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巴比伦

1960年3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layboy)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这是少数我背离山姆·戈德温[1]名言的例子。他说：“想传达信息，找西联[2]吧。”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传达的信息：警告大众商业通信卫星的潜在危险。那时，距离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还有五年。尽管政治情势有了些微改变，故事的其他内容都已成真。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这档肮脏事毫无瓜葛。不过，既然美国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复，道德——我必须先说明自己的资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3]协助下，不知情地引发了雪崩般的灾难，西方文明恐将面临衰亡。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职于皇家空军，身为雷达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个原创的点子：我在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诞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卫星可以成为绝佳的电视信号发射器。卫星站距离地表数千英里，能轻易向大半个地球播送信号。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后，我写下自己的创意，提出在赤道上方两万两千英里处设置中继卫星网络的构想。在这个高度，完成绕地球公转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于地球相同位置之上。这篇文章刊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号的无线世界杂志，我当时没料到天体力学竟会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业化，未曾为自己的构想申请专利。就算我想申请，成功概率应该也不大。(若我判断错误，也宁可不知道真相。)不过，我持续在著作中宣扬这个构想，直至今日，通信卫星已经如此普及，却无人晓得其起源。美国众议院太空工程与太空探索委员会与我联络时，我确实曾试着澄清，心怀哀怨地为自己讨公道；若有兴趣，各位可在委员会报告未来十年太空发展第三十二页找到我的证词。当时我仍浑然不觉，后来事件发展(如同各位接下来即将得知的)与我当时的结语对照，显得格外讽刺：“由于我居于远东，时常可见西方世界与苏联为了数百万尚未表态的亚洲人民明争暗斗……若电视信号可能从正上方的卫星传播，政治宣传的效果高低便可能决定胜负……”我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我当时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一切始于某场官方招待会。生活于远东首府城市，这种场合已成为独有特色。当然，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简直稀松平常，但在科伦坡，鲜有其他娱乐足以匹敌。只要你还有点身份，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邀请，参加大使馆或公使馆、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援外使团、法国文化协会或其他以字母缩写为名，由联合国衍生出的无数机构所举办的招待会。起初，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社交圈仅限于印度洋水面之下，我们无足轻重，外交圈很少找来我们这儿。但麦克为戴夫·布鲁贝克[4]的锡兰巡回演出担任主持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尤其，他又娶了岛上数一数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因此现在鸡尾酒和酒会小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取决于我们多么不情愿舍弃舒适的纱笼裙，换上西方荒谬的衬衫、正装外套和领带。