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之五

生物学家 祁北 30岁老人们说，我出生在最坏的时代。我在荒漠旁的小县城出生，在西北吹来的风里长大，草场在一年年退化，沙子落在草场里，花草长得格外挣扎。我平时和老人们一起住，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见到父母。他们工作的地方，我见过照片，爷爷奶奶说是偷偷拍的。他们身后是戈壁滩，有梭梭草，有一排排快干死的白杨，还有深深的巷道。我探过头去看照片，那些巷道上画着黄黑相间的标志，我后来在书上看到，是核辐射警告的意思。六岁的时候，我要和爸爸妈妈和小伙伴道别，过完夏天，我要去城市里上小学了。为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我很不解。“城市里老师更好。”他们回答。那时候我不想离开这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玩，想和桃子，李二哥，铃铛一起抓兔子，我尤其佩服老方(那时候他七岁半)，他抓蟋蟀真的一流。过生日的时候我吹灭蜡烛，许愿不要离开这里。于是我真的再没有离开过这里。那大概是个被诅咒的愿望吧。那年春天我得了肺炎，住进省城的医院里。高烧加上感冒药，一天可以睡二十个钟头。爷爷奶奶陪着，总是在哀声叹气。后来有一天忽然所有人都特别紧张，迷迷糊糊我觉得有护士推走了我的床，换了一个房间。我醒了，奶奶不在，我爷爷一个人哀声叹气。我猜是因为我生病了。可我没力气说话，躺在**，嘤嘤呜呜地喘气。大概三四天后我的肺炎差不多好了，只咳嗽，精神头都回来了。可爷爷还是叹气，而奶奶没有回来。我想下地走路，我爷爷指着门口说：“你不好出这门。”“奶奶呢？我找她——”我说。“哎呀……哎呀……她回村子报信了……哎哟……她什么都不懂哟……”他哭起来，七十岁的老人坐在床边号啕大哭。后来我听旁人说，我奶奶死了。不止我奶奶，他们都死了。死了？村子里知道消息太晚，中午人又都在外头活动，一个活下来的都没有。我六岁，那时候我不理解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只是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桃子、李二哥、铃铛和老方了。我大致觉得，死亡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吧——你看，一提起来，人们就都哭哭啼啼的。爷爷的精神一直恍惚着，很快就病了，躺在**，念叨着我妈妈的名字，说，要是她活着就好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听说消息，戈壁滩上的人们也不行了，补给运不进去，他们转移不出来。我爷爷听了那话，哭了一晚上，后来便不再动了。我们村里活下来的人，除了我，还有老张。村里以前都叫他张老头子，脑袋有点不灵光，独居，有点不知道哪儿来的小钱，性格乖僻。小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怪人一个，是个养蜂人，一有人靠近他的蜂箱，就会大吼着赶人走。我们都有些怕他。参宿四爆发的时候，他刚好在省城图书馆的地下室，好像是给蜜蜂找什么资料，在那里饿了几天，最后也转移到安置地了。不知怎么，他受了刺激之后反而脑袋好使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老张原来是大学里的老师。他懂得很多，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给我们讲解天文知识。我爷爷去世后，他就全权托管了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见如故，天天逼着我认字。没有书就拿医院的宣传小册子当教材，更多东西则是他自己讲，就把我当儿子看。与我同一辈的孩子们大多没能接受教育，托他的福，我是这一辈孩子里少数读过书的人。那时候我倒不太能领他那份好心。我总是吃不饱，没有力气想问题，多少有些愤愤不平。九岁那一年，老张又开始养蜂了。那时候我们再去看草场，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矛草，花都不见了。老张说，蜜蜂没了，进化程度高些的植物就没法繁殖。蜜蜂怎么没了？我问。花草能忍耐紫外线，蜜蜂不能，很容易就死了。蜜蜂不是采蜜去的吗？我问。老张说，对，它们同时还给花授粉。草可以给自己授粉，花就不行。他于是指着门口的葡萄架。那里的葡萄早就死了，他说，没有蜜蜂，就没有葡萄，没有西瓜和哈密瓜。我听了他的回答，直流口水。我好多年没见过水果了。蜜蜂很重要吧，我想。我又问，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老张笑笑，没什么好处，我就会这个，问心无愧嘛。