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参议员

1961年5月首次发表于《类比》(Analog)，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春季的华盛顿似乎从未如此可爱过，而这一个春季，斯蒂尔曼参议员哀伤地想，乃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直到现在，尽管乔丹医生已经告诉他一切，他还是无法完全坦然接受现实。在过去，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总有逃避之路，失败总能被挽回而不会成为最终结果。如果有人背叛了他，他便会将背叛者一脚踢开——有时甚至会灭掉他们以杀鸡儆猴。但是这一次，背叛来自他自己的体内。他甚至已经能够感觉到，心脏沉重的跳动似乎很快就要归于平静了。如今再去准备一九七六年总统竞选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甚至可能活不到公布提名的那一天……所有的梦想与野心，就要画上句号。即便是“人终有一死”这样的道理也没法安慰自己。对他而言，这一天来得太早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偶像之一塞西尔·罗兹[1]，在其还不到五十岁便行将就木之时大喊“要做的太多——时间太少”!他已经活得比罗兹长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却少得多。汽车正在将他带离国会大厦。这有着某种象征意味，而他尽量不去细细品味。现在他经过了新史密森尼——巨大而庞杂的博物馆群。他在华盛顿的这些年里，无数次地在国家广场看着它向远处延展开去，却从来未能有闲暇去造访。在对权力坚韧执着的追求中，他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他痛苦地想。整个文化和艺术的世界对他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这还只是他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对于家人和曾经的朋友，他形同陌路。爱早已沦为野心祭坛上的牺牲品，而这牺牲此刻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还会有谁为了他的离去而哭泣吗？对，有的。想到这里，孑然一身的感觉对精神的折磨略有缓解。他的脑海里塞满了那么多无足轻重的回忆，以至于伸手拿电话的时候，才想起只能先打到办公室才能得到想要拨打的号码。对此他深感愧疚。(白宫到了。在春日骄阳的照耀下，白宫显得熠熠生辉。生平头一次，他没有多看它一眼。它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一个不再与他有关的世界。)车载电话没有视频，但是他依然能够感受到艾琳轻微的惊讶——以及更加轻微的高兴。“你好，勒妮[2]——你们怎么样？”“挺好的，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在并不多见的由他主动拨打的通话中，这是他女儿惯用的客套。而若非圣诞节或某人生日将至，他也总是以“改天过去坐坐”的含糊承诺搪塞一下。“我在想，”他缓缓地说，口气几乎像是在辩解，“我是不是能把孩子们接过来过一下午。我很久没带他们出去了，而且我也想退休了。”“那太好了。”艾琳答道，她的声音充满了喜悦，“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想什么时候接他们？”“明天吧。我会在十二点左右打电话，然后带他们去动物园或史密森尼，或者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下她真的惊喜过望了，因为据她所知，自己的父亲乃是华盛顿一大忙人，日程表上往往预先安排了几个星期的计划。她应该会纳闷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她猜出真相。先别让她知道，因为连他的秘书对于他身上的刺痛都还一无所知。“那太好了。他们昨天还说起过你。”他的双眼湿润了，而且他很庆幸此刻勒妮看不到他。“我中午过去。”他语速很快，竭力不让声音出卖自己的情绪，“我爱你们。”他没等她回答便挂掉了电话，对着帷帘长叹一声，暗自宽慰。几乎是仅凭冲动而没有刻意规划，他已经迈出了重塑生活的第一步。他与自己的孩子已经有了情感上的隔膜，但是幸而隔辈人的亲情还完好无缺。剩下的几个月时光里，就算不做其他事情，他也要守护并增进这种亲情。医生肯定不会同意他带着两个生龙活虎又爱刨根问底的孩子逛自然历史博物馆，但这是他的愿望。自打上次碰面，乔伊和苏珊又长大了许多，要想跟上他们的节奏，身体和精神都得足够敏捷才行。刚走进圆形大厅，他们便立刻从他身边跑开，蹦蹦跳跳地跑向雄踞大理石厅堂的大象。“那是什么？”乔伊喊道。“那是一头大象，笨蛋。”苏珊带着她年长七岁的优越感回答道。“我知道那是一头‘大尚’，”乔伊回嘴说，“我是问它叫什么名字？”斯蒂尔曼参议员看了一下说明，但是没找到什么有帮助的信息。此情此景，那句原本风险十足的谚语“说错不要紧，千万别含糊”正派得上用场。“它名叫……呃……大块头。”他匆忙说道，“瞧瞧那双獠牙!”“它也会牙疼吗？”“哦，不会。”“它怎么清洁牙齿？妈妈说如果我不刷牙——”斯蒂尔曼觉察到了这场谈话的方向，认为最好是换一个话题。“里面还有很多要看的。你们想从什么开始——鸟类、蛇、鱼类，还是哺乳动物？”“蛇!”苏珊嚷道，“我想在盒子里养一条，但是爸爸不让。