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 五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淘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孩子们听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的、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的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像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像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儿。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的时候，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我了，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胳臂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的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好。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缝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十四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了。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了，不会争论了，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些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好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的。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嚷叫着，爬上马车。“那是谁呀？”“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一个什么人。“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列文一向总劝他的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她想去养蜂场的。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是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善，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十五“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卡塔瓦索夫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不，你会打死他的。”“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