那时候我不太明白——连年的饥饿早就把人心**裸地坦露出来，钩心斗角的，阴暗的心计一览无余，我才九岁，什么都见过了。没好处的事情没人会去做，没有谁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那时候我断定，老张是个古怪的例外。老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只蜂后，据说有办法让蜜蜂一窝变两窝。后来我知道他设法诱骗蜂群去生新的蜂后，隔一阵就放生一些。蜜蜂只靠传粉活得够呛，死活不分窝，他就给蜜蜂喂自己配的糖浆——我们都没有糖浆吃。村里有野孩子总是盯着蜜蜂，老张看得紧，总是没机会下手。后来他们瞄准了蜜蜂的糖浆，连碟子一起偷走，当作一顿难得的甜点。老张抓到孩子骂得凶，拿扫把劈头盖脸打过去，孩子怕他，也怕蜜蜂。可后来饥饿战胜了恐惧，有一天他们干脆连蜂箱一起搬走了。老张年纪过了七十，跑不动，只能干瞪眼，我跑得快，一路追上他们，可我骨架小，又一个人，要打过他们中的一个人都够呛。最后蜂箱被拆了，没什么蜂蜜，就把蜂蛹和蜜蜂堆在一起烤。我去救蜜蜂，只是挨了一顿揍。他们升起火来，烤蜂蛹吃，我一边哭，一边看着眼馋。“喏，你也吃点罢。看你这样子。”他们说。有个大孩子被蛰得厉害，可我看他还是一脸幸福。我尝了一些，蜂蛹真香，甜脆甜脆的，蜂房烤着也很香。我折返回去，告诉老张蜜蜂都没了。老张看了我身上的擦伤，没说什么，骂了句不怎么好听的脏话，跺着脚又回去煮饭了。偷蜂蜜的几个男孩最终得了报应，被蜜蜂蜇得疼了许多天，其中有一个过敏，一张瘦脸肿得像馒头似的。可我想，最受伤的大概是老张吧。后来他也不再养蜜蜂了。我吃掉了他给蜜蜂兑的最后一碟糖浆，很香甜。戈壁滩上又一个冬天过去了。我好像已经习惯了饥饿，总是吃不饱，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后来有一天车队开到了这里，扛着新鲜的白面馒头，还有古怪的银色“钢板”。那年我十岁，瘦瘦小小像个猴子，听说有馒头吃，像蚂蚁见着糖似的飞奔过去。军人要赶我走，老张跑去说他会些技术，就连我一块捎带上了。后来我知道我看到的银色钢板是太阳能板，属于臭氧层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这里一年有三百四十个以上的全晴天，阳光强度强，基本没有雨水，北方又有山脉不常遇到大风，相对利于太阳能板的保养。要生产臭氧并不难，高压放电就行，分离取得气体的技术也相当成熟。但要把它带到平流层则一点都不容易。放在过去大概有些得不偿失，可当整片地表都由于臭氧层的缺位而失去生产力时，修复臭氧层是我们必须不计代价去做的事情。释放臭氧用的是气象气球，压缩臭氧，绑在氢气球下面带到高层大气，一定气压下橡胶球皮自动脱落，释放臭氧，这样每次大概能带二到五公斤不等。很多人都想来臭氧工厂，可是需要的人手不多，也就没有再纳新。后来有人想出了馊主意，听说太阳能板很重要，就威胁砸掉太阳能板，来骗点吃的。开始厂里采取姑息策略，久了也受不了。我就眼睁睁看着一排太阳能板被年轻人砸得粉碎，老张开始还去拦一拦，后来也就不管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只能跺脚，去打架只有被群殴的份，每次都添一身不必要的伤口。这样窝囊的日子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去查了臭氧层的数据，计算我们要花多少年才能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臭氧低浓度散布在平流层，在一个大气压下折算为3mm厚的气层，体积差不多一乘十的九次方立方米。一个立方米差不多两千克出头，我们带的臭氧又并不纯。我又算了算我们每年的生产能力，一拍脑袋想，坏了，这不是杯水车薪嘛！我去找技术部的负责人，平头年轻人敲了下我的脑袋。他说：“别提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你有白面馒头吃，你看看外面的流民，谁他妈吃得饱。”“那整个计划呢？”我问，“这么多的器械——”“球用没有！”他把手上的A4纸往桌上一撂，“你现在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看你都算得出来，我们心里还不清楚？”我有些懵了。他看我不走，又跟我说：“我跟你讲，臭氧层修复的唯一的路子，是让它自己慢慢恢复。我们就是骗点粮食补助——你别摆这个表情，你觉得你很不道德，你再看看别人，每个时代都有吃香的喝辣的家伙，现在还有人天天能吃火腿和蹄髈信不信？他们在金字塔塔尖儿上，他们又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搞个假工程，也就混口饭吃。”那时候我特别沮丧。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曾经支撑着我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骄傲、自豪与满足感在一夜之间**然无存。