你觉得要是你跟他说，他会同意吗？”“什么是哺乳动物？”没等斯蒂尔曼想好怎么回答，乔伊便问道。“跟我来，”他坚决地说，“我带你看。”与孩子们一起穿厅越堂，奔走在一个接一个展览之间，他体会到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在博物馆中徜徉乃是有助于平静内心、正确看待生活中各类问题的绝佳手段。在这里，置身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奇妙造化之中，他回想起一个被遗忘已久的事实：他不过是这颗星球上亿万生灵中的一个。全人类，及其所有的希望与恐惧，所有的成就与罪恶，在世界的历史中也许无非一段小小的插曲。当他站在巨大的梁龙骨架面前——甚至孩子们都为之难能可贵地肃然敬畏了——他感受到永恒的气息正在吹拂他的灵魂。他不再屈服于野心的冲动，不再执迷于自己正是国家所需的信念。说到这里，国家又算个什么啊？《独立宣言》的签署不过是两个世纪之前的夏天的事情，而这块古老的美利坚大陆已经在犹他的磐石下静卧了一亿年——走到海洋生物馆时，他有点疲倦了。海洋馆生动形象地提醒着人们，今天的地球拥有古往今来最大的动物。九十英尺长的蓝鲸以及其他迅猛的海洋猎食者，在海中龙腾虎跃。这令他回想起曾经有段时光，他是在一个光亮生辉的小甲板上，在卷动不已的白色风帆下度过的。那个时候，聆听船头潇潇的水声，以及缆绳之间风的叹息，便足以令他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满足。他已经三十年没有航海了，这是另一个被他放弃的俗世之趣。“我不喜欢鱼，”苏珊抱怨道，“咱们什么时候去看蛇？”“马上，”他说，“不过急什么呢？有的是时间。”这些话未经大脑便从口中溜了出来。孩子们在前面跑着，他却走得慢条斯理，然后他笑了，笑中并无苦涩。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也对。的确有的是时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可能充满了无尽的体验，只要你用心体会而不虚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要开始真正的生活了。截至目前，办公室里还没人怀疑什么，甚至他和孩子们出去也没引起什么惊讶。他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突然间取消事先的安排，让手下人收拾残局。他的行为模式尚未改变，但是再过几天，他的同事们就会明显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他应该尽快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以及向党汇报，然而他必须首先做出一些个人的决定，他希望在开始了结公事之前能够先独立解决好这些问题。他的迟疑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很少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在血雨腥风的政治生活中也从未对任何人手下留情。现在，面对着自己的终极失败，想到众多的政治对手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将同情与慰问施舍给他，他感觉到阵阵恐慌。他知道这种态度很蠢——这是他那顽固的自尊心的残余。这自尊心构成了他人格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在日益迫近的死亡阴影面前，也并没有消失。两个多星期以来，他带着自己的秘密从会议室走到白宫，走到国会大厦，穿行于错综复杂的华盛顿社会。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一次表演，却无人喝彩。到最后，他已经列好了行动计划；剩下的事情只有发出几封他亲手写就的信件，以及给妻子打电话。办公室的人找到了她。这费了点周折，因为她在罗马。屏幕上现出她的模样，他觉得她依然美丽。她本会是一位优雅的第一夫人，而如果成真，那将是对这些年来感情创伤的些许补偿。据他所知，她也曾经对此心怀期盼，但是他真的了解她想要什么吗？“你好，马丁。”她说，“我正盼着你打过来呢。我猜你想让我回去。”“你愿意回来吗？”他轻声问道。他温柔的语调明显令她吃惊了。“我要是说不愿意就太傻了，对吗？不过如果你没有选上，我会再次离开你。你必须接受这一点。”“他们不会选我了，甚至不会提名我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戴安娜。再过六个月，我就要死了。”直截了当是残忍的，但这是有意为之。电波传向通信卫星再传回地球会造成一秒钟的延迟，这一秒钟从未显得如此漫长。这一次，他打破了那美丽的面具。她因为怀疑而睁大了双眼，一只手捂住了嘴。“你在开玩笑!”“拿这个开玩笑？是真的，我的心脏不行了。乔丹医生几个星期前告诉我的。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错，咱们还是不要再细说下去了。”“所以你才会带孩子们出去，我正琢磨是怎么回事呢。”他应该猜得到艾琳会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情。关怀自己的儿孙本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令别人产生好奇，这令马丁·斯蒂尔曼不禁陷入了一阵忧伤的反思。