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　乌托邦与逃托邦：两种乐园

公元前500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乐园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或许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乌托邦草图。一百多年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将诗人赶出了他的理想国，并将王冠和权杖授予哲学家，政府可以为公众利益而撒谎，而每一个人都行其分内之事，满足社会的需求。放到如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极权国家，但柏拉图的思想却滋养了西方文明关于乌托邦的所有想象。究竟是“美好之地”（Eutopia），还是“乌有之乡”（Outopia）？西方语境中的“乌托邦”（Utopia）一词从一开始便带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色彩，它是个玩笑，美好愿望，还是恶毒讽刺？也许兼而有之。相比柏拉图语录式的《理想国》，出版于16世纪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乌托邦》尽管尚跳脱不出时代局限性，但已经设想出一个建制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小岛“乌托邦”原是住着化外之民，名叫“乌托邦”的文明人来到岛上后，逐渐将他们改造成文化与仁爱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强大的国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除奴隶外人人享有民主。类似风格的作品还包括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尽管后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延展与变形，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这类被统称为“经典乌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禁欲系乐园的气质，强调有节制、平衡的理**，而过分贬低了物质追求与肉欲享受。同时，作者有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整体主义情节，着力展望一种全景式的社会改造与制度变革，试图构建一种终极的人类价值观与精神归宿。聚焦于抽象理念与规则建立，却往往忽略专业上的实操性与细节，呈现出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与世界另一端，来自东方的乐园想象截然不同。在东方，无论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空间乐园；抑或是唐代浦岛故事中，某人误入山中洞穴，受到仙人招待，洞中数日，人间已过百年的封闭时间乐园，都毫无疑问地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描绘了一种逃避主义的“逃托邦”景象。唐传奇小说《南柯一梦》或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记》都可以视为“逃托邦”精神的延续，主人公或做梦或乘船游历，进入一个隔绝于现实的封闭时空，见证奇人异事、风土文物，但最终都选择了归隐道门或出世离尘。可见乐园在这一脉传统中并不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存在，更多是为了与主人公的世俗遭遇两相对比，印证“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的虚无主义落笔。也难怪在“逃托邦”的文化脉络中，我们看不到对于现存制度的打破与重构，毕竟在循环史观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都是天道的一部分，再怎么变，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倒不如带领读者去看遍花花世界之后，告诉你一切尽是镜中花，梁上梦，让人更加安于现状，更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统治艺术。在乌托邦这件事上，儒释道的文化谜米发挥了高度一致的作用，它们将追寻者引向自我内心与身体。东方人转向“内观”“丹术”“大小周天”，信奉通过冥想、坐禅、念诵、修真等带有神秘主义的方式，试图在身体与精神的宫殿中建立起一套不易受外界干扰的平衡系统，来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平静喜乐，找到身体里的乐园。与这些追求“无我”“止观”的东方修行者不同，西方世界来到19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是真刀真枪地提出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无独有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方案基于对人性的科学理解。比如，圣西门的理想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对应于人类的三种天赋：科学家、艺术家和生产者。而傅里叶则认为人性由12种**组成，进而推演出810种不同气质，因此一个和谐社群的人口理想值在1700～1800之间。无论鼓吹爱的教义、提倡小型社区或是建立全能工会的尝试都最终宣告失败，有趣的是，他们都拒绝被冠以“乌托邦”称号，因为其含义为不可实现。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托邦社会主义都受到来自“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猛烈批判，分歧的根本并不在于目标或未来景象的价值，而在于转变的过程。相比“经典乌托邦”的正襟危坐心怀天下，“世俗乌托邦”的发展脉络则要欢快精彩得多。如欧洲中世纪民间诗歌《乐土》，集结了世界各地世俗天堂神话中常见的主题，如永不竭尽的食物与水、宁静无争的社会、完美气候与青春之泉，也包括了伊甸园与西方乐园元素，但结果却是塑造了一个女性随时乐意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乌托邦。正如博斯在经典的三联画《人间乐园》所描绘的超现实场景，奇幻作家Peter S.Beagle评价道：“色情紊乱，将我们全部变成了窥**癖者，充满了令人陶醉的完美自由的空气。”无疑是这种纵欲主义乐园主题的光大。到了神秘主义者爱伦坡的笔下，《阿恩海姆乐园》位于一圆形盆地，要抵达这神秘的所在不明的封闭空间，须逆流而上，穿越迷宫般的峡谷。这固然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与牧歌传统，但倘若与以桃花源为代表的中国乐园模型等齐观之，则不难看出两者跨越时空的相似性。无论东西，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乌托邦幻象被战争机器一路碾压得粉碎，直到苏联解体、铁幕落下，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乌托邦实验失败。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不可阻挡，人类对于乐园的欲望与想象需要寻找新的出口，于是我们有了凝固童年与将一切现实冲突简单化娱乐化的迪士尼乐园，于是我们有了延续反文化运动和嬉皮精神，每年只在内华达沙漠里存在八天的“火人节”。中国“逃托邦”式乐园想象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被冲刷得更加狼藉不堪，只剩下终南山上自力更生搭建民宿的隐居者，勉强延续着老子在数千年前的避世寓言，并接受媒体与外界猎奇式的检阅，而国学“大师”则号召民众追寻内心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