那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当天招待的是几位刚进港的俄国海洋学家。在列宁与马克思画像无可避免的照看下，属于各种族裔、宗教和语言的宾客四处流动，与朋友闲聊，或者专心大啖伏特加与鱼子酱。我和麦克与伊丽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见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麦克正在讲那个“我就在五十英寻[5]底下……”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帮听众。伊丽莎白饶富兴味地看着他，而更多宾客看着伊丽莎白。自从我在大堡礁潜水采珠时弄破一只耳朵的鼓膜，听力就大为受损；地面上的噪声对我来说太吵了，听起来至少多了十二分贝。尤其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当时，我正站在装饰柱旁，躲开噪声，一边以抽离(或说像毛姆般超然)的态度观察现场。我发现有人看着我，脸上表情写着：“我们是否见过？”我会仔细地描述他的长相，因为想必不少人认得他。他大概三十几岁，我猜是美国人，看来光鲜体面，留着利落短发，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态；这种风格原本极具标志性，后来却被年轻一代苏联外交官与技术顾问模仿，学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约六英尺高，棕眼锐利，两鬓黑发斑白得太早。尽管我敢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容却让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加菲尔德[6]吗？他们长得极像，如出一辙。通常，若陌生人在酒会与我四目相交，我的标准作业流程会自动开始运转：若对方看来还算可亲但我暂时不想自我介绍，我就以不带偏好的眼神扫视，不露出任何认出对方的样子，但也避免显得过于不友善。若对方看来猥琐，我就会“好好端详”对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视许久，接着从容不迫地让对方看见我的背影。极端案例中，我甚至会摆出作呕的表情，只维持几毫秒，通常对方都能看懂我的意思。但这家伙感觉蛮有趣的，我也开始无聊了，便朝他友善地点点头。几分钟后，他穿过宾客人群走来，我把功能正常的那只耳朵对着他。“你好，”他说(没错，确实是美国人)，“我叫吉恩·哈特福德，感觉我们在别处见过。”“很可能，”我答道，“我曾在美国待了一阵子。我叫阿瑟·克拉克。”报出名字后，对方通常会一脸空白，有时则不然。我几乎能看见他凌厉的棕眼后方有台IBM电脑正在读取打孔卡资讯，灯光闪烁，而且访问时间之短，令我备感虚荣。“科学作家？”“正是。”“这可真是太棒了，”他看来真心赞叹，“现在我知道在哪儿见过你了，你去上戴夫·加罗韦节目时，我在摄影棚遇见过你。”(这条线索或许值得调查，但我觉得没什么用，况且“吉恩·哈特福德”感觉就是假名，念起来太顺口了。)“所以你是电视圈的人啰？”我说，“在这里做什么呢？搜集题材，还是度假？”他露出坦率和善的微笑，正是有所隐瞒的人特有的神情。“噢，我只是四处看看啦。说起来，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你出版《太空探索》时就拜读过了。啊，想不起来那是哪年……”“一九五二年，每月一书俱乐部的面貌从此再也不同。”对话期间，我一直在打量他。这人感觉有些什么令我反感，我却说不出具体原因。再怎么说，对于任何读过我的书也混电视圈的人，我都愿意多为对方留些余地，姑且信之。何况，麦克和我总是在找潜在市场，四处推销我们的水底故事，好拍成电影。不过，那和哈特福德的业务完全扯不上边。“听着，”他急切地说，“我正在筹备一个很大的电视计划，你可能会感兴趣……其实，帮我想出这个点子的正是你呢!”听起来蛮有搞头的，我心中的贪婪系数往上跳了几个百分点。“真高兴听你这么说。主题是什么？”“在这里不方便说，要不我们在我住的酒店碰面吧。明天下午三点好吗？”“让我看一下行程……没问题，可以。”美国人到科伦坡只会选择两家酒店，我第一次就猜对是哪家。他住在拉维尼娅山旅馆。各位可能不晓得自己曾见过我们会面的地点；电影《桂河大桥》[7]故事中间有个军医院的场景，杰克·霍金斯向一位护士询问比尔·荷登在哪里。我们对那段戏特别有感情，因为背景中休养的海军军官之一是麦克扮的。若仔细看，画面最右边那个满脸胡须的侧脸就是麦克，他正在第六轮酒水账单上头签山姆·斯皮格尔的名字。根据后来的电影票房，山姆大概付得起。