“是的，”他坦率地承认了，“我觉得怕是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想尽量弥补失去的时光，别的事情都不太重要了。”他们静静地凝视着对方的双眼，目光越过了弯曲的地表，越过了多年分离造成的情感荒漠。接着戴安娜用有些发颤的声音答道：“我这就去收拾东西。”消息既然已经传了出去，他便有种卸下重担的感觉。甚至来自对手的同情也不似想象中那样难以接受了，因为一夜之间，他其实已经没有敌人了。多年来，他和一些人除了互相诟病再无其他交流，如今对方也发来了问候，其真诚无可怀疑。旧日的争吵已经消失不见，或者被意识到原本就是源于误解。一个人非得行将就木才能明白这些事情，实在是一种遗憾。他还明白了一件事情：对一个公务缠身的人而言，死亡也是一件全职工作。接班人有待指定；法律和财务上的琐事有待理清；与委员会和政府有关的事务有待完结。已经生龙活虎了一辈子，工作不可能像关掉电灯说停就停。自己履行的职责多得令人惊讶，而将这些职责剥离出去又是千难万难。他从来不甘于将权力委派他人——很多人批评说，对于一个希望成为一把手的人而言，这是个致命的缺陷——但是现在他必须这么做。他就像一座很快要停止走动的巨钟，而且不会有人过来上弦。他转赠自己的书，阅读并毁掉旧信件，关闭没用的账户和档案，发出最后的指令，以及撰写告别笔记。做这些事情时，他时常有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没有痛楚，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会再拥有若干年活力四射的生命了。他的前方只有心电图上几根线条，就像路障横亘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又像是一个诅咒，由只有医生才能读懂的奇怪语言写就。现在戴安娜、艾琳和她的丈夫几乎每天都带孩子来看他。过去他和比尔总是处不到一起，而他也清楚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指望女婿能取代儿子的位置，而且仅仅因为比尔没有一点马丁·斯蒂尔曼二世的样子，便对其横加责怪，也是不公平的。比尔自有其自身的成就：他照顾了艾琳，让她幸福，与她生养了子女。他缺乏野心的瑕疵——如果这真的称得上瑕疵的话——终于可以得到参议员的原谅了。他甚至能够不带一丝苦涩地想起先走一步的儿子。儿子如今在开普敦的联合国公墓中，安眠于众多十字架中的一个下面。他从未造访过马丁的墓地。在他还有时间去的时候，白人在南非可不大受欢迎。现在他倒是想去就去，但是又不确定该不该拿这件事情折磨戴安娜。他自己的回忆不会再困扰他多久了，但是她还要带着回忆继续活着。但他还是想去，感觉那就像是一种责任。而且，还可以把这当作最后一次陪孩子们玩乐的机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度假，他们不会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舅舅感到丝毫的难过。就在他开始着手安排的时候，他的整个生活再次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如同不到一个月之前的那次。甚至现在，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会有十来个甚至更多的拜访者在等着他。没有以前多，但也是好大一群人。然而，他从来不曾想象，哈克尼斯博士会是其中之一。看到那个瘦长的身影时，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他感到脸颊发热、脉搏加快，过去在会议桌上的唇枪舌剑、电话线里怒气冲冲的争吵，一齐涌上了心头。不过他很快放松下来，就他而言，那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哈克尼斯迈步过来，略带一丝局促。斯蒂尔曼参议员熟悉这种初见面时的尴尬——最近几个星期见得太多了。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放低姿态，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那个禁忌话题。“哎呀，博士，”他说，“真意外啊——我从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他就是忍不住要在话里带点锋芒，也因为看到对方的心领神会而感到满意。但是这锋芒其实已经没有讽刺意味了，对方的微笑也确认了这一点。“参议员，”哈克尼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斯蒂尔曼非得向前躬一下才听得清，“我想告诉你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能单独谈一会儿吗？不会太长。”斯蒂尔曼点点头。有关什么才是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位科学家来看他的原因，他也并无太大兴趣。比起七年前的上次会面时，这人好像变了很多，显得更加自信了。过去作为一名证人，那种紧张兮兮的气质曾经令他失分不少，如今那种气质也不见了。“参议员，”私人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道，“我有一些可能会使你非常震惊的消息。我认为你的病还有治。”斯蒂尔曼重重地摔在椅子里。他可从来没有期盼过这种事情。从一开始，他就没让自己陷于海市蜃楼般的痴心妄想。傻瓜才会对抗无常，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旧日对手，气喘吁吁地说：“谁告诉你的？