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市区“天城”赌场　下午六点　多云转晴

晚礼服还是旗袍，这是一个问题。在敞开的衣柜前呆看了十分钟之后，我依然没有拿定主意，而巧玲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妈，好了没有？五点半了。”她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乔叔叔的车在楼下等着了。”我打开门，手里提着两件衣服，“巧玲，帮妈妈看看，哪件衣服比较合适？”“这件。”巧玲心不在焉地指了指旗袍，“妈，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吗？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联欢会。校长说了，低年级学生一定要有家长陪同的……”“别闹了巧玲，不是有乔叔叔吗？”见她有些不高兴，我俯身摸了摸她的头，安慰道，“今晚妈妈实在有事，下次一定陪你去，啊？现在快把伊啼露的鸟笼拿给乔叔叔。”巧玲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情愿地朝阳台走去。我关上门，坐在梳妆台前，望着镜中那张已不再年轻的脸孔，和脸上情不自禁的苦笑—衣柜、梳妆台、化妆品、首饰……我曾经比巧玲更厌烦这些琐碎的浮华，而现在，这些东西顽固地包围着我。它们本不属于我的生活。汽车在“天城”赌场门前的草坪边停住了。周围的车位已满，那些富丽堂皇的名车让乔医生的小型霍顿车有些相形见绌。我跨出车门，旗袍的束缚让我的动作有些僵硬。驾驶座上的乔医生向我挥手道别。“谢谢你送我。”我说，“巧玲就拜托你照顾了。”我瞥了一眼还在后座上抱着鸟笼生闷气的巧玲。“放心吧。我会按时把她送回家的。”乔医生点点头。“还有伊啼露，它不会有事吧？”我看了看笼中那只萎靡不振的鸟儿，忧心忡忡地问。“问题不大，我怀疑只是轻微的感染而已，很容易治好。”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看来你对这只鸟很有感情啊。”我笑了笑，关上车门，目送汽车绝尘而去，然后转身走向赌场草坪。在阴沉了一整天之后，太阳总算忸忸怩怩地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看大地最后一眼。草坪尽头是一座简单的舞台，灯光把整个草坪照得透亮。著名的黄昏音乐会还没有开始，熙熙攘攘、衣着光鲜的（以及长有名贵皮毛的）来宾们正四处走动，三五成群地交头接耳。我整了整衣领，向入口处的保安出示了邀请函，然后踏进了草地。就在我东张西望地寻找熟人的时候，一匹棕红色的马走到了我面前，向我低了低头（我猜它是在鞠躬）。我愣了一下，随即注意到它额头上的白斑，意识到这正是前几天到诊所来过的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好胃口啊。”我开了个玩笑，“看来‘天城’的老板一点也不吝惜这块草地。”“呸！这里的草尝起来跟塑料似的。”汉密尔顿先生倒是直言不讳，“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简女士？”“一个老朋友的邀请，汉密尔顿先生。”一只袋鼠从旁边经过，向我点点头。我不确定是否见过它，也只好尴尬地报以回礼，“这几天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医生！我的记忆力大为改善，你的技术果然名不虚传。更让我高兴的是，我认为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你看那边—”他举起一只前蹄，指向草坪对角线的另一头。在那里，我看到人群中有一匹纯黑色的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是一匹母马，也许有英格兰血统。”我说。“啊，没错。老天，她可真是个美人儿。”汉密尔顿兴奋地打了个响鼻，“你觉得我有机会吗？”“哈！这我可不大确定，先生。”我忍俊不禁，“你完全不知道寄宿在那匹母马里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果真是女人的话……”这时候，我看到迈尔斯在人群中向我招手，于是对汉密尔顿说，“不过，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试一试倒也无妨。”“既然如此，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又向我“鞠了个躬”，“我要去开始一段新的冒险了。”说完，他一路小跑着离开了。我朝迈尔斯点了点头，他极有风度地从原来的小圈子里告退，然后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在手背上吻了一下。又是老一套，毫无新意。于是我抢白道：“迈尔斯，如果你也说出什么‘风韵犹存’之类的胡话，我立刻就叫计程车打道回府。”“哈！‘风韵犹存’？哦，我亲爱的女士。”迈尔斯似乎被逗乐了，我头一次觉得他的笑容很有魅力，“那个词用在你身上简直是亵渎，你还很年轻哪。顺便问问，刚才那匹马是你的病人？”我向草坪对面瞥了一眼，汉密尔顿正和他的“黑美人”热烈交谈着—未免过于热烈了一些。我点点头，“人格修复服务—我的主要业务。动物大脑毕竟不同于人脑，它们会把人类的意识活动视作一种异常而加以纠正，所以，所有的‘寄宿者’都要定期进行抗排异治疗。”我清了清嗓子，“说正经的，迈尔斯，为什么约我在这样一个场合见面？太引人注目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大隐隐于市。’”他从兜里掏出个小东西，若无其事地塞到我手里，凭感觉，我辨认出那是一块高容量存储芯片，“完事了。你看，如果我为了这个专程跑到你府上，反而更引人注意。”我把芯片塞进提包里，松了一口气，“说实话，咱们用得着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只是一些研究数据而已，这是科学家之间正常的学术交流。”