空间站中间挣扎着思考的时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可能就从我手中溜走了。但我没有测量速度和方向；无论我瞥见的是什么，现在都在太阳系的废墟中消失了，无法追回。我应该怎么做呢？没有人会相信我，因为我没有证据。如果我做了报告，就会有无尽的麻烦。我会成为航天局的笑柄，会因为设备使用不当而受到斥责——而且肯定没办法再见到朱莉了。而对我来说，在那个年纪，其他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谈过恋爱就会明白；如果没有，那么任何解释都没有用。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荣誉将归于另一个人(多少世纪以后呢？)，他将会因为证明了我们不是太阳系的第一个孩子而声名大噪。不管在外面永恒的轨道上盘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都可以等待，因为它已经等待了很久。然而，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知道朱莉要和别人结婚，我还会做报告吗？群星的呼唤在地球上，二十世纪正在消亡。当我望着对面那个阴影遮蔽群星的地球时，我可以看到一百个不眠城市的灯光，有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伦敦、开普敦、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等城市街道上涌动、歌唱的人群中的一员。是的，我一眼就能看到它们，像萤火虫一样在黑暗的星球上燃烧。午夜的分界线现在正将欧洲一分为二：在地中海东部，一颗小小的、灿烂的星星正在跳动，某艘亢奋的游船向天空挥动着探照灯。我想它是故意瞄准我们的；在过去的几分钟里，闪光很有规律，亮得惊人。我马上给通信中心打电话，查出它是谁，好用无线电回传我们自己的问候。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消失的，是世界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一百年。它以征服天空为开端，中间见证了原子能的解锁——现在以走向太空结束。(在过去的五分钟里，我一直在想内罗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意识到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化学燃料火箭在这里可能已经过时了——但他们今晚在地球上还在使用大量的火箭。)一个世纪的结束，也是一个千年的结束。以二〇开头的一百年会带来什么？当然是行星；飘浮在太空中，只有一英里远的地方，是第一次火星探险队的飞船。两年来，我一直看着它们越长越大，一块一块地组装起来，就像空间站在一代人以前由我和同事一起建造起来一样。那十艘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船员都已就位，等待着最后的仪器检查和出发的信号。在新世纪的第一天中午过去之前，他们将松开拴在地球上的缰绳，向着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第二家园的陌生世界出发。看着这支正准备挑战无限的勇敢小舰队，我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第一批卫星发射的日子，那时候月球似乎还很遥远。我还记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父亲为了把我留在地球上所做的斗争。他几乎用尽了一切武器。嘲笑是第一个手段。“他们当然能做到，”他曾讥讽道，“但这有什么用呢？地球上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谁愿意到太空去？太阳系里没有一个星球可以让人类生活。月球是个烧焦的废渣堆，其他地方更糟糕。这就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地方。”即使在那时(那时我应该是十八岁左右)，我也能在逻辑点上缠住他。我还记得自己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注定要住在哪里，爸爸？毕竟，我们在海里待了十亿年，才决定爬上陆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下一次飞跃。我不知道它会通向何方——第一条鱼爬到沙滩上开始闻空气时也不知道。”所以，说不过我时，他曾尝试过施加更微妙的压力。他总是在谈论太空旅行的危险，以及任何愚蠢到加入火箭行业的人的短暂工作寿命。那时候，人们仍然害怕流星和宇宙射线；就像老地图制作者标注的“这里有龙”一样，它们是仍然空白的天体图上的神话怪物。但它们并没有让我担心，如果说影响的话，它们给我的梦境增添了危险的色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相当安静。无论我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我所受的训练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他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过他偶尔会抱怨我浪费钱买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宇航学的书籍和杂志。我的大学成绩很好，这自然让他很高兴；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也会帮助我走上自己想走的道路。在最后一年里，我一直避免谈论我的计划。我甚至给人的印象是(虽然我现在很后悔)，我已经放弃了进入太空的梦想。我什么也没跟他说，就向天体科技投了申请，一毕业就被录取了。当那个印着“宇航技术研究所”字样的蓝色长信封落入信箱时，风暴爆发了。我被指责为满口谎话和忘恩负义，我想我从来没有原谅过我的父亲，因为他毁掉了我被选中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学徒时应该感到的快乐。假期是一种折磨，如果不是看在母亲的分上，我想我每年回家的次数不会超过一次，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再次离开。我曾希望，随着我的训练进展，父亲会渐渐接受这一事实，态度也会柔和下来，但他始终没有做到。然后是太空港那场僵硬而尴尬的离别，雨水从铅色的天空中流下，打在光滑的船壁上，那艘船看上去无比急切地等待着爬到风暴所不能及的永恒阳光当中。我现在知道，父亲看着他讨厌的机器吞噬了唯一的儿子，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因为今天，我已经明白了许多当时他对我隐瞒的事情。船上离别之时，他就已经知道再也见不到我了。然而他那古老而顽固的骄傲，使他没有说出唯一可能使我退缩的话语。我知道他病了，但病得多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他唯一没有用来对付我的武器，我因此而敬重他。如果知道实情，我会不会留下来？比起不可预见的未来，猜测不可改变的过去更是徒劳，我现在只能说，我很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选择。最后他放我走了，他放弃了与我的野心的斗争，随后他又放弃了与死神的斗争。于是我告别了地球，告别了那个爱我却不知如何说出口的父亲。他就躺在我可以用手遮盖的星球上；想到在那数不清有多少亿的人类中(我的血管中流着和他们一样的血液)，我是第一个离开原生星球的人，这是多么奇怪……新的一天正在亚洲上空破晓；一条火线正环绕着地球东边。很快，当太阳从太平洋上升起时，它将长成一个闪闪发亮的新月形状——然而欧洲正准备入睡，除了那些将熬夜迎接黎明的狂欢者。而现在，在旗舰那边，渡运火箭正从车站回来迎接最后一批游客。我一直在等的消息来了：斯蒂文斯上尉向空间站指挥官提交了他的报告。九十分钟后发射，他很高兴看到你上船。好吧，父亲，现在我知道你的感受了：时间已经走了整整一圈。但我希望我已经从我们俩很久以前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当我去星火号旗舰那边和你不认识的孙子告别时，我会记得你。(译者：丁将)[1] 指精神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