我的医生们——”“别管他们。他们比时代落后了十年并不是他们的错。看看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懂俄语。”“这是最新一期的苏联《空间医学杂志》，几天前到的，我们进行了例行翻译。这一条——就是我标出来的——提到了梅契尼柯夫空间站上最近的一些进展。”“梅契尼柯夫空间站是什么？”“你不知道？怎么了，那是他们的太空医院啊，建在大辐射带下面的那个。”“接着说。”斯蒂尔曼的声音突然有些喑哑，“我都忘了他们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他原本希望平静地结束此生，然而旧日时光又来萦绕心头。“当然，那条消息本身没透露太多，但是你能在字里行间看出不少道道。那条消息其实是科学家们在还没来得及写出完全成熟的论文时，预先放出的那种暗示，这样以后他们就可以用来申明对成果的优先权。标题是《零重力对循环系统疾病的治疗效果》。他们是这么做的：先在兔子和仓鼠身上人工诱发心脏病，然后把它们带到空间站。在轨道上，自然什么东西都是没有重量的，心脏和肌肉几乎无事可做。结果便是我几年前想告诉你的：甚至最严重的病例都能得到缓解，有很多病例痊愈了。”小小的办公隔间曾经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多少次会议在此举办，多少项计划在此诞生，此刻这里忽然失去了真实感。记忆却显得更加生动了：他仿佛回到了一九六九年秋天那几场听证会。会上，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一个十年的活动正在接受审议——事实上，多半是在遭受攻击。在参议院航天委员会里，他从未就任主席，却一直是最为先声夺人的成员。正是在这里，他作为一位精明务实、不肯被乌托邦式的科学梦想愚弄的人，获得了国库守护者的好名声。当时他干得确实不错，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他对于太空和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只不过是对于争论的焦点有着非凡的敏感和洞察力。就像是脑海中打开了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的情形再次浮现——“哈克尼斯博士，你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主任吗？”“是的。”“我这里有一套NASA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的财务支出表，令人印象深刻。总额高达22 547 450 000美元，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财年的估算则超过了3 000 000 000美元。或许你愿意向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花掉这些钱后会得到什么回报。”“乐意之至，参议员。”于是在一种紧张但还称得上友好的气氛中，听证会就这么开始了。后来敌对情绪与日俱增。他当时就明白这并不公平。任何一个大型组织都会有其弱点，都会遭遇失败，而像NASA这样真正将征服太空作为目标的组织，更是无法期望完全的成功。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征服太空所要付出的生命与金钱，不会比征服天空少。十年来，几乎有一百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死在地球上、太空中、月面的荒野上。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紧迫感一旦过去，公众便开始询问“为什么”。斯蒂尔曼非常精明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这些质疑的传声筒。他的表演冷酷无情，拿捏到位。找个替罪羊会使事情方便一些，而哈克尼斯不幸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是的，博士，太空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更加准确的天气预报，这些方面的好处我非常了解，我也确信每个人都对此心怀感激。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可以由无人操控的航天器完成。令我困扰的——令很多人困扰的——是载人航天项目巨额的投入，及其微不足道的产出。自从十来年前的水星计划和X-15计划，我们已经往太空发射了几十亿美元。而结果又是什么？不过是几个人在大气层外度过了并不自在的几个小时，做出的事情都是电视摄像机和自动仪器能做得到的——而且机器能够做得更好，成本更低。此外还有人失去了生命!我们都不会忘记X-21重入大气层被烧毁时，收音机里传出的尖叫。我们有什么权力让人这样去送死？”他依然记得他讲完之后，会议室里一片静默。他的问题提得很有道理，理应得到回答。但是，他那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遣词造句实在是有碍公平，更何况，这些问题针对的是一位根本无法做出有力回答的人。斯蒂尔曼不会对冯·布劳恩或者李柯弗采用同样的战略，他们有能耐把斯蒂尔曼的机锋原样奉还。但是哈克尼斯绝非演说家，即便有什么强烈的个人感受，他也会将其深埋于心。