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如果不是因为爸妈在十来年前的突然离世，我不可能这样放任我的妹妹琳恩。对于爸妈的死，琳恩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每当我告诉她，那不是她的责任，她就会反问我：“那你说是谁的责任？是不是CuMG的责任？如果是CuMG的责任，你为什么还在为CuMG卖命？”我无言以对。我曾经一直认为CuMG是无辜的。CuMG已经为人们无偿提供了DCL，每五年免费更换一次，难道你认为他们是在做慈善吗？他们当然要从你身上获得利益。只要你兜里还有大把的钞票，只要你还有消费的欲望，那你就是广告的最佳受众，就能为CuMG带来广告收入。要知道，这些定制化广告的成本很高。只要你睁着眼睛，你的DCL随时都在上传图像，也随时都在下载图像。这种传输所占用的带宽是惊人的，背后CuMG云的运算量也是惊人的。要是你没有消费能力了，在CuMG眼中，你就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只能关闭你的DCL以节约成本。CuMG刚起家的时候，不少人反对CuMG随意关闭穷困潦倒者的DCL，甚至将其告上了法庭。但几个案子判下来，再没有人做这种无谓的争论了。毕竟，每个人眼里的DCL都是由CuMG掏钱免费植入的，严格来说本就是CuMG的财产。CuMG当然有权利关闭你的DCL，甚至不用事先通知你。这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DCL被关闭的人，就像我们外维工一样，可以看到这布满二维码、只有黑白两色的诡异城市。一开始，你或许会觉得无所谓，甚至还有一点新奇感。但很快你就会发疯的。你看不了基于DCL的虚拟三维电视，用不了基于DCL的虚拟电脑。你也看不了报纸，看不了两页书，甚至都看不到超市货架上标的商品价格，因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靠二维码在DCL中动态显示的。结果，你明明身处城市之中，却感觉自己是被隔绝在城市之外，如同信息汪洋之中孤独漂浮的一根枯木，想要沉都沉不下去。最终，你只能选择离开，离开这座不接纳你、也不属于你的城市。很多人往往会耗到自己的DCL失效，被逼到无路可退才离开。然而这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失效的DCL会变成一种厚重的灰色，让你眼前的一切都如同被笼罩在浓烟之中一样，最终彻底失明。这也是每五年必须要更换DCL的原因。爸爸妈妈属于比较明智的人，接到CuMG的关闭警告之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做着离开城市的准备，争取能在DCL彻底失效之前安定下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他们没有让我和妹妹知道这一切。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发现爸爸在看一周以前的报纸，追问之下才知道，爸爸眼中看到的早已经不是报纸了，而只是几个大大的二维码。当时，琳恩已经在上美术学院了，而我已经在CBD分队队长的位子上坐了五年。隐形二维码的发明被莫愁抢走之后，我一直很消沉，完全看不到离开地下三层这间CBD分队办公室的希望。我不知道如果当初大学毕业之后继续读研的话，现在自己会在做什么工作。但我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为自从交了妹妹的超生罚款之后，家里一直欠着银行的债务，不可能有钱供我继续深造。好在，CuMG这份工作帮我们还清了贷款，还支付着妹妹读美术学院的学费。我剩下的工资再加上爸妈退休之后的养老金，刚好够我们一家四口在新京城的生活开销。但正是这样的境况，让爸妈落入了CuMG对于“无价值受众”的定义：购买的商品皆为生活必需品，且不是广告推荐的高端产品，而是最便宜的廉价货。如果不是因为员工的身份，恐怕连我也不能幸免。我也去找过我的顶头上司，新来的外维部新京地区主任，问他能不能帮我爸妈跟高层说说情。但这个肥头大耳的官僚拒绝了我的请求，甚至连电话也不想打，生怕危及他自己的前途。不过他态度很好，一直在微笑，让我想起了农村流水席上吃的猪头。后来，我又想辞职陪爸妈一起走。但他们轻易就说服了我：“如果你也走了，妹妹怎么办？谁来负担她的学费？你想让她也跟我们一起去受苦吗？”爸妈是由我开着外维工程车送出城的，目的地是一个深山之中的“盲村”。全村一半人的DCL已然失效，近乎失明，而剩下的一半也距失明不远了，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山里，这样的“盲村”有很多。这几十年来疯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把平原变成了一大片城市，唯有高耸的山峦才能够阻挡城市扩张的脚步。在大学住校的琳恩对整件事情完全不知情，直到寒假来临，我再也瞒不住她了，直接带她去了“盲村”。见到一身粗布衣裳、憔悴了许多的爸妈，妹妹才稍稍猜到发生了什么，不顾一切地扑到爸妈怀里放声大哭。那天我是一个人回新京的，琳恩则在“盲村”住了一个寒假，直到开春的时候，爸妈把她赶回了学校。妈妈很不走运，她的DCL当时就已经到期了，没几个月就彻底失效了。得知妈妈的DCL失效，琳恩曾经问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把DCL摘除，我告诉她这种手术的费用太高了，被关闭DCL的人都是穷人，不可能负担得起。再者说，即便是成功摘除了DCL，我们的双眼早已适应了DCL，几乎丧失了调焦的能力，虽能看到光线，但与盲人无异。好在，爸爸的DCL一直没有失效。在家的时候，一直是妈妈侍候着爸爸。如今，爸爸却不得不承担起了照顾两人生活的担子。所幸，山里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不需要他们做太多事情，也用不到太多钱。我每月把他们的养老金送去，却总是被逼着带一半回来贴补妹妹的生活。妹妹自从回到新京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次见到我，说不了几句就要吵架。因为爸妈的事情，我的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常常与她对吵起来，不再像以前一样让着她。琳恩一直盼着学期赶紧结束，到了暑假好去陪爸妈住一个月。然而，她最终盼来的，是爸妈的噩耗。事情的经过没有人看到，只是据红十字会的人说，应该是提前到来的雨季引发了山洪。半夜里猛涨的洪水淹没了整个“盲村”，只有不到三成的人幸存下来，而且基本都是还未失明的人。我知道爸爸的水性很好，他一定是在努力救妈妈脱险的时候一同遇难的。这一次我没有逃避，也无处可逃。就在琳恩的宿舍楼下，我告诉了她爸妈遇难的消息。琳恩没在我面前流下一滴眼泪，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上楼，而是转头跑开了。我以为她是想一个人静静，但她却再也没回学校，也没回家。直到第二年爸妈的忌日我去扫墓，才在墓地碰到了妹妹，并且得知她已经加入了荷马组织。自此，墓地就成了我们兄妹俩每年唯一一次见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