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一直不走了吗?”“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我拿什么衣服来呢?”十七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emervilledum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①法语:世界七奇。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e’llvey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我只是没有时间。”“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y。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这也是一样。”“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十八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现在不必,”她说。“啊,好的。我以后来讨。”“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里哩,”安娜说。“也许不属于我们***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