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完成了前十四章的润色工作之后，我摘下投影眼镜和耳机，准备回家。眼镜、耳机和键盘都必须接在公司的中枢电脑上才能使用，桌上的所有东西里，只有那瓶眼药水需要带回去。今天的工作还算顺利，明天就可以换下一本书了。如果下一本还是德语犯罪小说，那我就有望在一周内完成六本书的润色，这将打破我的最快纪录。不过，我的同事里也有人每周能完成二十本的工作量。如果只是处理Gavagai系统标记出来的疑难句，我或许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但我总想改掉所有过于生硬或不符合语境的表达，甚至时常怀疑自己的语感，因而让语音合成器把润色后的句子念给我听。起初，我选了一种和自己比较接近的声线，没用多久就因为太过羞耻，又换回了系统默认的中年男人的声音。尽管小说经过人工润色后每本能多卖一英镑，也有些老派的读者不能接受未经润色的书，但就在不久之前，杜伦大学的一次调查表明，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能明确判断一篇机器翻译的文章是否经过了人工润色。还有一些中学生表示，未经润色的文章因为少了很多修饰和委婉的表达，所以“更容易看懂”。我的父母都是很老派的英国人，以致曾有邻居误以为他们是“纯洁英语战线”的成员。当然，他们并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最遵纪守法的神职人员。他们直到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还在订阅纸质的《泰晤士报》，从不读电子书，甚至拒绝使用投影眼镜（妈妈总说“那玩意儿让人头晕”）。更重要的是，他们像大多数神职人员一样，把子女送进了古典文法学校。如果他们知道了杜伦大学的调查结果，说不定真要投身到“纯洁英语战线”的事业中去了。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有些同事已经走了。还在工作的几个同事，每天都会在吃过午饭后才来公司，九、十点钟再下班享受夜生活。今天还算走运，公司大楼门口就停着一辆单人车厢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两天我都只找到了双人车厢的，价钱要贵出不少。自从我那辆只开了不到十年的Vicky报废后，我就再没买新车，一直乘出租车上下班。坐进车里，我放下座椅靠背，准备小睡片刻，但刚刚润色的那本书里的种种血腥桥段却一直骚扰着我。我不愿却又不由自主地将许多文字想象成了画面—这是我的老毛病了。又是一本德语犯罪小说，这类书在其他地方几乎都已绝迹，只有德语圈的人还在不厌其烦地创作这类故事。当我还在读文法学校的时候，犯罪小说的热度还没退去，仍支配着全世界的书店和出版社。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那种“白人男性虐杀女性”的套路，读起来只会觉得不愉快，但在班上同学的推荐下倒也读过不少—虽说我并不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在这类小说的全盛期，每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都会在利益至上的出版社的逼迫下，写几本犯罪小说养家糊口。每年都会有那么几本热卖并改编成电影，然后迅速被遗忘。作家们为了想出虐杀的手段，或是去查阅十六世纪拷问女巫的记录，或是去医学类期刊上寻找有没有适合注射给被害者的新型病毒。也有资深法医投其所好，在网络上开办付费课程。作家们甚至写信向心理学家求教，只为知道怎样的童年阴影可能把人变成连环杀手。但那个时代终究是结束了。如今在英国，只有我父母那辈人还在读这一类书。我的上司认为，是视觉生成技术的进步，给犯罪小说的热潮打上了休止符。如今最畅销的小说，是《第七个环》《修道士编年史》这一类主打视觉奇观的幻想类题材。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我不喜欢读德语犯罪小说，书里的情节也偶尔会让我感到不适，但润色它们却是一项相对轻松的工作。文学翻译软件在处理那些法医学术语时从不会出错，而书里的很多描写，也很明显是使用场景生成软件来完成的。让人头疼的是用法文或意大利文写成的恋爱小说。我总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润色那些连篇累牍的情话，努力让它们在冷淡的英国人看来并没有那么令人作呕。因为睡不着，我戴上了车载耳机，听了一会儿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流行乐。过了三十岁之后，越发觉得还是这种自己出生前的音乐更合口味一些。回到家里，小心地绕开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藏书，我先去洗了个澡。每天，不管是离开家去上班，还是回到空****的家里，都需要一定的勇气。有同事建议我养条仿生狗，说很多独居女性都会这么做，她也不例外。但我听说仿生狗会咬碎纸制品，所以还是算了吧。