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混沌边缘的生命”圣菲研究所坐落在坎宁街上，里面的那些房子原本属于一个修道院。举行这次研讨会的地方原先是个小教堂。伊恩·马尔科姆站在讲台上，一缕阳光照在他身上。此刻他没有继续往下讲，而是戏剧性地做了个停顿。马尔科姆今年四十岁，是研究所里的知名人物。他是研究混沌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可是，由于去哥斯达黎加时受了重伤，他那大有前途的事业曾一度中断。实际上，好几家新闻媒体都曾报道说马尔科姆已经遇难。后来他曾经说过：“很遗憾，打断了全国各个数学系的庆祝活动，不过我只是死亡了一点点。外科医生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他们会最先这么告诉你们。现在我又回来了——你们也可以说，是我又复活了。”马尔科姆穿着一身黑衣裳，拄着一根手杖，给人以质朴无华的感觉。在研究所里，他以“分析不落俗套、看问题有悲观倾向”闻名。他于当年8月所做的一场题为“混沌边缘的生命”的报告，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他对混沌理论在进化论中的运用所作的分析。使他非常满意的是，他的听众都具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圣菲研究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由一批对混沌理论的含义非常感兴趣的科学家组建起来的。这些科学家来自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他们都相信，在世界的复杂性背后有一个内在的秩序，这个秩序曾一度使科学感到困惑。但它将被混沌理论——即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复杂性理论所揭示。一言以蔽之，复杂性理论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探究了许多复杂系统的行为——市场上的公司、人类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单个细胞中的酶级联反应、迁徙鸟群的行为方式——这些系统异常复杂，在电脑出现之前，要想对它们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这项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其研究结果令人惊讶不已。科学家们很快就注意到，复杂系统表现出某些共同的行为。他们逐步认为，这些行为是所有复杂系统的特点，他们意识到，这些行为无法用分析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方式来解释。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简化还原法——把手表拆开，看它是如何运行的——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一些有趣的行为似乎是从各组成部分之间自发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这种行为不是事先安排的，也不受外因引导，是自发产生的，所以这种行为被称之为“自我组织”。“在研究进化问题时，”伊恩·马尔科姆说道，“我们对两种自我组织行为特别感兴趣。一种是适应问题。这是随处可见的。公司适应市场，脑细胞适应信号传递，免疫系统适应感染，动物适应给它们的食物。我们逐步认识到适应能力是复杂系统的特点——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进化会导致更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产生。”他在讲台上变换了一下姿势，把身体的重心移到手杖上。“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他说道，“是复杂系统在需要秩序和必须变化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方式。复杂系统往往使其自身处于我们称之为‘混沌边缘’的地方。我们可以认为，在混沌边缘有足以使生命系统产生震**的新生事物，同时又有足以使它不至于陷入无序状态的稳定因素。这是一个冲突区，它充满动**，充满新与旧之间的不断对抗。毫无疑问，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一个生命系统离这个平衡点太近，它就有陷入无序和自取灭亡的危险，但如果它离开这个边缘太远，它就变得僵化、呆板、独断专行。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它的灭亡。变化太大或太小都具有毁灭性，复杂系统只有置身于混沌边缘才能兴旺。”他顿了顿：“所以，从其内涵上来看，物种绝迹是两种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不是变化太大，就是变化太小。”听众中许多人频频点头；在场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对这种看法都持认同态度。混沌边缘的概念几乎成了圣菲研究所的信条。“遗憾的是，”马尔科姆继续说道，“这一理论框架和物种灭绝的事实之间还有一道宽阔的鸿沟。我们无法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化石能告诉我们的是某种动物绝迹的时间，而不是绝迹的原因。