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layboy)收录于《来自太阳的风》我和其他非洲人不同。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五十年里的进步没能赶上欧洲花了五百年才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羞耻。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发展速度比应当的慢,这都是被像恰卡这样的独裁者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责怪自己。是我们的错,所以也应该由我们来解决。而且,我比其他人更有理由想要毁掉这位大酋长、全能者和全视者。他跟我来自同一个部落,还通过我父亲的其中一个妻子与我有亲戚关系,但自从上台以后,他就一直在迫害我的家族,尽管我们家不参与政治。我的两个哥哥失踪了,另一个在一场无法解释的车祸里丧生了。我之所以还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这个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有世界知名度的科学家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和我的很多知识分子同伴一样,我也是慢慢才反对恰卡的。以前,我总觉得有时候独裁才是解决政治动**的唯一办法——就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误导的德国人一样。我们那灾难性错误的首个迹象可能体现在恰卡废除了宪法并用十九世纪祖鲁皇帝[1]的名字给自己改了名,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他的转世。从那时起,他的狂妄开始变本加厉。和所有的暴君一样,他谁都不信,并总觉得自己身边充斥着反叛者。这种感觉倒是很有根据。世人都知道至少有六次公开的行刺,肯定还有一些未公开的。它们的失败让恰卡更加坚信自己的命运,同时还加强了他的追随者们那个狂热的信念,即他是永生的。随着反对者的手段越来越激烈,大酋长的反制措施也越来越冷酷——越来越野蛮。恰卡的政权并不是非洲或是世界其他地方第一个折磨政敌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在电视上公然这么做的。即便到了那时候,全世界都知晓了他的恐怖手段并深感厌恶,但令我羞耻的是,要不是命运将武器交到了我手里,我可能还是会袖手旁观。我不是个行动派,而且我憎恨暴力。然而,一旦意识到这力量交到了我手里,我再也没法坐视不管了。等到美国太空总署的技术员安装好了他们的设备,并把休斯马克十号红外通信系统交给我们时,我便开始制订计划。这看上去很奇怪,我的国家,虽然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在征服太空的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因为地理上的偶然造成的,俄国人或是美国人对此可是一点都不喜欢,但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乌姆巴拉位于赤道上,也意味着在所有行星轨道的正下方。而且它还具备一个独特且无价的自然条件:一座名为赞部坑的死火山。一百多万年以前,在赞部死去的时候,岩浆一步步地退却,凝结成了一系列的台阶,形成了一个一英里宽、一千英尺深的大碗。只需挖走极少量的土方,再布好线缆,就能将它转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因为巨大的反射面是固定的,随着地球的自转,它每过二十四小时才能扫描几分钟给定的天空。科学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了能收取远在太阳系边缘的飞船和探测器发回的信号。恰卡是个他们没能预料到的问题。他是在工程几乎就要完工时上台的,他们只好设法跟他共存。幸运的是,他对科学有种近乎迷信的尊敬,而且他还需要所有能得到的美元和卢布。赤道深空设施逃过了他的狂热,事实上,他还甚至加强了它。那个大圆盘刚刚完工时,我首次登上了矗立在它中央的铁塔。它像是根垂直的桅杆,高度超过了一千五百英尺,支撑着巨碗焦点处的收集天线。一个小小的电梯,能载三个人,缓慢地带着我去了顶部。刚开始,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那个围在我身边、向着各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英里的铝制大碗在反射着单调的光芒。但很快我就升过了火山口的边缘,可以望到远处我希望能拯救的土地。峰顶覆盖着积雪、在西方的雾霾中泛着蓝光的是坦帕拉山,非洲第二高的山峰,我跟它之间相隔着无数英里的丛林。在丛林里面蜿蜒着、打着旋的是尼亚河浑浊的河水——它是我几百万同胞们仅有的高速公路。少数的几块空地,一条铁路,还有远处城市的白色反光,它们是人类活动的唯一迹象。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无助感的冲击,每当我从高处俯瞰乌姆巴拉时,总能意识到人类在沉睡的丛林面前是多么渺小。电梯咔嗒一声停了,将我带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高空。我出了电梯,来到了一个满是同轴电缆和各种设备的小屋。从这里还可以再往上一小段距离,有一截楼梯伸出了房顶,通向一个比一平方码大不了多少的平台。易于头晕的人可不能上去,那上面连扶手都没有,只有中心处的一根避雷针能给人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我站在这块离云彩如此接近的三角形金属板上时,一只手始终都牢牢地抓着避雷针。壮丽的风景,加上轻微的、却又始终存在的由危险引发的兴奋,让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感觉自己成了神,完全摆脱了地球上的俗务,众人皆在我脚下。