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 祁北 30岁老人们说,我出生在最坏的时代。我在荒漠旁的小县城出生,在西北吹来的风里长大,草场在一年年退化,沙子落在草场里,花草长得格外挣扎。我平时和老人们一起住,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见到父母。他们工作的地方,我见过照片,爷爷奶奶说是偷偷拍的。他们身后是戈壁滩,有梭梭草,有一排排快干死的白杨,还有深深的巷道。我探过头去看照片,那些巷道上画着黄黑相间的标志,我后来在书上看到,是核辐射警告的意思。六岁的时候,我要和爸爸妈妈和小伙伴道别,过完夏天,我要去城市里上小学了。为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我很不解。“城市里老师更好。”他们回答。那时候我不想离开这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玩,想和桃子,李二哥,铃铛一起抓兔子,我尤其佩服老方(那时候他七岁半),他抓蟋蟀真的一流。过生日的时候我吹灭蜡烛,许愿不要离开这里。于是我真的再没有离开过这里。那大概是个被诅咒的愿望吧。那年春天我得了肺炎,住进省城的医院里。高烧加上感冒药,一天可以睡二十个钟头。爷爷奶奶陪着,总是在哀声叹气。后来有一天忽然所有人都特别紧张,迷迷糊糊我觉得有护士推走了我的床,换了一个房间。我醒了,奶奶不在,我爷爷一个人哀声叹气。我猜是因为我生病了。可我没力气说话,躺在**,嘤嘤呜呜地喘气。大概三四天后我的肺炎差不多好了,只咳嗽,精神头都回来了。可爷爷还是叹气,而奶奶没有回来。我想下地走路,我爷爷指着门口说:“你不好出这门。”“奶奶呢?我找她——”我说。“哎呀……哎呀……她回村子报信了……哎哟……她什么都不懂哟……”他哭起来,七十岁的老人坐在床边号啕大哭。后来我听旁人说,我奶奶死了。不止我奶奶,他们都死了。死了?村子里知道消息太晚,中午人又都在外头活动,一个活下来的都没有。我六岁,那时候我不理解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只是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桃子、李二哥、铃铛和老方了。我大致觉得,死亡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吧——你看,一提起来,人们就都哭哭啼啼的。爷爷的精神一直恍惚着,很快就病了,躺在**,念叨着我妈妈的名字,说,要是她活着就好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听说消息,戈壁滩上的人们也不行了,补给运不进去,他们转移不出来。我爷爷听了那话,哭了一晚上,后来便不再动了。我们村里活下来的人,除了我,还有老张。村里以前都叫他张老头子,脑袋有点不灵光,独居,有点不知道哪儿来的小钱,性格乖僻。小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怪人一个,是个养蜂人,一有人靠近他的蜂箱,就会大吼着赶人走。我们都有些怕他。参宿四爆发的时候,他刚好在省城图书馆的地下室,好像是给蜜蜂找什么资料,在那里饿了几天,最后也转移到安置地了。不知怎么,他受了刺激之后反而脑袋好使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老张原来是大学里的老师。他懂得很多,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给我们讲解天文知识。我爷爷去世后,他就全权托管了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见如故,天天逼着我认字。没有书就拿医院的宣传小册子当教材,更多东西则是他自己讲,就把我当儿子看。与我同一辈的孩子们大多没能接受教育,托他的福,我是这一辈孩子里少数读过书的人。那时候我倒不太能领他那份好心。我总是吃不饱,没有力气想问题,多少有些愤愤不平。九岁那一年,老张又开始养蜂了。那时候我们再去看草场,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矛草,花都不见了。老张说,蜜蜂没了,进化程度高些的植物就没法繁殖。蜜蜂怎么没了?我问。花草能忍耐紫外线,蜜蜂不能,很容易就死了。蜜蜂不是采蜜去的吗?我问。老张说,对,它们同时还给花授粉。草可以给自己授粉,花就不行。他于是指着门口的葡萄架。那里的葡萄早就死了,他说,没有蜜蜂,就没有葡萄,没有西瓜和哈密瓜。我听了他的回答,直流口水。我好多年没见过水果了。蜜蜂很重要吧,我想。我又问,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老张笑笑,没什么好处,我就会这个,问心无愧嘛。那时候我不太明白——连年的饥饿早就把人心**裸地坦露出来,钩心斗角的,阴暗的心计一览无余,我才九岁,什么都见过了。