电脑模拟的价值很有限。但我们不能用活的有机体来做实验。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物种灭绝是无法验证也无法实验的，所以，它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和政治方面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我想提醒大家，关于阿伏伽德罗常数，就没有带宗教色彩的争论，在普朗克常数、胰腺功能问题上也没有，但在物种灭绝的问题上，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两百年，我不知道它该如何解决，假如——那位先生，有什么问题？”会场的后几排有个人举起手不耐烦地挥动着。马尔科姆皱起眉头，显然感到不快。学院里的习惯做法是，等发言的人讲完之后才让大家提问，中途打断一个人的发言是不礼貌的。“你有问题要问吗？”马尔科姆问道。会场后排有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站起来。“实际上，”那人说道，“是个评论。”说话的那个人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穿着卡其布衬衣和短裤，行为举止非常得体。马尔科姆认识这个姓莱文的古生物学家，他是从伯克利到这个研究所来参加暑期进修的。马尔科姆以前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但知道此人颇有名气。大家公认，莱文在他这一代古生物学家中出类拔萃，在当今世界也堪称佼佼者。可是所里大多教人都不喜欢他，觉得他高傲自负、目中无人。“你说化石无助于对物种灭绝问题的解释，”莱文说道，“这我同意。如果你认为行为是物种灭绝的原因，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从骨化石上看不出多少与行为有关的信息。但是你说行为理论是无法验证的，这我不敢苟同。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种结果。也许你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会场里鸦雀无声。站在讲台上的马尔科姆皱起眉头。这位著名的数学家还不习惯于听别人说他对问题考虑不周：“请问你有何高见？”对于会场上出现的紧张气氛，莱文似乎无动于衷。“是这样，”他继续说道，“在白垩纪，地球上恐龙的分布地区很广。我们在每个大洲、每个气候带，甚至在南极，都发现了恐龙化石。如果造成它们绝迹的果真是由于它们自身的行为，而不是由于一场大灾难，或者是疾病，或者植物生命的变化，或者是人们提出的其他广义的原因，那我觉得，它们似乎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地球上很可能还残存着这些动物。那为什么不能去找它们呢？”“可以呀，”马尔科姆冷冷地说，“如果你对此很感兴趣，如果你闲得发慌。”“不，不，”莱文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万一恐龙还没有绝迹呢？万一它们还存在，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呢？”“你在谈论的是一个失落的世界。”马尔科姆说道。会场上的人们会意地点着头。研究所里的科学家们在谈及普通的进化问题时，有一套简化的术语；子弹场、赌棍的破产、生命游戏、失落的世界、红桃皇后，黑色噪音。这些都是关于进化问题的界定非常明确的概念。可是它们都……“不，”莱文固执地说，“我是实事求是。”“那你就完全弄错了。”马尔科姆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他转过身慢条斯理地走到黑板前面，“如果我们谈到混沌边缘的含义，可以先问问自己，生命的最小单元是什么？对生命所做的最有当代意识的定义要包括DNA。但是有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定义太狭隘。如果我们想到病毒和所谓的朊病毒，那么显而易见，生命可以脱离DNA而存在……”坐在会场后面的莱文出神地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开始记笔记。关于失落的世界的假说讲学结束了。此时已过正午，马尔科姆一瘸一拐地在研究所的院子里走着。他身边有一位来自非洲的访问学者：年轻的野外生物学家萨拉·哈丁。几年前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曾受聘担任她的博士论文的校外审读，自那以后他们就相识了。他们顶着夏季火辣辣的太阳从院子里穿过，显得很不协调：马尔科姆一身黑衣服，微弯着腰，拄着手杖，像个苦行僧；哈丁穿着T恤衫和短裤，显得年轻、结实、充满活力，她的墨镜推到了额头上，短短的黑发也连带着推了上去。她的研究领域是非洲食肉动物，如狮子和鬣狗。她第二天就要回内罗毕了。自从马尔科姆动手术以来，他俩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哈丁是利用教师休假的时间到奥斯汀来的，马尔科姆进行过多次手术，是她一直在帮忙照料他，使他恢复了健康。曾经一度，两人之间似乎有了爱情，马尔科姆这个抱定独身主义的人似乎也产生了过小家庭生活的想法。可是后来哈丁回了非洲，马尔科姆则到圣菲来了。无论他们以前有过什么罗曼史，现在也只是朋友关系。他们在探讨他讲座快结束时人们提出的那些问题。马尔科姆原先以为人们只会提一些意料之中的不同见解：大规模物种灭绝的问题很重要，人类得以存在要归功于白垩纪的物种灭绝，因为恐龙绝迹，使哺乳动物得以占据地球。