长达数英里的棕榈海滩上，只有这处高地。于此，哈特福德开始对我倾诉；而我单纯想赚一笔的希望随之破灭。至于他确切的动机为何(假使他真的有明确动机)，我仍没搞懂。意外地见到我，又对我抱持着扭曲的感激之情(这个部分，我更宁可不必)，无疑助长了他的情绪，但看他自信满满的态势，想必是个哀怨、孤独的男子，急需肯定与友情。而从我这儿，他两者都得不到。我向来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8]隐约怀有同情，若了解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他为何变节。但是阿诺德只在战时背叛美国；至于哈特福德，从未有人招降却胳膊肘往外拐。得知哈特福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与美国电视圈断了联系，且是不欢而散，粉碎了我的美金梦。显然，他因为党派立场被踢出麦迪逊大道[9]，况且，他的案例罪证确凿，并无不公。尽管他以相对克制的怒意讲述如何抵抗愚蠢的政治审查，说到自己被排挤前制作的文化节目精彩绝伦(却没提节目名称)还掉下泪，此时我已经大感可疑，回话也开始语带保留。然而，虽然我对从哈特福德身上赚钱的兴趣已破灭，对他个人的好奇却渐增。他背后的主使者是谁？原来不是英国广播公司啊……关于这点，他在发泄完所有自怜自艾后，最后终于提到了。“我的消息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他扬扬得意地说，“美国电视网很快就要面临竞争威胁，而且方式正如你所预测。将电视发送器送上月球的人，当然也可以将一个更大的玩意儿送上绕行地球的轨道。”“恭喜他们，”我谨慎地说，“我一向支持良性竞争。何时发射？”“就快了，第一座发送器会停驻于新奥尔良正南方，当然会在赤道上，这样就会在太平洋公海上，谁也管不着。但从那个位置，从西雅图至基韦斯特都看得见。想象一下，唯一一个美国全境都可收看的电视台!连夏威夷都收得到信号!史无前例，美国家家户户都可不受干扰直接收看的频道，连J.埃德加·胡佛的童子军都挡不了。”这就是你的勾当呀，我心想，至少还挺诚实的。我很早以前就放弃与政治狂热者或地平说支持者争论，不过，若哈特福德所说不假，我倒想设法多套点话。“先别那么兴奋，”我说，“你忽略了几点。”“例如？”“这会是双刃剑，大家都知道空军、太空总署、贝尔实验室、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休斯飞机公司和十几个其他单位都在忙同一件事。苏联对美国干了什么，美国肯定会以牙还牙。”哈特福德假意微笑。“噢，克拉克!”(真庆幸他没有亲昵地直接叫我名字。)“我有点失望呀!你总知道美国火箭的承载容量可落后苏联好几年!难道你以为苏联造出T3就打算休息了吗？”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正视哈特福德所说的话。他说的完全正确，T3的乘载容量至少是任何美国导弹的五倍，能将物品发射至两万两千英里的关键高度——唯一能让卫星固定于地球特定地点上方的高度。等美国能达到同样表现，天知道俄国人又进展多少。是啊，只有天知道……“好吧，”我认输，“但是，美国五千万个家庭会单单因为收得到信号就转台收看莫斯科制作的节目吗？我很敬佩俄国人，可他们的娱乐节目比政治更糟。波修瓦剧院的芭蕾表演之类的吗？在我看来，很快就腻了。”我再次收到古怪又毫无笑意的微笑。哈特福德一直等着使出撒手锏，现在正打算把我击倒。“是你自己提起俄国人的，”他说，“当然，他们确实涉入其中……但只是承包商。我服务的独立单位只是向俄国人购买服务。”“哇，”我嘲讽地说，“好厉害的单位呀。”“确实，规模可是最大的呢。虽然美国试图假装他们不存在。”“噢，”我脱口而出，“原来你的赞助人是他们呀。”我曾听过些传闻，说苏联准备为中国人发射卫星；想来这些传闻不甚精确，至于具体差距多大，我仍不能确定。“你说得对极了，”哈特福德继续说，显然非常享受此刻，“关于俄国娱乐的事。就算一开始看来新奇，尼尔森收视率[10]也会很快跌至谷底。若播我制作的节目，可就不同啦。我的工作便是搜集厉害的题材，播出时肯定会让其他电视台关门。你以为我做不到吗？把酒喝完，上楼来我房间吧。我这儿有一部品位高雅的电影，在讲宗教艺术，想让你瞧瞧。”虽然我怀疑了几分钟，哈特福德确实没疯。不过，我可能会把屏幕上闪过的片名《十三世纪密宗雕像的面貌》换掉，改成比较容易吸引观众转台来看的名称。“别被吓到，”伴着投影机的嗡嗡声，哈特福德咯咯笑道，“这片名在海关调查员问东问西时省了我不少事。当然，电影名副其实，不过等时机成熟，我们会换上更能吸引观众的片名。”起初是几个建筑场景的长镜头，看似无害，但几百英尺影片播完，我便明白了哈特福德的意思。各位可能晓得，印度有些庙宇有着制作精巧的雕刻。看到这些雕刻时，我们西方人绝对不会联想到宗教。若说风格“直白”，简直委婉得可笑；作品非常具象，甚至不留任何遐想空间。