他是个优秀的科学家，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却是个笨拙的证人。胜利有如探囊取物。记者们最喜欢这种事情：他一直没弄清楚哪个记者编了一个外号“点背哈克尼斯”。“下面说一下你的这个计划，博士，一个可容纳五十人的空间实验室——你说它将耗资多少？”“略低于十五亿。”“每年的维护费用呢？”“不超过两亿五千万。”“在我们考量先前的估算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容许我们以某种怀疑态度审视这些图表。但是即使假定预算没有问题，我们投入这些钱将得到什么？”“我们将可以建立我们第一个大规模空间研究站。截至目前，我们都只能在并不合适的飞行器上狭窄的角落里做实验，而通常这些飞行器都是在执行其他任务。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永久性的有人空间实验室。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下一步的进展，太空生物学就很难开展——”“太空什么？”“太空生物学——对太空中活着的有机体的研究。俄国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把那条叫莱卡的狗用斯波尼克二号送上太空的时候，如今他们依然领先于我们。但是即便是他们，也还没有对昆虫或其他无脊椎动物做过正式的研究——事实上，曾经的研究对象仅限狗、小鼠和猴子。”“我明白了。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你打算申请资金在太空建个动物园？”会议室里的笑声促成了项目的流产。如今斯蒂尔曼参议员意识到，那也促成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只能怪自己，因为哈克尼斯博士已经尽力向他描述空间实验室可能带来的好处了，尽管其效果不佳。他特意强调了医学方面，没做任何具体的承诺，但是指出了可能性。他认为，医生在器官失重的环境下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技术。人类不再受到重力的损害，寿命有可能延长，因为心脏和肌肉受到的压力都大为减弱。是的，他提到了心脏，但是当时的斯蒂尔曼参议员身强体壮、雄心勃勃，急切地想在媒体上出风头，对此毫无兴趣。“你干吗来告诉我这个？”他有气无力地说，“你就不能让我平静死去吗？”“关键就在这里。”哈克尼斯急切地说，“不能放弃半点希望。”“因为俄国人已经治愈了几只仓鼠和兔子？”“远远不止这些。我给你的报纸仅提到了初步的结果，而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他们不想开空头支票，所以尽量不声张。”“那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哈克尼斯看起来很惊讶。“这有何难，我给我的俄国同行斯坦尤科维奇打了电话。当时他就在梅契尼柯夫空间站上，可见他们有多么重视这项工作。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就自作主张向他讲了你的情况。”长久的绝望之后，得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就像失去它一样痛苦。斯蒂尔曼难以呼吸，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惊恐地担心是不是大限已至，不过随即释然了：那只是兴奋的感觉，胸部不再紧张，耳鸣渐渐消失，他听到哈克尼斯博士还在说：“他问你是否能立刻去一趟苏联航天城，我说我得来问你一声。如果你能去，明天早晨十点三十分纽约有一趟航班。”他已经答应孩子们明天去动物园，之前他还从未令他们失望过。这一想法让他感觉到一丝内疚，他几乎是痛下决心才回答道：“我能去。”巨型洲际喷气客机从平流层下降的那几分钟，他并没有看到莫斯科。降落时观察屏是关闭的，因为对乘客来说，飞行器利用支撑射流竖直下落时，地面向上猛扑而来的景象过于惊心动魄。到了莫斯科，他换乘一架舒适的老式涡轮旋桨飞机，向东飞进了绵绵的夜色，此刻他才真正有机会反思一下。他的未来不再是定数了，而他真的对此感到高兴吗？这是一个奇怪的自问。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的生活还很简单，突然之间又变得如此复杂。他已经学着放弃很多可能性了，此刻它们却再次呈现面前。约翰逊医生说得对，一个人得知早晨将要被吊死时，心态最为平和。反之无疑也是正确的——缓刑的想法最是令人心神不定。他们在航天城——苏联的太空首都降落的时候，他睡着了。降落时的微弱冲击将他惊醒，一时间他难以想象自己身在何处。他是不是梦见了自己飞越半个地球寻找生机？不，那不是梦，但也很可能只是一次徒劳的追寻。十二个小时之后，他还在等待答案。他做了最后一次仪器检查，心电图显示器上的亮点已经让命运闪烁不定的舞步安定下来。似曾相识的医疗检查流程、医生与护士温和又专业的语调让他的精神大体放松了下来。专家们需要会商，要求他在接待室里等待。柔和的灯光令人身心安适，只有俄文杂志，以及几位有些鬓发蓬乱的苏联医学先驱的画像，在提醒他自己已经身在异国。他不是唯一的病人，还有十个左右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靠墙坐着。他们读着杂志，竭力显得放松。没有人交谈，也没人互相张望。房间里的每颗心灵都蜷缩在各自的角落里，在生与死之间逡巡。尽管共同的不幸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联系还不足以使他们互相有所沟通。