正如一位自以为是的提问者所说：“白垩纪使我们自身的具有感知能力的意识，在这个星球上兴盛起来。”马尔科姆当即就作出了回答：“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人类是有感知和意识的呢？没有任何根据嘛。人类从来都不自己考虑问题，他们觉得那样做太不舒服。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如果接触到不同意见，他们就很不高兴。人类的典型特点不是意识而是遵从，其典型结果就是宗教战争。其他动物为争抢地盘和食物而争斗，但是在人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动物王国中，他们却为自己的‘信念’而争斗。因为信念是行为的指南，而行为在人类的进化中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灭亡，那我觉得，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人类还有任何意识了。我们是顽固不化、自我毁灭、遵奉信念行事的人。我们的其他观点只不过是自鸣得意的自欺欺人罢了。下一个问题？”此刻，萨拉·哈丁边走边笑地说：“他们不喜欢你那种说法。”“我承认那是在给人泼冷水。”他说道，“但那也是不得已呀。”他说着摇了摇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优秀科学家，可是……也没有弄出什么吸引人的东西。顺便问一句，知道打断我讲话的那家伙的情况吗？”“理查德·莱文？”她笑起来，“挺讨厌的，是吧？他是个举世闻名的讨厌鬼。”马尔科姆嘟囔着说：“我看也是。”“他很有钱，这就是问题所在。”哈丁说道，“你知道贝基布娃娃吗？”“不知道。”马尔科姆说着看了她一眼。“这个嘛，美国的每个小姑娘都知道，这些布娃娃有一个系列：贝基、萨莉、弗朗西丝，还有其他几个，都是美国的玩具布娃娃，莱文是那家公司的继承人。他是个自以为是的富家子弟，性情浮躁，喜欢随心所欲。”马尔科姆点点头。“有空和我一块儿吃饭吗？”“当然，我很……”“马尔科姆博士！请等一下！马尔科姆博士！”马尔科姆转过身，理查德·莱文细长的身影正匆匆穿过院子朝他们跑来。“啊，见鬼！”马尔科姆说道。“马尔科姆博士，”莱文跑上前来说道，“你并没有认真考虑我的提议，这使我感到吃惊。”“我怎么可能呢？”马尔科姆说道，“那是十分荒唐的。”“是啊，可是……”“哈丁女士和我正准备去吃午饭。”马尔科姆指了指萨拉说。“是的，但我觉得你应当再考虑一下。”莱文有点不依不饶，“因为我认为自己的论点是成立的——恐龙仍然存在，这很有可能，甚至完全有可能。你一定知道关于哥斯达黎加那些动物的谣传吧？我相信你还到那儿去过一段时间。”“是的，关于哥斯达黎加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还有刚果，”莱文继续说道，“多年以来一直有报道说，侏儒人在博坎布附近的密林深处看见了巨蜥，甚至还看见了雷龙。据说在印尼伊里安查亚的丛林里，有一种犀牛般大小的动物，也许就是残存的角龙。”“天方夜谭，”马尔科姆说道，“纯粹是天方夜谭。至今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既没有照片，也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也许没有，”莱文说道，“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证据不存在，我认为，很可能存在着这些尚未绝迹的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马尔科姆耸耸肩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但从事实来看，它们有可能幸存下来。”莱文寸步不让地说，“我不断接到电话，说在哥斯达黎加发现了新动物，是残存下来的或者是支离破碎的。”马尔科姆顿了顿，然后问道：“最近吗？”“就在前不久。”“唔，”马尔科姆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最近一次电话是九个月之前。”莱文说道，“当时我正在西伯利亚考察那只在冰天雪地中保存下来的小猛犸，没能及时赶回来。他们告诉我，那是一种大得畸形的蜥蜴，是在哥斯达黎加的丛林中发现的。”“哦？后来怎么了？”“尸体被烧掉了。”“所以什么也没留下？”“没有。”“没有照片？没有证据？”“显然也设有。”“所以只是一番道听途说。”马尔科姆说道。“也许是吧。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察探险，以便弄清报道中所说的这些幸存下来的动物的情况。”马尔科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考察探险？去寻找传说中的失落的世界？谁来出这笔费用？”“我出。”莱文说道，“我早已开始筹划了。”“那可能要花……”“花多少我不在乎，”莱文说道，“事实上，幸存下来是可能的。其他门类的物种就有不少幸存下来了，所以白垩纪中的动物也许会有幸存下来的。”“天方夜谭。”马尔科姆摇摇头又说了一遍。莱文稍事停顿，打量着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博士，”他说道，“我不得不说，你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你刚才还提出了一个论点，我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来证实你的论点。我原以为你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呢。”