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项目结束之后不久，莫妮卡就离开伦敦去了谢菲尔德大学。她在入学时得到了承诺，只要修完本科课程，就能立刻进入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攻读博士。她只用一年就拿到了本科学位，之后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所的人用了一整年进行审读后，才决定授予她博士学位。在拿到学位之前，莫妮卡已经受聘于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录取了我。像大多数古典文法学校的毕业生一样，我用一年时间修完了本科课程（半数只是去参加考试或提交论文），第二年围绕爱德华·托马斯(9)那首著名的诗The Cherry Trees(10)写了一篇论文。我查阅了十九世纪末到“一战”爆发期间几乎所有介绍日本文化的英语文献，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首诗里的“Cherry”指的不是樱桃，而是樱花—它在日本文化中经常象征着死亡，而这种观念在爱德华·托马斯的时代已经传播到了英国，他很可能接触过。参与答辩的教授全都不赞同我的观点，但那篇论文并没有违反什么学术标准，所以还是通过了。本科毕业之后我去了欧洲大陆，先是用了半年时间周游法国，之后去了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在那里，我搜集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小说里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描写，想通过这批材料分析当时的语言学观念。其间，艾玛利用假期来找过我一次，在海德堡住了一个月，她教了我许多有关第二语言习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怕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我们之中读本科读得最久的要数艾玛，足足用了六年时间。起初，她在报考三一学院数学系时，和面试官说想在本科毕业之后从事计算语言学研究，偏偏那位教授不太看得起纯数学之外的学科，艾玛就跟他争执了起来。之后，我和莫妮卡一起陪她去帝国理工学院参加了面试。她用两年时间修完了数学系的本科课程，又用一年时间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的学位。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艾玛萌生了开发Pasithea系统的想法。当时日本企业研发的Shinkiro系统还只能处理固定格式的脚本，无法胜任小说的视觉生成。为了能让计算机有效地处理文学作品，艾玛又去我的母校纽纳姆学院修了三年的英国语言文学，但她最后没有提交学位论文。当艾玛决定去大西洋彼岸攻读博士时，我和莫妮卡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她动身去美国之前，我们三个聚在圣詹姆斯的一家生意惨淡的酒吧里，为她饯行。那个时候莫妮卡拿到了伯明翰大学的聘书，尚未赴任。我从德国回来之后，进了一家出版公司，成了一名润色员。因为只有我有收入，所以很自然地是我买了单。艾玛虽然有俄罗斯血统，却显然已经被英国人的基因稀释过了，不怎么擅长喝酒。她只喝了两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杯Forgiven（威凤凰的“原谅”）（她说去美国就只能喝到波本了，特地点了一杯）就被眩晕感击垮了。店主很体贴地给她拿了个靠枕，她迷迷糊糊地接过之后，就枕在上面昏睡了过去。之后，我和莫妮卡又各要了一杯干琴酒。“工作还算顺利吧？”莫妮卡问我。“还好吧。只是对机器翻译的结果做些润色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文学翻译的译后编辑不会很麻烦吗？句子相对更复杂，还要考虑语境和文化背景，有时候必须把一些外文的表达改成英国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想想就觉得不是个轻省的工作。以前我们实验室也会招人来做译后编辑员，不过都是针对习惯用语或常用句，把修改的结果存在翻译记忆库里以便下次使用。那种工作倒是轻松很多，哪怕不是特别懂外文也能胜任。”“之前也有家专门开发翻译软件的公司想聘我去做译后编辑员，给的工资是现在的三倍。不过我还是想做些和文学相关的工作，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家怕是做不成了。”“现在没有出版公司雇人来翻译外文书吗？”“很少。只有一些诗歌翻译的工作，几乎都是免费服务。”我喝下了半杯干琴酒，“我不太想去软件公司，也是因为还有别的考虑。我有点担心翻译记忆库做好了之后，我会被公司开掉。我本科时的一个学姐毕业之后就去了一家软件公司，参与了几种语言的平行语料库的制作，结果项目做完之后就失业了。如果是做文学翻译的润色，也许不会那么快被淘汰掉。不过谁知道呢！现在这家公司主要做外国流行小说的出版，文章都比较通俗，老实说翻译的难度并没有那么大。也许以后翻译软件再升级几次，我就要失业了。”“不要太悲观。文学翻译是利润比较少的一个领域，现在的人助机译模式也基本满足了需求，将来也不会有很多公司花大力气提升这方面的功能。”“我能一直干到退休吗？”“说不定可以。就算技术再进步，有些事情或许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莫妮卡说，“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一开始做的就是机器翻译的研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有歧义的词来测试翻译软件。