我去找老张，老张说，他早就知道。“没办法的事情，过得好就行。”他说。我想起暴徒面前无动于衷的老张。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懦弱”了，因为没什么值得他保护的东西，太阳能电板，整个工厂，十二平方公里闪闪亮的硅光板，全是废物。与此同时心底又生出莫名的悲戚。最后连老张也变了。人心不古。再过了两年，老张在春天生了场病去世了，在乱世里算是寿终正寝。我继续在戈壁滩上混日子。后来境况稍微好些，我就从老张的书架上拿出书来开始自学，打算继承一下老张的手艺。四五年之后我离开戈壁滩，阴差阳错间还通过学校联系到了老张曾经的学生。从那里我也听说了老张的故事，他以前在林业大学教书，老婆儿子是养蜂人，每年春天追着槐花开花的脚步，从南到北。老张研究蜜蜂，到了开花季也跟着一起跑南走北。有一年路上，车胎被人偷了。一家人合计着，临时换旧胎。没开出十公里，车胎炸了，高速上出车祸，车头撞到路桩，扁了一半，这样出发时的三个人就剩他一个。受了打击之后，老张就有点疯癫了，把蜜蜂当作他的儿子，对学生也穷极苛刻。学校里没辙，给他办了个提前退休，请回家去了。一直等到见着我，又把我当儿子，像教儿子一样教我。难怪他特别恨贼。难怪他见不得孩子们受罪。我一直和别人一样叫他老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接管我的教育、直到死亡的那些年里，他就是我的父亲。我们是被时代的车轮扔下的一代人，我们在无尽的避难和饥荒中度过了童年。托老张的福，我读了些书，现在也开始研究蜜蜂了，我想老张会愿意我追随他的脚步，另一方面，就像他说的，不管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只求个问心无愧。南方的蜜蜂几乎绝迹，我们挑选那些产蜂王多的种群放归自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会不会在未来带来麻烦，几十年后，也可能是几个世纪之后，蜜蜂说不定会泛滥成灾。反正，我想，要是能够看到蜜蜂太多的那一天，我做梦都能笑醒吧。现在我三十岁了。按中国的老话说，三十而立。我可能跑得太快了一点。白天的紫外线很强，我只有三十岁，却已经有些白内障了，本来是老人才会得的病。医生说等我用放大镜都看不太清字了就去找他做手术。我想，应该快了，现在抬头，星星已经看不见了。可我知道银河就在那里，闪耀的星辰与宇宙就在那里。如果从灾难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么渺小。老张曾经给我画过一张图，他说，参宿四有一个网球那么大，问我地球有多大。我想画个乒乓球，可看老张的脸色，决定画一个句号。老张笑了笑。他用笔尖戳了一个点儿，说，这是太阳。就一个针尖那么大——地球？地球看不见啰。每每想起宇宙的尺度，一股不可具名的的战栗就会自心底升起。我们是连沧海一粟都不足以形容的渺小存在。而参宿四，足够将我们逼入绝境的这颗恒星，在宇宙间也平凡得不值一提……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在二百年间提高了数十倍的生产力，也不过是建立在透支自然潜力的基础上。仅仅是蜜蜂的消失就会让我们手足无措。但有时候我仍旧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看看戈壁滩吧，看看我们的工厂——谎言被拆穿了，但它也不算毫无用处，它现在并入了电网，成为整个县城的电力来源。那只是人类的无数超级工程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一类。就在这几年里，随着铁路和电网的修复，我去过很多地方，高楼林立的城市，洋山港，还有三峡。我所印象最深的却是铁路，贯通秦岭的漫长铁路，火车穿越四千米高山的心脏。每每看到这些，我总是觉得，我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走向群星。大概是在很遥远的将来吧，如果有一天人们真的能够抵达六百光年外的恒星，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的故事吗？他们还会记得回头看一眼人类诞生与成长的方向吗？我们这一辈人的故事终将被忘记，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再能理解我们习惯性的勤俭。我们的爱恨情仇会在时间中慢慢泯灭，变成寥寥几句冷冰冰的记录，也许到最后连关于参宿四的记录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殆尽。但我仍旧要写下这些文字。它是我自己的回忆，也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不幸，在时光的粉饰下，又变得有些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