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理论：科幻小说有什么用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在我心目中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尤瓦尔?赫拉利在接受《连线》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了这番话：“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1818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同时生物学、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欧洲大陆黑死病肆虐成灾。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无聊之余他们就以轮流讲鬼故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其中有一位当时年仅20岁的少女玛丽?雪莱，她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这个故事就叫《弗兰肯斯坦》，它被认为是现代科幻小说的源头。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它探讨的这些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久前发生的关于贺建奎基因编辑伦理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故事一脉相承：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假使我们放眼历史，无论是“一战”后、“二战”后、“冷战”还是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不断发生。科技的加速发展，使得人类产生了认知上、情感上、伦理上、制度上等等的多重焦虑，这些焦虑来自信息不对称，也来自对新事物的错误认知与判断。就像克拉克所说的，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的冲击，但是低估它长期所带来的影响。而科幻，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还是泛化为影视、游戏、设计等等跨媒介的类型，都在扮演着对抗、缓解、消除这种文明焦虑的角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奇幻、言情或者是现实主义等等其他文学类型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呢？理解背后产生作用的机制，也许比简单给出结论更有价值，因此，我从历史上找到三位理论学者，尝试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给大家听。第一位叫达科?苏文或苏恩文，他是一位生于南斯拉夫的加拿大籍犹太人，20世纪70年代，他从苏联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从诗学与美学的角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科幻文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提出科幻的“认知陌生化“这一核心特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这幅坐标图，所谓的认知性指的是逻辑严密自洽，可以通过理性去进行理解和阐释，而陌生化是指创造一个替代性的虚构世界，拒绝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举一个例子，比如《三体1》中呈现的恒纪元和乱纪元交替出现的极端环境，便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但其背后又是具有坚实的天文物理学基础，可以通过计算及推理进行验证的。但请注意这里的认知性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完全符合科学事实，而是一种叙事上的逻辑自洽，接受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观设定“如果……怎么办”，随后的情节推演都必须符合这个设定，倘若不符合，便会被大脑认知为“不真实”“不可信”。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落在左上角，而比如神话、民间传说和魔幻小说落在右下角，而科幻便落在右上角。自然的 疏远的认知 现实主义文学 科幻非认知 现实主义文学分支 形式上的：神话、民间故事、幻想故事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设想一下，如果只有认知，那结果就是纪录片般的“自然主义”小说，能在认知上阐释虚构，但却没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如果只有陌生化而没有认知性，那结果就将是玄幻小说，看上去非常疏离玄妙，但却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把握。正是在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这种辩证互动的关系，让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破坏与重塑认知与审美边界的思想探险。第二个学者叫Seo-young Chu，中文名叫朱瑞瑛，她是一位美籍韩裔学者，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任教。她2010年的学术著作《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这个标题很明显就是在向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梦见了电子羊吗？》进行致敬。她对达科?苏文的理论进行了激进的回应。在朱瑞瑛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而我们传统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的科幻小说。如何理解这种定义呢？她将我们的眼光引向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对于现实的模仿和再现，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伴随技术日新月异而产生的现实图景已经过于复杂与抽象，超越了日常经验的限度，难以经由传统文学手法进行模仿与再现，让读者能够直观地认知与理解，比如全球化，比如网络空间，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隐喻”来再现这些概念，比如说，地球是一个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但在科幻小说里，我们所要再现的本体和喻体可以是统一的。比如“网络空间”，在“赛博朋克”小说《头号玩家》里，它就是“绿洲”，一个承担起叙事功能的真实的存在，既是一个对互联网的隐喻，又是字面上所呈现的那样，一个主角可以在其中来去自如，冒险穿梭的虚拟世界。因此，在科技日新月异且高度复杂化的今天，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为全息地再现现实图景，它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第三位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有翻译成詹明信，在他2005年的《未来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科幻小说正是一种借助“从未来看当下，从他者看自我”的思维框架来对当下进行批判性“认知测绘”的工具。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是不可化约的人类心理，就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一样无所不在，是存在的本质，它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实验，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然而“二战”之后，核爆、冷战、极权主义与种族灭绝，使以托马斯?莫尔1516年《乌托邦》为源头的正统乌托邦文本彻底失去了历史位置。一方面，冷战使乌托邦跟斯大林主义成为同义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使资本主义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像智子一样封锁了主流话语中对于未来的所有乌托邦式想象。而此时，科幻文学却由于其边缘性及封闭性的文类特征，保留了“真实社会空间中的一块想象性飞地”，并以批判性乌托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乌托邦”类型，继续探索未来的可能性。詹姆逊发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种族和性主题是科幻作家最热衷的话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颠覆以男权和技术为根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作品。比如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黑暗的左手》中，构建了一颗常年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封建制社会“冬星”，冬星人不像地球人一生下来就分为男或女，每个月中，有大概三分之二是处于中性或者雌雄同体的状态，没有性别之分，进入**期之后，如果这时候遇到另一位也同处**期的人，双方就会相应发生生理、心理、行为举止等诸多变化，成为完全的男人或女人，但是性别转换是完全随机的。**期结束之后，人们又回到中性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在冬星人眼中，地球人这样的二元性别纯粹就是性变态。詹姆逊之所以高度赞扬勒古恩小说的乌托邦创意，是因为作品通过消除性别来否定性别政治，而把封建制度跟技术发达联系起来，否定了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历史决定论关联。这正是他眼中的科幻的价值，是一种认识自我与把握当下的间接策略，通过虚构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世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与意识形态上的被囚禁状态；科幻写作与评判，不只是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通过创造一个个他者世界，无论是太空歌剧、赛博朋克还是后人类世界，制度化地否定现实，在思想领域中建立起一块文学飞地，继续推动人性与历史的乌托邦进程。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其实无不围绕着科幻与文学、科幻与科技、科幻与现实、科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对这四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之后，回过头再读《弗兰肯斯坦》、《三体》，甚至梁启超的晚清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相信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