每个人都仿佛已经与全人类隔离开来，只顾着全力奔向宇宙中某个唯一希望所在。但是在房间远端的角落里，有一处例外。一对年轻夫妇——看上去两人都不超过二十五岁——正紧紧拥抱在一起，其凄惨状一开始甚至令斯蒂尔曼感觉讨厌。不管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他严厉地对自己说，人都应该更加互相体谅一点。他们应当隐藏自己的感受——尤其在这样一种场合，否则可能会令别人心烦意乱。他很快就由讨厌转为怜悯，因为当看到单纯无私的爱陷于深重的悲痛，谁的心都不会长久保持铁石一块。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寂静中只能听到翻动纸张和挪移椅子的声音，他的怜悯几乎变成一种耿耿于怀的迷念。他们是什么来历？他在想。那男孩看起来敏感而聪明，他可能是位艺术家、科学家或音乐家——无从得知。女孩怀孕了，她那张淳朴的农民脸庞在俄罗斯妇女中非常普遍。她远远称不上漂亮，但是忧伤与爱情令她笼罩着一种熠熠生辉的甜美。斯蒂尔曼发觉自己根本无法从她身上挪开视线，因为尽管外形上并无丝毫相似之处，她却令他想到了戴安娜。三十年前，两人一起走出教堂的时候，他在妻子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光辉。他几乎已经将其忘记，那光辉暗淡得如此迅速，是他的错？还是她的错？没有任何预警，他的椅子突然开始颤抖。突如其来的震动扫过了整个建筑，就像远处有一个巨大的锤子正在击打地面。地震？斯蒂尔曼想道，接着他便想起来身在何方，于是开始读秒。他数到六十便停了下来，心想隔音措施一定非常有效，以至于低沉的空气噪声根本传不到他的耳中，只有地面上的阵阵冲击波能够证明上千吨的重量正在飞向天空。又过了一分钟，他听到世界边缘的下方，传来了遥远但是清晰的声音，像是一场雷暴。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现在的高度，至于在发射场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更是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他明白，他并不需要担心那场雷暴，因为他正在升空，不断加速的火箭会将风暴远远甩在身后。加速度造成的压力也不会触及他的身体，因为他正泡在暖水中休整，比坐在厚实的椅垫上还要舒服。遥远的轰鸣依然回响在太空的边缘，等待室的门打开了，护士朝他点点头。尽管他感到众人正在瞧着自己，他还是头也不回地出去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宣判。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媒体一直在试图联系他，但是他拒绝接电话。“就说我在睡觉，不能被打扰。”他对空姐说。他纳闷是谁把消息捅给了他们，并且因为自己的隐逸生活遭受侵犯而心烦意乱。不过多年来，隐逸生活恰恰是他一直在避免的，懂得享受这种生活只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事情。他没法责怪记者和播报员们认为他已经回到原来的样子。喷气机在华盛顿着陆时，记者们已经在等着他了。他记得其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有些还是他的老朋友。看到新闻界的行动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感觉如何，参议员，”《时代周刊》的麦考利问道，“得知就要回来工作了？我觉得是真的——俄国人能治好你吧？”“他们认为可以。”他小心翼翼地回答，“这是个医学界的新领域，谁也不能打保票。”“你什么时候去太空？”“一个星期之内，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一些事务。”“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如果确实有效？”“难说。就算一切顺利，我也要在上面至少待六个月。”他下意识地朝天空看了看。在清晨或者傍晚——甚至在白天，只要你知道往哪里瞧——梅契尼柯夫空间站是一个壮观的景致，比其他任何一颗星都明亮。但是现在天上飞着那么多卫星，只有专家才能够将它们区分开来。“六个月，”一个新闻记者寻思着说，“那意味着你不能参加一九七六年大选了。”“但是一九八〇年的没问题。”另一个说。“还有一九八四年。”又有一个说道，人群轰然大笑。人们已经在开一九八四年的玩笑了。一九八四年曾经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但是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期——希望如此。人们竖起双耳，支起麦克风，期待着他的回答。当他站在舷梯的下端，再次成为关注与探询的焦点，他感觉到久违的激动在血管里奔涌。从太空回来后变成一个焕然一新的人，这将是一次多么夺人耳目的复出啊!由此带来的个人魅力将是其他候选人不能比拟的，这简直给他这位准候选人蒙上了一层神性的色彩。他发觉自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优势编入竞选口号中去了。“我需要时间来制订计划。”他说，“我得过一阵子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离开地球之前会发表一个声明。”我离开地球之前。立刻便有了一个响亮而抓人的短语。他默默地品味着这句短语的韵律，这时他看到戴安娜正向他走来。她已经变了，正如同他自己也在变化。