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圣经·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还有其他人挨鞭子，但少之又少。亨德里克是我们团上唯一被军事法庭判鞭刑的人，另外几个属于行政惩罚，例如我，而且，鞭刑需要一路向上呈报到团长——隐讳点说，这是下级指挥官觉得很不乐意的事。即使到团长那里，马洛伊少校也更有可能把那人踢出去，勒令退伍，而不是下令竖起鞭刑柱。从某方面来看，行政惩罚鞭打可说是一种最轻微的赞美，意味着你的上级认为还有些微可能，你也许有最终能成为军人、成为公民的那种性格，虽然目前看来不太可能。受到最大限度行政惩罚的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没挨超过三鞭。没有人像我这么惊险，差点儿回去当平民，但仍然勉强过关。这算是某种社会“殊荣”，只是我可不推荐。但我们有另一件案子，比起我或亨德里克的情况严重多了——非常令人作呕的案件。这一次，他们竖起了绞刑架。等一等，先讲清楚，这件案子其实不关陆军的事。犯罪地点并不在柯里营，而接受这小子进入机动步兵的分派官应该缴回军服。我们抵达柯里营的两天后，他就逃跑了。当然很荒唐，但这件案子一点道理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放弃服役就好呢？逃兵当然属于“坠机三十一条”其中一条，但陆军不会为了这种事动用死刑，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敌前”或其他严重的事，使得原本很不正规的退训方式演变成某种不能视而不见的事。陆军并不想花力气寻找逃兵，把他们抓回来。这么做丝毫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成为机动步兵是因为我们想要，我们以身为机动步兵为荣，机动步兵也以我们为荣。倘若一个人不是从头到脚都有那样的感觉，那么麻烦开始的时候，我可不想要他在我旁边。如果我受了伤，我希望身边的人会救我，因为他们是机动步兵，而我也是机动步兵，对他们来说，我的命就像他们自己的命一样重要。我不想要任何虚有其表的军人，拖拖拉拉，遇到情况不妙就开溜。与其有个正在调治“征兵症候群”的半吊子军人在我的侧翼，缺员反而安全得多。所以如果他们要跑，就让他们跑；抓他们回来根本是浪费时间与金钱。当然，大多数的人确实会回来，虽然可能经过了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并不会判他们绞刑，只会不耐烦地让他们挨五十鞭，就放他们走了。其他人不是公民就是合法居民，我想，逃亡者的精神肯定受到很大的折磨——即使警察并没有想要追捕他们。“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他们肯定越来越抵挡不住自首、受罚、再次轻松呼吸的**。但这小子没有自首。他消失了四个月，我怀疑他自己的连是不是还记得他，因为他在连上的时间只有两天；他大概只是一个没有脸孔的姓名，日复一日，早点名集合的时候，都必须报告“迪林杰，无故不到”。然后，他杀了一个小女孩。他受到当地法庭的审判并定罪，但身份查核显示他是未除役的军人，必须通知相关部门。我们的指挥官立刻介入，他们把他还给我们，因为军法管辖权优先于民法。将军何必这么费事呢？为什么不让当地的司法官去做呢？为了“给我们一个教训”吗？完全不是。我相当确定，将军不会认为他的小伙子们有谁需要这么令人作呕的教训，才会懂得不杀害小女孩。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愿意饶过我们的眼睛——倘若可能的话。我们确实学到了教训。虽然当时没有人提起，而这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牢记，直到这成为第二天性：机动步兵自己照料自己——无论好事坏事。迪林杰属于我们，他仍然在我们的名册上。即使我们不想要他，即使我们从来不该收他，即使我们乐意否认他，他仍然是本团的一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任凭千里外的治安官处置。如果不得已，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会亲自射杀他养的狗，但不会雇用可能误事的代理人。团部的记录说迪林杰是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有责任照料他。那天晚上，乐队演奏着《给无人哀悼者的挽歌》，我们慢行军走到阅兵场，一分钟六十拍(习惯了一分钟一百四十拍之后，实在很难保持步伐)。