“我们在墨尔本的同事可不这么想。要是被格哈特医生发现了，他一准儿会开除我。这些可是新联合国费尽心思保密的资料。它们要是落在不法之徒的手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当然，当然。如果人格移植的技术泄露出去，整个澳大利亚的社会秩序就会土崩瓦解，而这个国家已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了。”“我听墨尔本中心的前辈们说，你当年参加了人格移植技术最初的开发—纯粹出于好奇—为什么你没有选择跟格哈特医生继续合作下去呢？”“我说过，纯粹是个人原因。我觉得有太多的‘寄宿者’需要我的帮助，医生的角色更适合我。”我躲开他的视线，“再说，我了解格哈特教授。凭他的能力，就算没有我，把研究继续下去完全不是问题。对了，顺便向你打听个事儿。”我决定岔开话题，“你对‘达尔文的夜莺’了解多少？”迈尔斯看起来很吃惊，他压低了声音：“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一个朋友向我打听过，我毫无线索。”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这么说，你了解这个人的背景？”迈尔斯面露难色，“原则上我应该向你保密，不过，事实上没有任何值得保密的东西。我们对这个神秘人物的了解几乎是零，只知道这家伙与北部领地的若干起偷渡事件有关，新联合国情报机关还怀疑这家伙涉嫌非法的情报走私活动。”“这么说，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蛇头？或者是一个同情疫区的极端分子？”“或者干脆就是疫区派来的间谍，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家伙很可能是一个‘寄宿者’。”迈尔斯耸了耸肩，“他们在达尔文有一份冗长的嫌疑人列表，但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线索。”“他们不会把我也列到那份黑名单上吧？”“哈哈！凭这句话，我想他们就该把你的名字加进去。”迈尔斯爽朗的笑声让我绷紧的神经稍稍有些放松，“你想得太多了，可能整件事从头到尾不过是某个情报人员心血**的幻想而已。”这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不介意我也向你打听个事儿吧？”“当然不。”我说，“乐意效劳。”“你对达尔文警署的詹姆斯·古道尔警长有多少了解？”这回轮到我吃惊了，“这么说，格哈特把研究组的早期资料都给你看了？”“我知道，他是你的老朋友，也是第一个实验品—第一例使用动物身体进行的人格移植手术。这在当时是机密，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他咳嗽了一声，“我感兴趣的是，他原来的身体是如何感染病毒的。”我叹了口气，“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我也不好意思敷衍你。詹姆斯·古道尔是被陷害的。当时，在亚特兰大根本就没有疫情，而古道尔却在那里被感染了，我们怀疑是他的调查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他当时在调查什么？”“说出来你也不信。”我耸耸肩，“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大瘟疫是人为造成的，某个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故意释放了病毒，诸如此类。完全是臆想—众人皆知，病毒是从南美的雨林里传出来的—过度砍伐森林的恶果之一。”“这么说，他是个‘阴谋论’者？你知道，那些人喜欢没来由地怀疑大瘟疫其实是人为的。”“愚蠢的想法。幸运的是，古道尔早就对这个想法弃若敝屣了。”“在遭人陷害、被迫停止调查之后？听起来不那么合乎逻辑。”“这是什么意思？陷害他的是个跟他有过节的疯子，跟他当时的调查毫无关系。”我皱起了眉头，“等等，你该不会怀疑古道尔就是‘达尔文的夜莺’吧？哈！这听起来比‘阴谋论’还要荒唐。要知道，他就是那个向我打听‘达尔文的夜莺’的人！”“放松，我没有作任何暗示。”迈尔斯露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要是他真的受到怀疑，也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达尔文警署的第一把交椅上。”这时，周围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发现其他客人正用责备的目光盯着还在高谈阔论的我们。我朝舞台上望去，原来乐队已经就位。迈尔斯牵住我的手，“我想我们说得够多了，剩下的时间应该用来欣赏音乐，你说呢？”四周的灯光暗了下来，音乐渐起。与其他体面斯文的宾客一样，我也正襟危坐，装出一副陶醉的表情，可心思却全然不在音乐上。我不时偷偷瞟一眼身旁的迈尔斯，而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昏暗的灯光中，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似乎柔和了许多。不得不承认，迈尔斯身上有些与一个普通技术官僚格格不入的东西，只是我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直觉告诉我，迈尔斯似乎有所隐瞒—有关墨尔本，有关格哈特教授—他没有把完整的真相告诉我。这着实让我如坐针毡。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说出关于我的完整的真相。毕竟，这年头，没有人能说出完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