她的眼中充满了两天前还没有的警惕和淡漠。那眼神表达出如言语一般明白无误的质询：“一切又要和从前一样了吗？”天气很暖和，他却突然感到寒冷，好像他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平原受了风寒。但是跑过来欢迎他的乔伊和苏珊没有变。他怀抱着他们，把脸埋进他们的头发，以防记者们拍摄到他眼中盈满的泪水。当他们用孩童那种纯真的爱包围着他时，他明白了自己必然的选择。所有的亲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在了解他的时候恰逢他逃离了对权力的渴求。他不能再给他们留下其他印象了，如果他们将来多少能够记得他。“电话会议，斯蒂尔曼先生。”秘书说，“我把它转接到你的私人屏幕上。”他坐在椅子上转了个圈，面对着墙上的灰色面板。同时，面板分成了左右两块。右面的一半显示着一间办公室，和他自己的差不多，仅在几英里之外。但是左边那一半——斯坦尤科维奇教授，仅着短裤衬衫，正悬浮在座椅上方一英尺处。一看到电话接通，他便抓住了座椅，把自己拉了回去，在腰间系了一条网纹的带子。他背后是成排的通信设备，而通信设备的后面，斯蒂尔曼明白，便是太空。右半边屏幕上的哈克尼斯博士先说了话。“我们正期待着和您通话，参议员。斯坦尤科维奇教授告诉我一切准备就绪。”“下一艘补给飞船，”俄国人说，“两天之后升空。我会随它回地球，但是我希望离开空间站之前能见到你。”由于呼吸的是稀薄氦氧，他的音调高得有点奇怪。除此之外，没有距离感，也没有背景噪声。尽管斯坦尤科维奇此刻身处千里之外，而且正以每秒五英里的速度快速移动，他看起来似乎就在这间办公室。斯蒂尔曼甚至能够听到他身后设备架上电动机微弱的嗡鸣。“教授，”斯蒂尔曼答复道，“我走之前想问几件事情。”“没问题。”这下他能看出来斯坦尤科维奇离此地很遥远了。他的回答传过来之前的延迟很明显，空间站肯定正在地球另一面的上空。“我在航天城的时候，在诊所里看到了很多其他病人。我想知道——你们是基于什么标准选择治疗对象的？”这一次，对话之间的停顿要比电波速度形成的延时长得多。斯坦尤科维奇回答道：“怎么了，当然是最有可能见效的病人。”“但是你们的住处肯定非常有限。除了我之外，肯定会还有其他候选人。”“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说这些——”哈克尼斯有点焦急地插了句话。斯蒂尔曼看向右边的屏幕。很难想象，正在回看着他的这个人，正是仅仅几年前还在他的锋芒面前苦苦挣扎的那一位。那次的经历磨炼了哈克尼斯，给了他政治游戏的洗礼。斯蒂尔曼教会了他很多，而他正在使用这些得之不易的知识。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果说哈克尼斯没有在品尝复仇的快感，没有感受到信仰被证明是正确时的喜悦，那他也有点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作为太空行政主管，他很清楚，一旦全世界都听说美国未来的总统待在俄罗斯太空医院里——因为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他的一半预算斗争都将画上句号。“哈克尼斯博士，”斯蒂尔曼轻轻地说，“这是我的事情。我还在等你回答，教授——”尽管有着一些争论，他还是很享受这件事情的。两位科学家显然都下了同样的赌注。斯坦尤科维奇也有他自己的问题。斯蒂尔曼能猜得出在航天城和莫斯科进行过怎样的讨论，猜得出俄国宇航员急于抓住这次机会的心理——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已经彻底得到了这次机会。这样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情形在十来年前简直不可想象。美国航空航天局和苏联航天委员会携手合作，将他作为二者共同利益的马前卒。他对此并无愤恨，因为如果他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工具，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仍然部分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你说得很对。”斯坦尤科维奇非常不情愿地说道，“我们只能把非常有限的病人带到梅契尼柯夫。不管怎么说，这个空间站是一个研究实验室，不是医院。”“多少？”斯蒂尔曼继续追问。“嗯——不到十个。”斯坦尤科维奇更加不情愿地承认道。显然这是个老问题了，只是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也会亲自遭遇到。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偶尔看到的一篇新闻报道。青霉素刚刚被发现的时候是那么的稀少，以至于如果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时到了没有它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也只有一个人能得到救治。不到十个。在航天城，他看到了十几个等待者，而全世界又有多少？接待室里那对痛苦的情侣再次浮现心头，最近几天他总是想到他们。可能他帮不了他们，谁知道呢。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负担着一项无法回避的责任。的确，没人能够预见未来，预见其行为造成的无尽后果。但如果不是他的缘故，他自己的国家如今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上方拥有了一间太空医院。