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一触即发。我已经嗅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息。无论在哪儿都能看到人们眼神警惕,传递着内容不明的纸条,遮遮掩掩说着各种悄悄话。整个世界正在结冰,马上就要蔓延到这里,可我们仍然无处可逃。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将命丧于此。于是大家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想制订计划逃出去,这当然算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我根本不属于任何计划的一部分,根本没人和我提过逃跑,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带上我。我能做的不多,只能坚守岗位,低调行事,实时关注事态进展。老旧的电视机上正播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不过,身后机器的轰鸣一刻也没停息,让我听不太清记者的报道。迈阿密已经破天荒地连着下了三天大雪,佛罗里达州政府不得不向联邦政府求助。这一行为激发了东北部地区居民和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用抗议对联邦政府施压,希望加快疏散步骤。漫长的寒冬仍在继续……我不确定是谁提出了“漫长的寒冬”一词,可能是媒体,也可能是政府。不管是谁,这个词已经深入骨髓。它比“冰蚀期”(太专业)和“冰河时代”(太永恒)要好一些,因为听起来仿佛冬季结束已经指日可待——仿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冬天,只不过时间有点儿长,我倒希望真是如此。我相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以及世界各地的同类机构现在已经查明事实真相。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却至今没告诉我们(这将是这个世纪最重大的新闻)。警报声又嗡嗡响起。我无视了它。下一则新闻开始了。我停下手中的活已经有好一会儿,此时正全身心地看着电视报道。据屏幕下方文字显示,报道地点位于苏格兰爱丁堡外的罗塞斯港口。一名白色短发的男记者站在码头,身后是一艘体积庞大的白色邮轮。上船的舷梯经过改装加长,一批人正缓慢地向船上移动。画面中,远处的树木一片花白,像结了一层冰,周围满是雪花漫天飞舞。此情此景乍看上去像是游客正要登船出海度假,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艘邮轮三周之前还是“翡翠公主”号,英国王室将其购买后更名为“仲夏骄阳”号。这样的邮轮共有40艘,“仲夏骄阳”号仅是其中之一,英国政府计划用这些邮轮暂时将市民转移到较为暖和的地区。“仲夏骄阳”号将开往突尼斯,届时船上的乘客将被转移至吉比利外的一个安置营地,该营地是英国和突尼斯达成长期租约协议的一部分,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和日本也纷纷效仿,采取了类似措施。这一撤离不得不使人联想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冲出敌占区”行动。为摆脱纳粹德国的魔爪,英国当时撤离了共计350万平民。位于赤道附近的地产现在可谓是供不应求,享有“冬季天堂”之称。那些低于海平面且温度较高的地方也同样火爆,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死亡谷、利比亚的阿齐齐亚、苏丹的瓦迪哈勒法、伊朗的卢特沙漠地区、突尼斯的吉比利。要是两年前,在日出时分放一桶打开的汽油在这些地方,到中午,桶里便会空无一物,因为汽油会被高温蒸发干净。这些曾经的荒无人烟之地,现在却成了人类希望的灯塔,漫长寒冬下的绿洲。成百上千万的人不断涌入这些地方,即使倾家**产也要买到一个床位,只是我不确定到了这些地方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嗡嗡声再次响起,同样的调调,不同的机器,依然不是我在等待的那台。当声音第三次响起,我开始收拾三台烘干机里的床单,将它们仔细叠好。我现在负责洗衣服。自从两年前来到埃奇菲尔德联邦惩教所,我就一直在干这个。我一直跟法官解释我是无辜的,正如这里其他2000名囚犯一样。不过和他们不同的是,我的确是无辜的。如果非要说我犯了什么罪,那大概是我发明了一样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接受的东西,给世人带去了不安。我犯的错——或者用别人的说法来讲是罪——就是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人性。人类总是对不了解的事物格外恐惧,特别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他们以往认知的新事物。负责我案子的美国检察官找了一条极为荒谬的法律,并以此为由将我定罪。这对其他发明家传递了一清二楚的信息:你们最好别再搞这种发明。被判刑时我31岁,而要出狱我得等到70岁。(联邦罪名不允许保释,不过要是我表现良好,可以在服刑时间达到85%后出狱。)在我到达埃奇菲尔德后,曾设想过共六种越狱方法。经过后续深入调查,发现仅有三种可行,其中两种成功率极高。可问题在于:在我被定罪后全部资产都已经被查封了,我现在逃出去又能怎样?联系亲朋好友则会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我还会被全世界通缉,万一再被抓住,可能直接就是死刑了。所以我只能一直待在这里干着洗衣服的活儿。即便如此,至少我也尝试过做出一些改变,只能说我本性如此,这也是我历尽磨难才收获的道理:人性大概是我们唯一无法逃避的东西。警卫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减少。这让我惴惴不安。因为我知道原因:监狱员工和警卫都在往南边的人类宜居地疏散,我不知道这是联邦政府的安排还是他们自发的选择。战争一触即发——这是一场有关抢夺地球最后宜居地的战争。