“使我感到迫不及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是你不带我去，你也……”“我对恐龙不感兴趣。”马尔科姆说道。“可是大家都对恐龙很感兴趣。”“我不感兴趣。”他扶住手杖转过身，准备离开。“顺便问一下，”莱文说道，“你在哥斯达黎加干什么了？听说你去了将近一年。”“我躺在医院的病**。他们让我在特护病房待了整整半年。当时我连飞机都上不了。”“是啊，”莱文说道，“我知道你受了伤。但你先告诉我，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难道你当时不是在寻找恐龙？”在明亮的阳光下，马尔科姆拄着手杖，乜斜着眼看着他说：“不是的，没那回事儿。”他们三个人来到河对岸的瓜达卢佩餐厅，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漆桌前坐下。萨拉·哈丁对着瓶子喝花冠啤酒，同时看着坐在她对面的这两个男人。看起来，莱文对能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很高兴，好像坐到这张桌子旁边就是打了胜仗。马尔科姆则像跟一个多动的孩子待得太久的父亲，显得很疲倦。“你想知道我听到的情况吗？”莱文问道，“我听说，两年前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培育出一批恐龙，然后把它们放到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岛上。可是后来出了事故，许多人死于非命，那些恐龙也随即被消灭了。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缄口不言，因为它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有秘而不宣的默契之类的东西。哥斯达黎加政府也不愿意因此而影响本国的旅游业。于是大家都避而不谈，这是我听到的情况。”马尔科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相信吗？”“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莱文说道，“可是我不断听见这方面的传闻。真是谣言四起，接连不断。都说你和艾伦·格兰特，还有其他几个人在那儿。”“你问过格兰特了吗？”“我问了，去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说那纯粹是无稽之谈。”马尔科姆慢慢地点点头。“那是你说的吗？”莱文喝了一口啤酒，“我是说你认识格兰特，是吧？”“不认识，从来没见过。”莱文仔细地端详着马尔科姆的脸：“这么说，没那回事了？”马尔科姆叹了口气：“你熟悉技术神话的概念吗？它最先是盖勒在普林斯顿提出的。他的基本论点就是，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古老神话，什么奥菲士啦、欧律狄刻啦、珀尔修斯啦、美杜莎啦等等，所以我们就用现代技术神话来填补这个空白。盖勒列举了十多个例子，其中一个说的是，有外星人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机库里出没；还有一个说的是，有人发明了一个可以用一加仑汽油跑一百五十英里的化油器，不少汽车公司买了他的专利后却迟迟按兵不动；还有什么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一个秘密基地训练儿童的超感觉力，这些儿童可以用他们的意念杀死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说什么秘鲁纳斯卡地区地上的道道痕迹是外星人的飞船港；说什么艾滋病病毒是中央情报局为了消灭同性恋者而有意传播的；说什么尼古拉·特斯拉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源，可是他的所有记录都丢失了；还有什么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幅十世纪的绘画，画的是从太空所看到的地球；还有斯坦福研究院发现有个人的身体在黑暗中能够生长……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你是说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恐龙是个神话？”莱文说道。“当然是神话啦。肯定是神话嘛。你觉得用基因工程的方法能培育出恐龙吗？”“所有的专家都跟我说不可能。”“他们说得对。”马尔科姆说完看了哈丁一眼，似乎是想让她证实一下。她一声不吭，只顾喝她的啤酒。其实哈丁所听见的有关这些恐龙的传闻还远远不止这些。马尔科姆手术后，由于麻醉药和镇痛药的作用，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曾说过些胡话。当时他似乎非常害怕，不停地在病**扭动身子，嘴里还不断重复着几种恐龙的名字。哈丁曾经问过护士，护士说每次手术后他都是那样。医院的医护人员认为那是麻醉药产生的幻觉——可是哈丁却认为马尔科姆是在重新体验过去的某些恐怖的实际场景。马尔科姆称呼恐龙时使用了她所熟悉的简称，这就更增强了她的这种感觉。他把恐龙称为“猛龙”“秀颚”和“三角”，而且他好像特别害怕“猛龙”。回到家里后，她曾问过他所说的那些胡话。他双肩一耸，说了句不太高明的笑话——“至少我没有提到别的女人，对吧？”接着就说他小时候是个恐龙迷，还说生病会使人怀旧之类的话。从整体态度来看，他是故意表现出冷淡，似乎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她明显感到他是在避实就虚，但她不想把他逼得太厉害。再说当时她爱上了他，所以也就没有再追根究底。