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最后一个男生名叫约书亚·佩鲁佐。在调查他时，我们遇到了一点儿困难：据他的一位任课老师说，他在小学六年级时随父母去了西雅图，而当时全国联网数据库并没有对我们警局开放，这意味着我们要穿过大半个美国去找他。我有种强烈的直觉，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或者与其说是直觉，倒不如说是愿望。这个男孩是我们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线头，如果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思路彻底错了。在飞往西雅图的途中，我反复查看虚拟视觉里这个男孩留给我们的唯一影像：在班级的合照中，他静静立在一隅，矮小、瘦弱。他的脸有些虚焦，无论如何放大，细节总是一片模糊。唯一清楚的，或许就是他黑色的头发和心不在焉的神态。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我打了个寒噤，随即制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严重的睡眠不足使我耳鸣如雷，甚至盖过了飞机的引擎声。我的眼皮发沉，很快就漂浮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之中。下飞机之后，我径直前往约书亚的登记住址。然而就在他的家门口，我吃了一记闭门羹。“约书亚—他已经死了。”打开一半的门后，一个脸上沟壑纵横的男人说。我猜他应该是约书亚的父亲。“死了？”我的心空跳一拍，“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那个男人盯着我，凝重的目光里有疑惧，有厌恶，有—深深的寒意。“恐怕—你得问他本人了。”他说。门被猛地摔上了。男人的残影留在我的视网膜上：一个散发着血腥味的笑容。（贝利亚皱了皱鼻子）随后，我前往西雅图警局。在那里，我发现事实和老头子的“胡言乱语”竟然差不离。约书亚·佩鲁佐在十六岁时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死者是他的继母、老头子的第二任妻子—被判刑，在服刑的第二年，所有的官方档案中都不再有他的名字。没有人再见过他，他仿佛在监狱中凭空消失了……（“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凭空消失，更何况是在一座监狱里。”李靖波的眉头蹙着，“除非……”）除非他也参与到了那项实验里。以下是我从语焉不详的官方记录里得到的答案：作为一个具有明显行为偏差的少年犯，约书亚·佩鲁佐参与了西雅图市的脑区再造试点项目。和安东尼奥那个时代的半吊子做法不同，约书亚被打造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新的记忆、新的身份、新的名字、经过轻微整容的新面孔。他的鳏夫父亲被告知，为了他的孩子能摆脱暴力的过去，他必须接受他已“死”的事实—其实，我想在约书亚父亲的心中，他早就被草草埋葬了……（“关于脑区再造的文件里没有提过这些。”李靖波说。）我所说的一切，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密。为了保证约书亚“愈后”的生存质量，为了保证他不会遭遇任何就业或者生活上的歧视，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之前的身份—除非你恰巧认识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正好可以进入脑区再造项目的核心数据库，就像他之前在调查安东尼奥时做的那样……（“通过你的老同学，你查到了约书亚的新身份。”李靖波说。“这需要时间。”贝利亚摇了摇头，“而在这场分秒必争的比赛中，时间就是一切。”）我刚到西雅图时，娜奥米曾打来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她很担心我。“别胡思乱想。”我的口气很不耐烦。“向我保证，你不会胡来。”“你什么意思？”我被娜奥米的言外之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被自以为从她的话中听出的言外之意激怒了。是啊，我曾经在办案过程中情绪失控，也曾经偷了那么几次腥，我们两个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于是，那段时期中所有的歉疚、不满和猜忌如沉滓般泛起。我口气很冲地回敬了她几句，暗暗希望能把这次谈话升级成一次争吵—然而我失败了。娜奥米在电话那头沉默着，长时间地沉默着。最后，是我不堪忍受沉默的重负，挂断了电话。（李靖波的手指在桌面的信息窗口上滑动，“8个小时后，你接到了古德森的电话。”）他建议我搭最近的一趟航班回来，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时我正在西雅图警察局，自以为抓住了真相的藤蔓。我对他说，我讨厌别人说话含含糊糊，有什么事，我希望他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费解的话：“贝利亚，你是对的。”“你说什么？”我问道。但那边已经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