然后，迪林杰被押着出来，穿着跟我们一样的机动步兵军礼服，乐队开始演奏《丹尼·迪弗》，他们拔掉代表部队的每一件衣饰，甚至纽扣、帽子，只剩下栗色与淡蓝色衣裤，这不能算制服了。细碎的鼓声持续敲着，直到一切结束。我们通过阅兵台，小跑回到连上。我想，当时没有任何人昏倒，我也认为没有谁身体不适，虽然那天晚餐，大多数人都没吃多少东西，而且我从来没听过食堂帐篷那么安静。可是，虽然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却不像亨德里克的鞭打那么令人震惊——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设想自己处于迪林杰的立场，你不会有任何“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感觉。姑且不论逃兵这项法律问题，迪林杰至少犯下四条死罪；即使他的受害者活着，也还有另外三条——绑架、勒索、刑事过失，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上绞刑架。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至今仍然没有。“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这句老话根本是胡说八道。有些事情，你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憎恶。我的同情要留给我从来没见过的芭芭拉·安妮·恩瑟韦特，以及再也见不到小女儿的父母。那天晚上，军乐队收好各人的乐器，我们开始用三十天时间哀悼芭芭拉，也哀悼我们的耻辱。我们的军旗披上黑布，阅兵没有军乐，训练行军途中也不唱军歌。我前后只听过一次抱怨，另一名新兵立刻问他，是不是想要全套的痛揍？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小女孩，不是杀害她们。我们的团蒙羞了，我们必须洗清污名。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感觉耻辱。那天夜里，我试着想明白，怎样才可能防止这种事。当然，这种事如今几乎不会发生——但即使一次也嫌太多。我一直没有想到满意的答案。这个迪林杰——他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行为与记录也不可能太怪异，否则当初根本不会来到柯里营。我想，他是书上说的那种有病态性格的人，但没有办法看出来。嗯，如果无法阻止悲剧，只有一个确实的方法能避免它再次发生。我们用了这种方法。如果迪林杰当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似乎不可思议)，那么现在他面对了应有的结局……只不过似乎很遗憾，他受到的苦比不上小芭芭拉·安妮受的那么多——他几乎没受到什么苦。但是假设，因为这似乎更有可能，他是那么疯狂，以致根本没有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又怎么样呢？嗯，我们会射杀疯狗，不是吗？是的，但那样的疯狂是一种病……我只看得出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可能让他改善——假若是那样，他不如死掉算了，对他自己还比较好，对其他人的安全也比较好；另一种可能是治疗他，使他心智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他能有正常的心智，足以进入文明社会……想到他以前“有病”的时候做了什么事——除了自杀，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怎么能活着面对自己呢？再假设他还没治愈就逃脱，又犯了同样的事，然后可能一犯再犯呢？你要怎么对痛失爱女的父母解释？更何况他还有前科呢。我只能想到一个答案。我突然回想起我们在历史与道德哲学课堂上的一次讨论。杜波依斯先生正在谈北美共和国解体之前的混乱，那是20世纪的事。据他说，有一段时间，像迪林杰案那样的犯罪，就像斗殴一样常见，后来才大幅减少。“恐怖时期”不只在北美洲——俄罗斯、不列颠群岛等地也有。但最严重的情况是在北美洲，共和国解体之前不久的那段时间。“守法的人，”杜波依斯告诉我们，“夜间几乎不敢走进公园。这等于是冒着受到攻击的风险，狼群似的少年手持铁链、刀、土制枪、棍棒……碰上了至少会受伤，肯定会遭抢劫，有可能终身伤残——或者甚至被杀害。这种情形持续多年，直到俄英美同盟与大秦霸权之间的战争。谋杀、毒瘾、窃盗、殴打、破坏财物，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危险的地方不是只有公园——这些事也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大街上、校园内，甚至在教室里。