洗完澡刚过八点，我决定在打开冰箱觅食前，先看看拍卖网站上有没有什么新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搜集二十世纪的印刷品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了。我喜欢搜集那些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被电子化的书。最近几年，因为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接连关闭，有不少罕见的书籍流到了市面上。尽管我对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只要一想到那些书仍没有—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被电子化，我还是会忍不住参与竞拍。我从书架上取下卷轴电脑，放在桌上摊开。这台用了四年的CPE958很多性能都老化了，就算完全摊在桌上，也不会像新机器那样自动平面化，必须用手把中间微微翘起的部分压下去，那张可卷屏才会变硬。电脑启动后，先跳出了一条语音邮件通知，是艾玛发来的。她一定是又要回伦敦出席什么学术会议，顺便约我见个面。我点开了那封邮件，结果却是一句完全出乎我预料的话：“朱迪，你听说了吗？莫妮卡自杀了。”她说得很平静。我用了几秒钟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从未想过“莫妮卡”和“自杀”这两个词会连在一起出现。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语法上成立但语义上说不通的句子。但艾玛不会开这种玩笑。我必须尽快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有必要和她实时通话，又怕她不方便接听。犹豫之际，艾玛发来了通话请求。或许是她打开了既读提醒的功能，我一听完那条信息，系统就会通知她。“莫妮卡自杀了。”开始通话后，她又重复了一遍。在她停顿的时候，我能隐约听到有广播在催促某航班的乘客登机，“她母亲联系了我。”“她是什么时候……”“前天。”艾玛以陈述事实应有的语调陈述着事实，“昨天有学生去家里找她，发现了尸体。”“但是，为什么？”“听她母亲说没有发现遗书。警方还在调查。”“莫妮卡上一次和你联络是什么时候？”“两年前吧。”艾玛说，“在Pasithea系统6.0版发布的时候，她发了一封邮件祝贺我，还问了一个数学方面的问题。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就给了她一个同事的邮箱地址。”“她已经有五六年没联系过我了。”艾玛听我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道：“我准备回英国一趟，参加完葬礼再回洛杉矶。她母亲也想邀请你参加莫妮卡的葬礼，只是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所以让我来通知你。葬礼后天举行，你方便吗？”“嗯，我可以请假。”“我还联系了伯明翰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莫妮卡的上司。他说莫妮卡前不久完成了一篇七百多页的论文，还没有发表，她生前也没有给同事看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读一下。我准备明天先去那边一趟，买了明天早上到伯明翰的机票。我和他约在明天下午见面……”“那我明天晚上去伯明翰找你吧！”“朱迪，我知道这样说有些奇怪，但你知道，我不太擅长应对这些事情……我总担心自己会搞砸。你知道的，我搞砸了很多事情。”艾玛说得很无助，“能不能帮帮我，陪我去伯明翰大学一趟呢？就像那个时候一样……”十四年前，艾玛去帝国理工学院面试时也提过类似的请求。后来是我和莫妮卡一起陪她去的。而现在只剩下我了。“我可以陪你去，但是以什么身份呢？”“我就说你是我的助手，他们不会怀疑的。”她说，“老实说，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说不定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不过这件事就先放一放吧。我们明天下午两点钟在伯明翰大学附近碰头，可以吗？”“不需要我去接机？”“还是算了吧，明天上午还有几封邮件要写。我临时叫一个同事替我去布拉格参加会议，有些事要向他交代，准备先在机场找个咖啡馆把事情处理完。”“那就下午在大学那边见吧。随时联系。”“明天见。”结束通话之后，我在椅子上瘫坐了一会儿，心里仍然没能接受莫妮卡的死。但有关她的一切，早已成了久远的记忆。忽然听到噩耗，最先涌起的情绪似乎不是悲伤，而是怀念。怀念自己曾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样的时光永远不会再有了。深呼吸几次后，我给上司写了封请假的邮件。幸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需要紧急出版的书。敲打触摸屏的时候，忽然有眼泪滴在手腕上。我调整呼吸，写完了那封邮件，然后放任自己痛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