然而，这些雕像确实是艺术作品，哈特福德的电影亦是。若各位好奇，这部电影的场景是科奈克的太阳神庙。我曾经查阅过相关资料，此庙位于印度奥里萨邦海岸地区，普里县东北方约二十五英里处。参考书目对此庙的描述都拐弯抹角；有些为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可能提供图像说明而道歉。不过，珀西·布朗的著作《印度建筑》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过。那些雕刻作品，该书以不认同的语气写道，情色得无耻，没有任何其他已知建筑可与之比拟。读来武断，但看完电影后，我相信其文不假。运镜与剪接技巧高明，镜头流畅平顺，使古老石雕栩栩如生。片中几段以缩时摄影捕捉太阳逐渐攀升，洒下的阳光追逐着石雕狂喜交缠的暗影，令人为之屏息；特写场景突如其来，观者霎时还反应不过来；以柔焦镜头观察大师的石雕作品，呈现各种幻想与逾矩之爱；镜头不懈地拉近或平移，观者仍不解其意义时，又瞬间定格于历久不衰的欲望，盈满于永恒。配乐以打击乐为主，某种我不认得的弦乐器奏出单薄的高音，节奏与剪接搭得天衣无缝。有时放得极慢，疲惫宛若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开头；接着鼓声又逐渐铺陈，直到听来狂乱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跨越数个世纪，结合了远古雕刻艺术与现代摄影技巧，谱出狂喜之诗，此片简直是记录于赛璐珞胶卷的性**，我敢打赌没有人看过仍可无动于衷。白光渐渐填满屏幕，****的音乐逐渐耗尽、淡出，之后是一段长长的沉默。“天啊!”我稍微恢复冷静后说，“你要在电视上播这个？”哈特福德笑了。“相信我，”他答道，“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因为我能安全地随身带着。我们的准备万无一失，就算被调查，也能以纯艺术、忠于史实、宗教宽容等原因辩护，都已经想好啦。但那也不重要，没有人阻止得了我们。史上头一遭，任何形式的审查都将无计可施，无法可禁。客人待在家就能满足所需；锁上门，打开电视——亲友全都不会晓得。”“真聪明，”我说，“但你们不觉得这样的口味观众很快就会腻了吗？”“当然，丰富才是生活的调味料。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传统的娱乐内容，让我来操这个心就好。我们时不时也会放进‘知性节目’，好让被蒙蔽的美国大众了解世界现况……我实在讨厌‘政治宣传’这个说法!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钓观众上钩的饵。”“介意我透透气吗？”我说，“里头好像有点闷。”哈特福德拉开窗帘，日光又充满房间。我们下方是弧形的长长沙滩，渔船从棕榈边缘向外出海，海浪碎波从非洲跋涉而来，疲惫地在岸边化为泡沫。这是全世界最令人沉醉的美景之一，我却完全无法专注。我仍可看见石雕扭动的四肢，面容冻结于数个世纪不退的**中。甘草般甜腻的嗓音在我背后接着说。“要是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题材，肯定会大吃一惊。记住，我们百无禁忌!拍得出来我们就敢播。”他走向办公桌，拿起一本厚重破旧的书。“这一直是我的圣经，”他说，“或说是我的西尔斯目录[11]、消费者圣经，你怎么说都行。没有了它，我绝对没办法把节目卖给赞助人。他们笃信科学，照单全收，对每个统计数字都深信不疑。你认得吗？”我点点头；进任何一间房，我一定先观察主人的文学品位。“我想是金赛博士吧[12]。”“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读完，而且不是为了查找自己相关数据的人。这本书可说是这个领域唯一的市场调查报告，懂吗？在更有用的资讯出现前，我们可要彻底地利用它。这本书指出了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就来供给。”“全部吗？”“如果观众市场够大，当然。我们不会浪费心思去迎合脑袋有问题、离不开牲口的农场小子，不过主要四种性向都顾得到。这也是你刚刚看的影片高明之处，能够满足各种口味。”“你说得没错。”我微弱地说。“我们为称作‘同志角落’的节目准备内容时，可是乐在其中呢!别笑啊，没有企业可以承担忽视这个客群的后果；若加上女性(老天保佑她们的粗花呢和木底鞋!)少说也有一千万人。若你觉得我过于夸大，就看看报摊上那些男性艺术杂志吧。去勒索某些健美男士演出我们的节目可不是普通的小花招。”他察觉到我开始无聊了；这一切有种过于单一之感，令人抑郁。哈特福德急于证明我的看法不够公允。“请不要认为，”他焦急地说，“性和情色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刺激也同样有效。