没好处的事情没人会去做,没有谁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那时候我断定,老张是个古怪的例外。老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只蜂后,据说有办法让蜜蜂一窝变两窝。后来我知道他设法诱骗蜂群去生新的蜂后,隔一阵就放生一些。蜜蜂只靠传粉活得够呛,死活不分窝,他就给蜜蜂喂自己配的糖浆——我们都没有糖浆吃。村里有野孩子总是盯着蜜蜂,老张看得紧,总是没机会下手。后来他们瞄准了蜜蜂的糖浆,连碟子一起偷走,当作一顿难得的甜点。老张抓到孩子骂得凶,拿扫把劈头盖脸打过去,孩子怕他,也怕蜜蜂。可后来饥饿战胜了恐惧,有一天他们干脆连蜂箱一起搬走了。老张年纪过了七十,跑不动,只能干瞪眼,我跑得快,一路追上他们,可我骨架小,又一个人,要打过他们中的一个人都够呛。最后蜂箱被拆了,没什么蜂蜜,就把蜂蛹和蜜蜂堆在一起烤。我去救蜜蜂,只是挨了一顿揍。他们升起火来,烤蜂蛹吃,我一边哭,一边看着眼馋。“喏,你也吃点罢。看你这样子。”他们说。有个大孩子被蛰得厉害,可我看他还是一脸幸福。我尝了一些,蜂蛹真香,甜脆甜脆的,蜂房烤着也很香。我折返回去,告诉老张蜜蜂都没了。老张看了我身上的擦伤,没说什么,骂了句不怎么好听的脏话,跺着脚又回去煮饭了。偷蜂蜜的几个男孩最终得了报应,被蜜蜂蜇得疼了许多天,其中有一个过敏,一张瘦脸肿得像馒头似的。可我想,最受伤的大概是老张吧。后来他也不再养蜜蜂了。我吃掉了他给蜜蜂兑的最后一碟糖浆,很香甜。戈壁滩上又一个冬天过去了。我好像已经习惯了饥饿,总是吃不饱,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后来有一天车队开到了这里,扛着新鲜的白面馒头,还有古怪的银色“钢板”。那年我十岁,瘦瘦小小像个猴子,听说有馒头吃,像蚂蚁见着糖似的飞奔过去。军人要赶我走,老张跑去说他会些技术,就连我一块捎带上了。后来我知道我看到的银色钢板是太阳能板,属于臭氧层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这里一年有三百四十个以上的全晴天,阳光强度强,基本没有雨水,北方又有山脉不常遇到大风,相对利于太阳能板的保养。要生产臭氧并不难,高压放电就行,分离取得气体的技术也相当成熟。但要把它带到平流层则一点都不容易。放在过去大概有些得不偿失,可当整片地表都由于臭氧层的缺位而失去生产力时,修复臭氧层是我们必须不计代价去做的事情。释放臭氧用的是气象气球,压缩臭氧,绑在氢气球下面带到高层大气,一定气压下橡胶球皮自动脱落,释放臭氧,这样每次大概能带二到五公斤不等。很多人都想来臭氧工厂,可是需要的人手不多,也就没有再纳新。后来有人想出了馊主意,听说太阳能板很重要,就威胁砸掉太阳能板,来骗点吃的。开始厂里采取姑息策略,久了也受不了。我就眼睁睁看着一排太阳能板被年轻人砸得粉碎,老张开始还去拦一拦,后来也就不管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只能跺脚,去打架只有被群殴的份,每次都添一身不必要的伤口。这样窝囊的日子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去查了臭氧层的数据,计算我们要花多少年才能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臭氧低浓度散布在平流层,在一个大气压下折算为3mm厚的气层,体积差不多一乘十的九次方立方米。一个立方米差不多两千克出头,我们带的臭氧又并不纯。我又算了算我们每年的生产能力,一拍脑袋想,坏了,这不是杯水车薪嘛!我去找技术部的负责人,平头年轻人敲了下我的脑袋。他说:“别提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你有白面馒头吃,你看看外面的流民,谁他妈吃得饱。”“那整个计划呢?”我问,“这么多的器械——”“球用没有!”他把手上的A4纸往桌上一撂,“你现在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看你都算得出来,我们心里还不清楚?”我有些懵了。他看我不走,又跟我说:“我跟你讲,臭氧层修复的唯一的路子,是让它自己慢慢恢复。我们就是骗点粮食补助——你别摆这个表情,你觉得你很不道德,你再看看别人,每个时代都有吃香的喝辣的家伙,现在还有人天天能吃火腿和蹄髈信不信?他们在金字塔塔尖儿上,他们又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搞个假工程,也就混口饭吃。”那时候我特别沮丧。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曾经支撑着我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骄傲、自豪与满足感在一夜之间**然无存。