但公园很不安全的恶名已是人尽皆知，正直的人在天黑之后不会靠近。”我曾经试着想象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学校——根本想象不出来。也无法想象会发生在我们的公园。公园是欢乐的地方，不是受伤的地方。至于被杀害……“杜波依斯先生，难道他们没有警察吗？或是法庭呢？”“他们有很多警察，比我们多太多了，也有更多的法庭，全都工作过劳。”“我想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有个少年做了坏事，哪怕只有一半坏……那么，他和他的父亲会站在一起挨鞭子。可是，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然后，杜波依斯先生要求我“定义‘少年犯’”。“呃，那样的……那些打人的孩子。”“错!”“嗯？可是，书上说……”“我道歉。你们的教科书确实是这么说。但是，把尾巴叫作腿，也不会把尾巴变成腿。‘少年犯’是一个矛盾的名词，一方面暗示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苦无解决之道。你养过小狗吗？”“养过。”“你有没有教它学习家里的规矩？”“呃……有，后来教了。”就是因为我做得太慢，才会导致我母亲定下规矩：狗绝对不能进屋。“啊，对，你的小狗犯错的时候，你生气吗？”“什么？哎呀，它又不懂事。它只是一只小狗。”“你怎么做的呢？”“哎呀，我会责骂它，揪着它指出错误，还会打它屁股。”“它肯定听不懂你说的话吧？”“不懂，但它能知道我对它很生气!”“可是，你刚才说，你并不生气。”杜波依斯先生有一种做法很令人恼怒，就是喜欢把人搞糊涂。“对，但我必须让它认为我生气。它必须学习，不是吗？”我回复道。“确实。可是，既然已经清楚地让它知道你不喜欢它犯错，你又怎么狠得下心打它屁股呢？你说这只可怜的小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然而，你造成了痛苦。请证明你有正当的理由!难道你是虐待狂吗？”我当时还不晓得“虐待狂”是什么——但我了解幼犬：“杜波依斯先生，你非得这么做不可!你责骂它，这样它才会知道自己惹了麻烦；你揪着它认清错误，它才会知道你指的是什么麻烦；你打它屁股，这样它才不会再犯——而且你必须马上做!如果事后再惩罚它，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使它更糊涂。即便如此，它也不会一次就能学到教训，所以你要注意，抓到它再犯，就要更严厉地惩罚。不久，它就会学到了。但如果只是骂它，就是浪费口舌而已。”然后我又说：“我猜你从来没养过小狗。”“多了!我现在就在养一只腊肠狗——用你的方法。我们再回来谈那些少年犯。最狠毒的那些，平均年龄比你们这班的同学还要小一点……而且他们往往从更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无法无天的生涯。千万别忘记那只小狗的例子。这些孩子常常被抓，警察每天都是一批一批逮捕。有责备他们吗？有，往往相当严厉。有没有揪着他们指出错误？很少。新闻机构与官员通常会将他们的姓名保密——很多地方的法律对十八岁以下的犯罪者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有被打屁股吗？确实没有!许多犯罪者从小就没被打屁股；当时的人普遍相信，打屁股，或是任何涉及疼痛的惩罚，对儿童会造成永久的心理伤害。”(回想起来，我父亲肯定从来没听过那个理论。)“校内体罚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他继续说，“只有德拉瓦这个小省份，立法将鞭打纳入法庭判决的合法课刑，但也只有少数几项犯罪适用，而且很少行使。这被视为‘残忍且不寻常的刑罚’。”杜波依斯好像把内心的沉思讲了出来：“我不能理解何以要反对‘残忍且不寻常’的刑罚。虽然法官的立意应该是仁慈的，但他的裁决应该导致罪犯受苦，否则等于没有惩罚——而疼痛是由几百万年的演化建立在我们身上的基本机制，当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就发出警告，用意是保护我们。为什么社会不肯使用这么高度完善的生存机制呢？然而，那个时期充满了科学时代之前的伪心理学胡扯。“至于‘不寻常’，惩罚当然要不寻常，否则根本没用。”然后，他又用残肢指着另一个男生：“如果有一只幼犬，每小时就挨一次打，那会怎么样呢？”“呃……可能会把它逼疯!”“很有可能。这样当然教不会它任何事。自从本校的校长上次不得不体罚学生，到现在过了多久？”“呃，我不确定，两年左右吧。那个孩子偷了……”“无所谓，够久了。意思就是那样的惩罚很不寻常，因此显得重要，可以阻遏，可以导正。