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I　器物迷恋：晚清以降的中国乌托邦小说

如果说西方乌托邦科幻与乌托邦源起的理想一脉相承，到了中国却完全是另外一派景象。世纪之交的晚清，“科学小说”被作为“新小说”的一种，经梁启超、林纾、鲁迅、包天笑等知识分子引入中国，意在“导中国人以行进”（鲁迅）。在见识了西洋科技的强悍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仅凭道德与政制便能重振雄风，科技进步成为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的科学乌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短短五六年间连续涌现了《新石头记》(1905)、《新纪元》（1908)、《电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等颇有分量的作品。这实际上从立意上已经抛弃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逃托邦”模式，与西方的“经典乌托邦”在思想上接了轨。那么这样的接轨在文本实践层面上又进行得如何呢？较之晚清被译介入中国的凡尔纳小说对物理、博物、天文等知识不厌其烦的罗列和阐释，晚清科幻小说对于科技的奇想显得相当混搭而随意，尤其是其中对于器物的迷恋往往超过了制度性的想象，成为区别于西方乌托邦的关键。如在《电世界》中，大发明家、工业巨子黄震球横空出世，他梳着大辫子，凭借一双神奇的电翅在天空自由翱翔，宛如超级英雄般单枪匹马消灭了欧洲入侵者，威震全球，之后又几乎凭一己之力，苦心经营200年，依靠神奇的电气技术，缔造了天下大同。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是电王发现的一块天外陨石，在加热到一万三千摄氏度后，陨石熔炼成一种叫“鍟”的原质，在大气中摩擦一下便可产生电气，如永动机般源源不绝，“比起20世纪的电机来，已经强了几千倍”。在这些乌托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对历史循环论有所突破，以及超越了传统天下观，但知识分子们在文本中展现出的，依然是寄望于某种“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法宝神器，戏剧性地改变整个国民性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奇想。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器物的迷恋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巨大化想象”。这一想象最早可溯源到晚清《电世界》中对农业革命的描写：“……鸡鸭猪羊也因食料富足，格外养得硕大繁滋，说也好笑，金华的白毛猪，的确像印度的驯象了”。1935年筱竹在《冰尸冷梦记》里写到“巨大的鸡生下的蛋有足球那么大，巨大的牛可以产出大量的奶”。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异域》中也创造了一块超脱于现有时空流速的“试验田”，在其中动植物以百万倍的速度进化，变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这种对“食物巨大化”的反复书写，究竟是来自对科技的盲目乐观，还是来自记忆深处的饥饿感作祟，很值得探讨。无论根源何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如王瑶所说，中国科幻对于“乌托邦”的描绘，一方面总是以那个永远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西方/世界/现代”为蓝本，并以“科学”“启蒙”与“发展”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之间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这些童话又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而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器物迷恋毫无疑问就是这种裂隙与空白的集中体现。这其中，当然有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总结，“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但倘若深究起来，是否写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中，归根结底还是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道统，只接受器物层面的革新，却始终对于制度层面的全盘颠覆抱持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