有军方和警方背景的人此时可是香饽饽,狱警自然也不相上下。营地的管理很可能会像监狱那般严格,政府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管理这批数量庞大的聚集人口,他们能否存活也取决于能否进行严格管理。我的问题在于,埃奇菲尔德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大致在亚特兰大和查尔斯顿中间,虽然正下着雪(八月份),但冰川尚未蔓延至此。届时政府会疏散这片区域的居民,但疏散行动肯定不会包括我们这些囚犯。说实话,政府连拯救儿童都十分困难,更别提成年人,而且他们是绝对不会拖着囚犯走的(更不可能带我们穿过大西洋去北非的宜居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囚犯不会出逃跟着他们向南行进,把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政府推入更大的窘境。所以他们会继续把我们封锁在这儿,甚至更糟。事已至此,我重新考虑起了越狱计划,而且我的几个狱友看起来也有同样打算。此时,监狱的氛围就像在等待7月4日国庆节的烟火秀,所有人都在等烟花炸裂绽放的那一刻。在那之后,态势将会以迅猛之势发展,我有些担心我们能否存活。我得加快进度了。洗衣间的房门打开,一位狱警大步走进来。“早上好,博士。”我继续看着我的床单,头也没抬地回答:“早上好。”在我看来,佩德罗·阿尔瓦雷兹是这里最专业的狱警之一。他年轻有为,为人正直,从不耍滑头。从某种角度讲,我的监狱生活也不赖。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有助于我观察研究人性——而这也是我的盲点,是我落得这个下场的原因。我认为,多数狱警干这行不外乎是出于一个原因:权力,凌驾于人的权力。我相信其中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在人生的某段时间里受到别人的权力支配。所以,人性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此揭露:在步入成年后,他们就会渴望拥有童年时期被剥夺的东西。但佩德罗是个例外,所以我对他很感兴趣。我和他建立了友谊,通过了解我逐渐知晓了他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以下是我所了解的关于他的情况:他的家人——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墨西哥。他有个年龄相仿的妻子,27岁左右,两人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5岁和3岁。最终我发现,他的妻子是他在这儿的唯一原因。佩德罗在墨西哥米却肯州长大,那里山脉连绵,可是官员们欺公枉法,连法官和陪审团都跟贩毒集团有关联,杀人夺命的勾当要比交通事故更加常见。在妻子怀孕后,佩德罗一家便搬离了那里,他不想让两个儿子像自己一样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他白天为一个景观美化团队干活,一到晚上和周末,就在斯巴坦堡社区学院学习刑事司法。毕业那天,他和妻子说他要进入斯巴坦堡县治安部门工作——因为他不想让这个新家园变得和米却肯州一样。在这里人们奉公守法,所以佩德罗希望能维持原样,当然,他完全是为了孩子。所以有关人性的另一个事实是:父母希望孩子能拥有自己未能拥有的东西。在佩德罗和妻子说了这个安排后,她上网搜索警察的死亡率,接着对佩德罗撂下了狠话:你要么换个职业,要么换个老婆。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佩德罗做了狱警,这行的死亡率和工作时长对玛丽娅·阿尔瓦雷兹而言都还可以接受,福利待遇和加班费也比警察更为丰厚。在周日,加班费比平日还要多25%。根据执法部门条款规定,鉴于工作环境的危险性,只要佩德罗连续工作25年以上,他退休后便能继续享受全部的福利——正好赶上他49岁生日。所以这的确是不错的选择,直到后来漫长的寒冬改变了一切。我原以为佩德罗会是首批离开此处的狱警,回到墨西哥去跟他的家人团聚,而且墨西哥也是现存的宜居地之一,不计其数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正往墨西哥迁移。可出乎我的意料,他选择坚守在这里。作为科学家,我内心的求知欲让我对原因十分好奇。而作为幸存者,我的求生欲也决定了我必须要知道。“佩德罗,你是运气不好没抽到上签吗?”他看着我,眉毛轻轻上扬。佩德罗大概是我在这儿最亲近的朋友了。出于好心我对他说道:“你不该待在这儿,你现在应该带上玛丽娅和两个孩子往南边走。”他一边打量着自己的靴子一边回答我:“我知道,博士。”“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可能是我级别不够,也可能是我上面没有朋友,又或者两者都是吧。”他说得没错,确实两个因素都有。他的上级知道,当监狱暴乱后,佩德罗大概是会努力镇压的好下属。在这个世界上,好人往往要背负起别人的重担,然后最先被压垮。佩德罗耸了耸肩说:“我这个级别也没什么办法。”这时一个囚犯出现在门口朝房间里望来,他怒目圆睁,双眼一眨不眨,手里还握着什么东西。他叫马塞尔,他一出现准没好事。佩德罗听到声音转过身去。马塞尔向他扑来,用结实的手臂锁住佩德罗,紧紧夹住他的双臂,一把自制小刀架在了他脖子上。见到眼前这一幕,我觉得时间仿佛静止,耳边机器和新闻的嘈杂声渐渐模糊起来,监狱远处传来一阵骚乱,脚步声如雷鸣般越来越近,一群囚犯经过走道,吵闹声盖过了脚步声,但我无法分辨出争吵的内容。佩德罗努力想挣脱控制。另一名囚犯在门口停了下来,他人高马大,看起来非常兴奋,我不认识他。那人对马塞尔喊道:“抓到他没,小塞?”“抓到了。”接着那名囚犯飞快逃走,马塞尔看着我说:“他们打算把我们留在这儿冻死,你知道的吧,博士?”他在等我开口。我沉默不言。佩德罗咬紧牙使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自己的右臂。“你要跟我们一起行动吗,博士?”佩德罗的手终于挣脱开来,飞快地伸进口袋。我从来没见他用过武器,我甚至都不确定他是否持有。马塞尔这时可不会坐以待毙,手中的小刀就要刺向佩德罗的脖子。就在这时,我终于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