再回到这些少年犯罪者……他们可能年幼时期没有被打过屁股，也确实不曾因为犯的罪而挨鞭子。一般的程序是，对于初犯，就是一个警告——责备一顿，往往不会送上法庭。几次再犯之后，就会判监禁，但通常是缓刑，将未成年人交付保护管束。一个少年可能被逮捕很多次，判决定罪好几次之后，才会受到惩罚——也就只是监禁，跟像他那样的人关在一起，从他们身上，他会学到更多犯罪习惯。即使是那种温和的惩罚，如果他在监禁期间没惹上大麻烦，他还能逃过一大半的刑期——当时的行话叫作‘假释’。“这种不可思议的循环可能持续好几年，他犯案的频率增加，也越来越恶性、重大，除了偶有单调沉闷但还算舒适的监禁之外，没有任何惩罚。然后，突然间，根据法律，通常是年满十八岁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少年犯’变成了成年犯——有时候结局就是只剩几星期或几个月，在死囚室等候处决，因为他犯了谋杀罪。你……”他又挑了我出来。“假设你只是责骂你的幼犬，却从来不曾惩罚它，放任它继续在屋里制造脏乱，偶尔把它关在屋外的棚舍，但很快又让它回到屋里，只是警告它不能再做坏事。然后，有一天，你注意到它已经是成年犬，却仍然没有学到家里的规矩——于是你掏出枪来，把它打死。请说，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哎呀……我从来没听过谁用这么疯狂的方式养狗!”“我同意。或是养小孩。那会是谁的错呢？”“呃……哎呀，我猜是我的错。”“我再次同意，但我可不是猜的。”“杜波依斯先生，”有个女生忍不住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在必要的时候就打小孩屁股，而对年纪稍长、该受惩罚的人，施以适当剂量的鞭打呢——他们不会忘记那种教训!我的意思是，对付那些做了真正严重坏事的人，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不清楚，”他严肃地回答，“只知道那是个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将社会美德与守法重纪灌输到少年人心里，然而某个伪专业阶级并不买账。他们自称‘社会工作者’，或是有时自称‘儿童心理学家’，其实他们还没建立科学方法。那个方法对他们而言显然是太简单了，因为任何人都能做到，只要有训练幼犬所需的耐心与坚定。我有时候也在纳闷，他们是不是对混乱有某种既得利益——但这不太可能；成年人无论行为如何，几乎总是根据有意识的‘最高动机’采取行动。”“可是……老天爷!”那个女生回答，“凡是小孩都不喜欢挨打，我也一样，可是我需要受到教训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动手。我只有一次在学校受到惩罚，回家之后，我又挨了一顿——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我想我以后应该不会被押到法官前面，被判鞭刑；你只要行为检点，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我觉得我们的体制没有什么不对；比起不能走到户外，害怕自己没命，这样好太多了——哎呀，那实在很可怕!”“我同意。小姐，那些立意良善的人所做的事造成非常悲惨的错误，虽然他们自以为在做好事。对于道德，他们没有任何科学理论。他们确实有道德的理论，而且试图靠此生活(我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动机)，但他们的理论错了——半是头脑不清的一厢情愿，半是强行合理化的不懂装懂。他们越认真，就会偏离得越远。你知道的，他们以为‘人’拥有道德本能。”“老师？可是，我以为……可是，人确实有呀!我就有。”“不，亲爱的同学，你有一种被培养出来的良心，最谨慎训练养成的那一种。人没有任何道德本能，并不是生来就有道德感。你生来没有，我生来没有——幼犬生来也没有。我们有机会通过训练、经验，以及心智的辛劳而习得道德感。这些不幸的少年犯生来没有，就像你我一样，但他们没有机会习得一丁点儿，那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没有给他们机会。‘道德感’是什么？是求生本能的一种精进。求生的本能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品格的每一方面都起源于此。凡是与生存本能矛盾的事物，迟早会起作用消灭此一个体，因此不会在后代身上出现。这项真理能用数学证明，无论何处皆能核实；只有这一条永恒的指导原则，控制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求生的本能，”他继续说，“可以培养成为更微妙，而且复杂得多的动机，远超越个体要活下去那种盲目、野蛮的冲动。