看过爱德华·默罗把乔·麦卡锡拉下圣坛那个节目吗？与我们筹划的‘华府机密’内容比起来只是小儿科而已。“还有个节目叫《受得了吗？》，绝对不适合胆小鬼，我们会发出大量警告信息，让每个热血的美国人都迫不及待想看。先从看似无害的开始，借用海明威打下的基础，接着播放的斗牛场景可会让观众从座位跳起来——或冲往厕所!我们会把好莱坞电影里头剪掉的每个细节都播出来。“接着，我们会播映一些独家题材，精彩得不得了，却不花半毛钱。你记得战后纽伦堡审判外泄的呈堂证据吗？影片从来没有公开过，因为没办法播。集中营里头有好几个业余摄影师，用那绝无仅有的机会拍摄了作品，有些人还因为影片自证其罪。我们可不会让那些作品白白浪费，正好可以接着播我们制作的《历史中的酷刑》——极其学术、非常详尽，但又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其他还有十几种不同切入角度，讲到这里你大致明白我们的厉害了吧。电视圈以为自己多了解暗示的招数，相信我，他们还差得远呢!当今最厉害的实务心理学家都在东方，记得那个国家的洗脑技术吗？我们可从那学了许多。根本用不上武力；只要包装得宜，民众根本乐于被洗脑。”“而你，”我说，“打算洗脑美国人。真有野心。”“没错，而且整个国家都会爱死我们的节目，剩下国会和教会大声抗议。电视台当然也会，他们一定闹得最凶，因为根本不可能跟我们竞争。”哈特福德看了看表，惊讶地吹了声口哨。“该开始打包啦，”他说，“我得在六点前抵达那个念不出名字的机场。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可能飞来澳门见见我们呢？”“不太可能，但我大概理解了。再说，你不怕我泄露出去吗？”“何必怕呢？你能带给我们越多曝光越好啊。虽然我们的广告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全面开打，我觉得你有资格先得知这个消息。正如我所说，你的书帮我想到这个主意。”皇天在上，他的感激之情确实真诚，令我无语。“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他宣告。这时，他包装在圆滑、愤世嫉俗的外表之下的狂热主义终于不受控地显露出来。“历史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会利用美国自身的腐败，反治其身，而且他们毫无招架之力。既在美国领土以外，空军不能擅作主张打下太空中的卫星，联邦通信委员会也不可能向国务院不承认的国家抗议。若你有其他建议，我更想听听看。”我当时想不到，现在仍想不出来。或许本篇文章能赶在他们的广告登上产业报纸前提出警告，或许能在电视台之间敲响警钟。但能有多少影响呢？哈特福德不觉得，恐怕他仍是对的。“历史站在我们这边。”他这句话始终萦绕我的脑海。此致林肯、富兰克林与梅尔维尔的诞生之地，献上我的爱与祝福。然而，历史的教训同时也令我心中刮起一阵寒风；我仍记得巴比伦如何招致灭亡。(译者：张芸慎)[1] 山姆·戈德温(Sam Goldwyn， 1879—1974)，好莱坞制片人。——译者注[2] 指西联汇款，1851年在纽约成立，以前主要业务为收发电报，现在主要业务为国际汇款。[3]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 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及性学家。——译者注[4] 戴夫·布鲁贝克(Dave Brubeck， 1920—2012)，爵士音乐家。——译者注[5] 英寻：英制长度单位，1英寻约等于1.82米。[6] 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 1913—1952)，好莱坞影星。——译者注[7] 195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票房大卖。下文中的山姆·斯皮格尔是本片的制片人。[8]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投靠英国的将领，被排挤、审判才背叛革命军。——译者注[9] 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译者注[10] 尼尔森收视率：一种收视率统计系统，世界上最主要的统计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方法。[11] 西尔斯目录：西尔斯公司曾经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业，其商品目录成为顾客重要的购物参考。[12] 指金赛博士的著作《金赛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