我去找老张,老张说,他早就知道。“没办法的事情,过得好就行。”他说。我想起暴徒面前无动于衷的老张。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懦弱”了,因为没什么值得他保护的东西,太阳能电板,整个工厂,十二平方公里闪闪亮的硅光板,全是废物。与此同时心底又生出莫名的悲戚。最后连老张也变了。人心不古。再过了两年,老张在春天生了场病去世了,在乱世里算是寿终正寝。我继续在戈壁滩上混日子。后来境况稍微好些,我就从老张的书架上拿出书来开始自学,打算继承一下老张的手艺。四五年之后我离开戈壁滩,阴差阳错间还通过学校联系到了老张曾经的学生。从那里我也听说了老张的故事,他以前在林业大学教书,老婆儿子是养蜂人,每年春天追着槐花开花的脚步,从南到北。老张研究蜜蜂,到了开花季也跟着一起跑南走北。有一年路上,车胎被人偷了。一家人合计着,临时换旧胎。没开出十公里,车胎炸了,高速上出车祸,车头撞到路桩,扁了一半,这样出发时的三个人就剩他一个。受了打击之后,老张就有点疯癫了,把蜜蜂当作他的儿子,对学生也穷极苛刻。学校里没辙,给他办了个提前退休,请回家去了。一直等到见着我,又把我当儿子,像教儿子一样教我。难怪他特别恨贼。难怪他见不得孩子们受罪。我一直和别人一样叫他老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接管我的教育、直到死亡的那些年里,他就是我的父亲。我们是被时代的车轮扔下的一代人,我们在无尽的避难和饥荒中度过了童年。托老张的福,我读了些书,现在也开始研究蜜蜂了,我想老张会愿意我追随他的脚步,另一方面,就像他说的,不管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只求个问心无愧。南方的蜜蜂几乎绝迹,我们挑选那些产蜂王多的种群放归自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会不会在未来带来麻烦,几十年后,也可能是几个世纪之后,蜜蜂说不定会泛滥成灾。反正,我想,要是能够看到蜜蜂太多的那一天,我做梦都能笑醒吧。现在我三十岁了。按中国的老话说,三十而立。我可能跑得太快了一点。白天的紫外线很强,我只有三十岁,却已经有些白内障了,本来是老人才会得的病。医生说等我用放大镜都看不太清字了就去找他做手术。我想,应该快了,现在抬头,星星已经看不见了。可我知道银河就在那里,闪耀的星辰与宇宙就在那里。如果从灾难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么渺小。老张曾经给我画过一张图,他说,参宿四有一个网球那么大,问我地球有多大。我想画个乒乓球,可看老张的脸色,决定画一个句号。老张笑了笑。他用笔尖戳了一个点儿,说,这是太阳。就一个针尖那么大——地球?地球看不见啰。每每想起宇宙的尺度,一股不可具名的的战栗就会自心底升起。我们是连沧海一粟都不足以形容的渺小存在。而参宿四,足够将我们逼入绝境的这颗恒星,在宇宙间也平凡得不值一提……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在二百年间提高了数十倍的生产力,也不过是建立在透支自然潜力的基础上。仅仅是蜜蜂的消失就会让我们手足无措。但有时候我仍旧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看看戈壁滩吧,看看我们的工厂——谎言被拆穿了,但它也不算毫无用处,它现在并入了电网,成为整个县城的电力来源。那只是人类的无数超级工程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一类。就在这几年里,随着铁路和电网的修复,我去过很多地方,高楼林立的城市,洋山港,还有三峡。我所印象最深的却是铁路,贯通秦岭的漫长铁路,火车穿越四千米高山的心脏。每每看到这些,我总是觉得,我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走向群星。大概是在很遥远的将来吧,如果有一天人们真的能够抵达六百光年外的恒星,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的故事吗?他们还会记得回头看一眼人类诞生与成长的方向吗?我们这一辈人的故事终将被忘记,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再能理解我们习惯性的勤俭。我们的爱恨情仇会在时间中慢慢泯灭,变成寥寥几句冷冰冰的记录,也许到最后连关于参宿四的记录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殆尽。但我仍旧要写下这些文字。它是我自己的回忆,也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不幸,在时光的粉饰下,又变得有些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