小姐，你说的‘道德本能’名称错了，这是你的长辈灌输给你的，那个真理是，比起你个人的生存，群体的生存可能有更强的指导原则。例如，你家人的生存；子女的生存——等到你有子女的时候；国家的生存，如果你费劲攀登到那么高的话；也许还能继续往上。可经过科学验证的道德理论，必须根植于个体的求生本能——别的地方都不行——而且必须正确描述生存的层级架构，注意到各层级的动机，并且解决所有的矛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理论，以为我们能在任何层级解决任何道德问题。包括私利、对家人的爱、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甚至建构了某种精确的伦理规范，用在人类以外的关系上。但所有的道德问题，都能通过一句引述有误的话来说明：‘母猫至死保护幼猫，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一旦你懂得那只猫面对的问题，以及它如何解决问题，你就会准备好检视自己，明白你在道德的阶梯上有能力爬到多高。“这些少年犯只达到低水平。出生就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们达到的最高道德规范，是某种靠不住的忠诚，忠于某个同侪团体、某个街头帮派。可是，那些所谓的改良者试图‘唤起他们善良的本性’，要‘感动他们’，要‘激发他们的道德感’。一派胡言!他们没有任何‘善良的本性’；他们从经验中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生存之道。幼犬从来不曾受到打屁股的惩罚，因此它做的高兴且成功的事肯定符合‘道德’。“一切道德的基础都是责任，这个概念对于群体的关系，等同自我利益对于个人的关系。没有人对这些孩子讲解责任，用他们能了解的方式——也就是打屁股。但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却一直不停在讲他们的‘权利’。“结果应该可以预测，因为人类没有任何性质的天赋人权。”杜波依斯先生停顿了一下，有人上钩了。“老师，那么，‘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呢？”“啊，是的，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每年都有人引述那个华丽的诗句。生命？一个在太平洋溺水的人，他的生命有什么‘权利’？海洋不会听到他的哭喊。倘若有人必须为了救子女而死，他的生命有什么‘权利’？倘若他决定救自己的生命，他这么做是为了‘权利’吗？倘若有两个人在挨饿，同类相食是避免死亡的唯一选择，哪一个人的权利‘不可剥夺’呢？这又是‘权利’吗？至于自由，在那份伟大的文件上签名的几个英雄，承诺用他们的生命去买自由。自由并非不可剥夺——必要时常用爱国者的鲜血去买，否则总是会消失。在前人发明出来的各种所谓‘天赋人权’当中，自由是最不可能廉价的那种，而且永远不是免费的。“第三个‘权利’呢？——‘追求幸福’吗？确实是不可剥夺，但它并不是权利。这只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暴君无法夺走，爱国者也无法归还。将我打入地牢、架上火刑台，或是加冕为万王之王，只要我的大脑活着，我就能‘追求幸福’——但无论是诸神还是圣徒、智者还是灵药，都不能保证我会抓到幸福。”然后，杜波依斯先生转身看我。“我之前告诉各位，‘少年犯’是矛盾的词。这里的‘犯’其实意味着‘过失’，也就是未能善尽责任。但责任是成年人的美德——事实上，是他习得了对责任的认识，并且接受了这比他生来就有的自私之爱更珍贵，此时，也唯有此时，少年才会变为成年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少年犯’。但是，每一个少年犯背后总是有一个或多个成年犯——这些人达到成熟年龄，却不知道自己的本分，或是知道了却没有尽责。“这正是罩门，破坏了在许多方面值得赞美的文化。在街头游**的小流氓只是症状，代表有更严重的疾病；他们的公民(人人都算)颂扬他们对‘权利’的迷思……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体制如此的国家，不可能长久。”我不晓得杜波依斯中校会将迪林杰归到哪一类。他是你不得不除掉，却值得怜悯的少年犯吗？或者是只配受人唾弃的成年犯呢？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只确定一件事，就是他再也不会杀死任何小女孩。这样我就满意了。我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