现在他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她，似乎是在问，她是否会说得跟他不一致。哈丁扬了扬眉毛，两眼盯着他。他这么做一定有原因，她可以等着瞧。莱文从桌子上探身向前对马尔科姆说：“这么说，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事完全是子虚乌有了？”“完全是子虚乌有。”马尔科姆严肃地点点头，“完全是胡编乱造。”三年来，马尔科姆一直在否定人们的这种猜测。现在这对他来说已经轻车熟路，不过，他此刻的疲劳却不是装的，而是真的。实际上，他在1989年夏季就担任了帕洛阿尔托的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顾问。他为该公司到哥斯达黎加出了一趟差，结果遇上一场飞来横祸。事后，所有与那场灾祸有关的人员都辟谣说那是天方夜谭。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想尽量推卸自身的责任；哥斯达黎加政府想维护本国作为旅游天堂的名声。而那些科学家们都有约在先，同意不向外透露任何情况，事后他们都得到了慷慨的赠款，以使他们继续守口如瓶。马尔科姆这两年的全部医疗费用都由该公司承担。与此同时，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那个哥斯达黎加小岛上的设施已全部销毁，岛上已没有任何活着的动物了。公司还买通了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教授乔治·巴塞尔顿。巴塞尔顿是个生物学家，经常发表文章，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是一位公众喜爱的科技问题方面的权威。巴塞尔顿说他到那个岛上去过，对于岛上近期曾出现过绝迹动物的谣传，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矢口否认。他以嘲弄的口吻说：“剑齿虎，说得倒像是真的！”这话还真起了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开始逐渐转淡。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从那以后就破了产，它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投资者因此蒙受了重大损失。虽然该公司的实物财产、房屋、实验设备等都可以逐步变卖，但公司认为它所开发的核心技术是决计不能卖的。总而言之，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工作已经结束。关于这家公司，已没有太多的东西可说了。“这么说，这都是假的。”莱文说着，咬了一口绿苞米做的粉蒸肉，“跟你说句实话吧，马尔科姆博士，这样我就有底了。”“为什么？”马尔科姆问道。“因为这就意味着，以前不断有传闻说曾在哥斯达黎加出现的那些动物，现在可以肯定是真的了，是真的恐龙，我耶鲁大学的一位朋友在那儿。他是个野外生物学家，他说他亲眼见过，我相信他的话。”马尔科姆耸耸肩：“我不相信在哥斯达黎加还会有什么动物出现。”“的确，几乎有一年时间没有什么新发现了。不过如果再有发现，我是会去的。在去之前我要组建一支考察队。我花了很多时间考虑具体怎么办的问题，我想可以建造一些专用车辆，一年之内可以造成。我已经跟索恩博士谈过了。接下来我准备招募考察队员，也许会请哈丁博士参加，或者请有类似成就的博物学家参加，还要吸收一些研究生……”马尔科姆边听边摇头。“你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莱文说道。“是的。”“可是假如——仅仅是假如——再出现那类动物？”“根本不会出现。”“假如它们万一真的出现了呢？”莱文问道，“你有兴趣帮助我吗？帮助策划一次探险考察？”马尔科姆饭吃完后，把盘子向旁边一推。他的两眼久久地看着莱文。“行啊。”他终于答应了，“如果万一再出现，我愿意帮助你。”“太好了！”莱文说道，“我只要知道这些。”外面阳光灿烂。在瓜达卢佩大街上，马尔科姆和萨拉一起朝他那辆破旧的福特牌轿车走去。莱文则钻进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高兴地挥了挥手，然后一溜烟地把车开走了。“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萨拉·哈丁问道，“你觉得，呃，这些动物会再次出现？”“不，”马尔科姆说道，“我敢肯定它们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你的话听起来好像充满希望。”他摇摇头，动作有些别扭地钻进车里，把那条受过伤的腿从驾驶盘下面挪过去。哈丁钻进车里，坐在他身边。他看了她一眼，转动了点火器的钥匙。他们一起回到了研究所。她于第二天返回非洲。在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莱文的准备工作情况，因为他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打电话，询问一些有关野外作业注意事项、汽车轮胎问题，以及对野生动物最好用什么麻醉药物之类的问题。有时她还接到索恩博士的电话。索恩在制造车辆，但语气中常流露出一些苦恼情绪。马尔科姆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不过在她过生日的时候，他给她寄来一张生日贺卡。贺卡是一个月之后收到的，贺卡下方他草草写道：“祝你生日快乐。很高兴你离他比较远，他简直要把我气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