突然间我意识到了,如同数学一般确切,这将是一次恰卡无法拒绝的挑战。汤加上校,他的警卫队长,会表示反对,但他的反对肯定会被忽视。懂得恰卡的人都应该能非常确定地预计到,在开幕的那一天他会站在这里,一个人,站上好几分钟,审视着他的王国。他的警卫会待在下面的屋子里,他们已经检查了这里,认为没问题。当我从三英里外隔着射电望远镜和我的天文台之间的重重山峦发起攻击时,他们将无能为力。我庆幸有这些山峦的存在,尽管它们会让问题变得复杂,但它们能保护我免遭任何的怀疑。汤加上校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应该无法想到还有枪竟然能够发射拐弯的子弹。而且,他肯定想找到一把枪,虽然他找不到子弹……我回到了实验室,开始了计算。很快,我就发现了第一个错误。因为我看到过马克十号的激光束能在千分之一秒内在钢板上打个洞,我就想当然地认为它也能杀人。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从某些方面来说,人是个比钢板更难对付的目标。人的体内大部分是水,比热是金属的十倍。一束光能在盔甲上钻个洞,或是把消息传送到远至冥王星——这也是马克十号的设计初衷——但只能给人体造成虽然疼痛却只停留在表面的灼伤。在三英里以外,我能给恰卡造成的最大伤害也无非是在他身披的那张招摇的部落毯子上钻个洞,证明他依旧是个凡人。有那么一阵子,我差点就要放弃计划了。但它还没有彻底失败,我本能地知道答案就在眼前,我只需仔细寻找。或许,我可以用我的隐形热子弹切断某根固定铁塔的线缆,好让它在恰卡登顶时垮塌。计算表明,只要马克十号能持续作用十五秒钟就能实现这个结果。线缆跟人不一样,它不会移动,因此没必要将宝都押在一次高能量的射击上。我可以慢慢来。但是,破坏望远镜相当于背叛了科学,所以等到我发现这个想法也不可行时,我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桅杆的设计留了太高的安全系数,我必须要切断三根不同的线缆才能让它倒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每次要让这仪器精准地对准目标,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微调。我必须得想其他办法。人要想看清眼皮底下的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直到望远镜的官方启动仪式开始之前的一个星期,我才找到办法来对付恰卡,人民的父亲、全视者及全能者。到这时,我带的研究生已经调校好设备,我们准备进行一次全功率的测试。当它在天文台的穹顶内绕着基座旋转时,马克十号看上去就像是一台巨大的双筒反射望远镜——实际上它也确实就是台望远镜。一面直径三十六英尺的镜子聚集了激光束,并将它往外射向太空。另一面镜子的作用是收集返回的信号,同时也用来瞄准目标,如同一个超强的远距离瞄准系统。我们对准了最近的天体,也就是月亮,来检验精度。一天深夜,我把十字对准了新月的中心,射出了一个脉冲。两秒半之后,一个清晰的反射传了回来。可以行动了。还需要解决一个细节问题,而且必须由我本人秘密地来解决。射电望远镜位于天文台的北方,连绵的山峰阻碍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天文台南方一英里处有一座单独的山峰。我对它很了解,因为多年以前我帮着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宇宙射线观测站。现在,它将派上别的用场,一个在我的国家仍自由时我绝对想不到的用场。山峰正下方有一个古堡废墟,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被废弃了。我稍微花了点工夫就找到了我需要的位置——一个小洞穴,高度还不到一码,藏在了从古墙上掉落的两块巨石之间。从蜘蛛网的状况来判断,已经有好几代没人进去过了。我爬进了洞口,从里面能看到整个深空设施的规模,一直延展了好几英里。它东面是旧时阿波罗项目的跟踪站,曾帮助首个登月者返回地球。再往东是一个机场,一架大型运输机正悬浮在它上空,腹部喷管向下喷射着气流。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在这个点位上能毫无遮挡地看到马克十号的穹顶,以及在它北方三英里处射电望远镜的桅杆。我花三天时间在隐蔽的洞内安装了一面镀银完美、表面异常平整的镜子。为了精确固定镜子的朝向,我不得不进行步骤繁琐的毫米级微调,这花了我太长的时间,我都担心无法及时完成了。但好在我终于调好了角度,精确到了不到一秒角。当我用马克十号瞄准山上的秘密地点时,可以清晰地看到身后的小山。视野狭窄,但也足够了,目标区域只有一码宽,我可以观察到它的全身,误差不超过一英寸。沿着我设置好的线路,光可以来回穿梭。无论我在瞄准镜里看到什么,它都会自动地出现在发射镜的射击路径上。三天后,我坐在安静的天文台里,电源块在我身边嗡嗡地低吟着,看着恰卡进入望远镜的视野里,感觉还真有些怪。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成功的喜悦,就像是天文学家计算了一个新行星的轨道,接着真的发现它出现在星空里预测的位置上。我看到他时,那张冷酷的脸正侧对着我,在我用的最大倍数下,显得离我只有三十英尺远。我耐心地等待着,怀着冷静的自信,等待着我确定会到来的那一刻——恰卡在镜中直视我的那一刻。随后,我用左手划了个符号,向一位不可直述其名的古神致敬,并用右手合上电容器组的闸门,发射了激光,射出了无声的、隐形的雷霆,越过了重重山峦。是的,这种做法好多了。恰卡死不足惜,但死亡会把他变成殉道士,反而会加强他政权的统治。我送给他的礼物比死亡还要恐怖,能将他的支持者扔进信仰崩塌的恐惧。恰卡仍然活着。但全视者什么也看不到了。在不到几毫秒的时间内,我把他变得连街上最可怜的乞丐都不如。我甚至都没弄疼他。当纤弱的视网膜被一千个太阳的热能烤化时,你是感觉不到疼的。(译者:老光)[1] 指恰卡·祖鲁(Shaka Zulu,约1781—1828),非洲祖鲁族首领,祖鲁王国建立者,也是著名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