直到现在，词义消歧也是检验翻译软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做的抽象释义跟这方面还有一点关系，所以也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是采用了神经网络技术的人工智能，也不能像人一样根据直觉和语感来消除歧义。因此，可能会有一些人类看一眼就能理解的句子，机器却永远也理解不了，翻译时也会发生错误。”“这个说法被证实了吗？”“还没有，这是爱丁堡大学的形式语义学小组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一个假说，所以也叫‘爱丁堡猜想’。具体的表述还要更复杂一些，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导师就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这只是马里亚纳大学学习方法的缺陷，将来有了新的算法一定能克服这个问题。”“你怎么认为呢？”“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还不能下结论。有学者认为只要运用了形式化方法，就不能彻底避免这个问题，就像包含皮亚诺公理体系的形式系统不可能兼具一致性和完备性一样。这是方法本身的缺陷，而人工智能又只能借助这种方法去理解世界。但这也只是猜测而已。”“要证明这个结论应该很难吧？”“很难，需要用到好几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更糟糕的是，真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并不多。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没什么应用价值。这就像是费尽气力去证明某个微分方程组不存在精确解一样，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供使用的近似解，精确解是否存在，其实没有几个人在乎。”“看来你们那个圈子也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做理论研究，想被人理解实在太难了。”莫妮卡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如果有立竿见影的实验结果倒还好，很多依赖演绎方法的科学真的很难被人理解。没有人想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一篇论文，更没有人想花几年时间来掌握所有需要用到的知识。”“如果我能看懂你的论文就好了。”她苦笑着说了一句“是啊”，然后问店主要了一杯加苏打水的Forgiven（威凤凰的“原谅”），我也跟着要了一杯。酒送来之前，我们只是盯着店主用吧匙熟练地旋转着方形冰块。我喝了一小口，却不小心呛到了。在我不停咳嗽的时候，莫妮卡一直抚摸着我的背脊。幸好店里只有我们三个客人，没有被别人看到我的丑态。即便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也没能惊醒艾玛的美梦。向递来餐巾纸的店主道了声谢之后，我们又聊了起来。“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又抿了一口酒，这次格外小心，“莫妮卡，你知道我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不是软件翻译出来的句子太过支离破碎，或是完全保留了外文的表达习惯，给你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不，”我摇了摇头，“恰恰相反，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软件居然翻译得那么好。就像是由外文阅读能力很好、但母语写作水平很一般的人翻译出来的一样。这样的人我在文法学校遇到过不少。同一本书，如果要他们翻译到那个水平，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软件只需要不到两分钟的工夫就能做到。更何况，要掌握最常用的几门外语，需要花费一个人五到十年的时间……”“可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只有人才能懂啊！使用了马里亚纳大学学习技术的翻译软件，并不是真的理解了源语言，只是依靠平行语料库和翻译数据库，再运用一些方法计算出了译文而已。说到底只是鹦鹉学舌，而不是像人一样阅读、思考、写作。”“但它们比我更有用。这一点你必须承认。”“朱迪，对不起。”莫妮卡放下手中的杯子，“我和艾玛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确实很讨厌你们的研究，不过并不会因此讨厌你们。说到底，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跟不上时代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乔姆斯基的那句话一样。”“你是说那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是啊。”我点了点头，喝下了半杯酒，“就是那句话。符合语法却没什么意义，和我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是基于某种自然界的规律而出生的，我的生活也从未跳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则，然而，我在自己的人生里却看不到任何能称之为‘意义’的东西。我的人生就像这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一样。”“但艾玛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这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下是有意义的。”“现实中存在那样的语境吗？”“也许就是此时此刻。”莫妮卡说，“也许那一刻只是还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