他的良心上承载着多少美国人的生命啊？他能够接受曾经拒绝给予别人的帮助吗？以前他可能会——但现在不会了。“先生们，”他说，“我可以坦率地同你们两个人讲话，因为我知道你们有着同样的诉求。”(他注意到两人都对他轻微的讽刺有所察觉。)“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帮助和你们付出的心血，但是很抱歉，那都白费了。不——先别急着反对。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如果我年轻十岁，我会做出另外的选择。但是现在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尤其考虑到我曾经的作为。”他看了一眼哈克尼斯博士，博士尴尬地笑着。“我也有其他个人方面的原因，我不可能改变想法了。请不要觉得我无礼或不领情，但是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再次感谢，再见。”他关闭了通话。两个震惊的科学家的图像渐渐消逝，他的心灵重归宁静。春暖花开无形间变成了夏日炎炎。盼望已久的二百年国庆来了又去。多年来的第一次，他能以一位平民百姓的身份享受独立日。他终于可以坐着看别人的表演了——或者可以置之不理，只要他愿意。来日已经无多，他很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次见到一些老朋友的机会了，他在家花了几个小时看议会辩论，听时事评论。既然他眼中的世界已然圣光照耀，他的情感便也波澜不惊。尽管他熟知那些论点，欣赏那些论辩，但是仍保持着超然的心境，仿佛自己是来自其他星球的看客。荧屏上呼喊不已的小小身影如同好玩的牵线木偶，出演着一出有趣但不再重要的戏剧——起码对他而言。但是对他的孙子孙女而言是重要的，他们有一天也会成长到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便是他给未来留下的遗产，不管这未来有多么奇特。要想理解未来，必须知晓过去。当汽车在纪念碑大道上驶过的时候，他便将他们带了过去。戴安娜开着车，艾琳坐在副驾驶上，而他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向他们指点着路两旁熟悉的景点。对他来说熟悉，对他们却不然。就算是他们的年龄还不足以理解所看到的，他也希望他们能记住。经过了肃穆冷清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在那里他又想起了安眠在世界另一端的马丁——汽车沿着蜿蜒的盘山路开上了小丘。在他们身后，华盛顿市有如海市蜃楼般，在夏日的雾霭中舞动颤抖，直到消失在道路的转角之后。弗农山庄[3]上很幽静，一周的前几天游客总是很少。当他们下了车走向那所房子的时候，斯蒂尔曼在琢磨，如果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看到他的家在今天的样子，会作何感想。他不可能想到他的房子会完好无损地进入其第二个百年，成为仓皇流逝的时间长河中一处恒定不变的孤岛。他们在一间间布局匀称的房间里漫步，尽力回答着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提问，品味着那种简单得多也从容得多的生活方式。(但在当年身在其中的人看来，那种生活的确是简单从容的吗？)一个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任何能够替代人力、风力或水力的能源的世界实在是难以想象。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跑得比马快，大部分人死在出生地周围几英里之内。炎热、步行，以及不停的提问比斯蒂尔曼想象的还要令人疲倦。走到音乐室的时候，他决定休息一下。门廊上有几张漂亮的长椅，他可以坐在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饱览一下草坪上的葱茏绿茎。“我出去一下，”他对戴安娜说，“你们逛完了厨房和马厩，到外面找我。我去坐一会儿。”“你确信自己没事吗？”她紧张地说。“我从没感觉这么好过，不过我也不想好过了头。再说，孩子们快把我榨干了——我实在想不出更多答案了。你得弄出点答案来，反正厨房是你的专业。”戴安娜笑了。“我对厨房里的事情向来不在行，对吗？不过我会尽力的……我想半小时之内就能完。”他离开他们，独自一人走到了门廊。两个世纪以前，华盛顿肯定也曾站在这里，看着波托马可河蜿蜒入海，思考着刚刚结束的战争和将要面对的问题。而如果命运另有安排，几个月之后，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马丁·斯蒂尔曼，可能也会在此矗立。他不能假装没有遗憾，但是遗憾也并不多。有些人能够同时拥有权力和幸福，但他缺少这种天赋。早晚有一天，野心会将他熬干。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懂得了知足。为这一点，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正当他为自己的侥幸逃离惊异不已时，最后的光阴悄然流逝，死神从夏日的天空款款而至。(译者：秦鹏)[1] 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2] “勒妮”应为斯蒂尔曼对艾琳的昵称。[3] 弗农山庄：乔治·华盛顿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