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燕叔顿了一下,梦蓉便接了一句:“这样看来,那曹操倒真有几份男儿气概”“怎么个所作所为法?”,一提起曹孟德,李文昌也来了兴趣追问起来。众人听罢无不咋舌,我也在心中摇起了拨浪鼓。曹操的确是成就了一番大业,但他在天下人的眼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雄: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为不忠;为了自己快活而使兄弟典韦白白送命,是为不义;对吕伯奢全家斩草除根,是为不仁;至于得势之后嫉贤妒能的小家子气更是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每每有文学作品提到曹操,几乎全要突出他的奸诈来,我打小在八大胡同听书长大,自然是耳渎目染,没少了听人批他。纵然如此,当我听说这个叱诧风云的枭雄是两个盗墓门派的教主时,还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果真如此么?”,李文昌继续追问着。“果真如此”,燕叔回道,“当时官渡开战在即,袁绍为了争取民心,遣‘建安七子’中才学最好的陈琳亲撰檄文来讨伐曹操,陈琳果然是文才卓绝,连想都没想,当即取出文房四宝,随手刷刷点点,便作了一篇极具攻击力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篇檄文从曹操出身入手,对曹氏一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文有言曰:‘其父嵩,本夏侯之姓,为谋富贵而忘其宗,以权阉曹腾为父,因赃假位,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骂完曹操出身,陈琳觉得还不过瘾,又接着暴出曹操早年鲜为人知的盗墓丑事:想当年曹操老爹曹嵩举家搬迁,要经由徐州移至兖州,徐州刺史陶谦为了巴结曹氏,便遣部下张?沿途护送,哪知曹嵩的钱粮实在是太多了,把那张?看得蠢蠢欲动,重诱之下,他竟杀了曹嵩,劫了曹家所有的财宝扬长而去。曹操虽然平时对他人不仁,在家里却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闻听老爹被杀,他急得差点背过气去。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张?现已跑得没了踪影,这笔烂账就只能算在陶谦头上,曹操擦干了眼泪,点齐了人马,一声令下挥师北上,要到徐州找陶谦玩命。手下人为了讨好他,偷偷命人边行边掘,将徐州城外所有王公大员的陵墓全都挖了个底朝天,直至尸体被阳光暴晒得飞蝇生蛆才算作罢。客观地说,徐州掘墓并不是曹操亲自下令,而是对属下的一种纵容。这样看来,曹操此时还未对盗墓提起什么兴趣来,更没有把盗墓这种活动提升到一个日程上来。但随后不久,天下形势就大变了,随着曹嵩的死,曹家已经败落的事实已无法逃避。渐渐地,曹操已经无力供养手下的几万兵马,更不要说扩大规模征战天下了。他的眼前只摆了两条路:一条是立刻弄到大批金银继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夺取天下;而另一条则是精兵简政,从此窝在家乡做一方诸侯。显然,凭着曹操的个性,他是断然不能选择后者的,于是他便想到了盗墓,那个他无意中发现的,一本万利的好差事曹操先带人试探地掘开了几个前朝大员的古墓。这一下可不得了,挖出的财宝竟然够几万名兵卒肥吃肥喝折腾好几年的,曹孟德一下就被这从天而降的恩赐给迷住了,为了速速成事,他果断地放弃了农耕生产这些慢热的传统行业,转而带领属下一齐盗墓。有一得必有一失,在累积财富的同时,曹操的名声开始变臭,一些知情的对手常拿盗墓说事儿,以此作为讨伐曹操的借口。曹操也不傻,没事儿的时候一盘算,这不行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天下还是受制于孔孟仁政的教化,万一把柄被人抓牢了,以后有事儿没事儿总要拿他盗墓的事儿说事儿,那以后打天下的时候岂不要吃一大摊子的闷亏么,想来想去,他索性颁布了一道密令,全军再不公然盗墓,转而每年在各营抽取一些身手麻利的军兵,将之送到新设置的两个机构里秘密培养风水和挖掘秘术,这两个机构的头领就是日后被陈琳揭发出来的‘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中郎将在后汉绝不是一个小官儿,要认真论比对起来,它相当于咱大清朝御前侍卫的级别,而且它直属于最高王权,不受任何人差遣。由此看来,曹操当时是非常看重盗墓这个行当的。将行动隐秘化,在外人看来实属天衣无缝的决策,只可惜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勾当最终还是被陈琳捕捉并暴露出来了。自此之后,曹操便成了发丘和摸金两派的祖师爷。在曹操死后的几百年里,两派弟子依靠奇准的定穴本事和细腻的手法,逐渐超越了穿山劈岭派的名声,风头一时无两。又经历了几百年,民间爆发了罕见的鼠灾。没经历过的人可能不知道,鼠疫通过土地传播的速度特别快,许多发丘和摸金派的高人相继暴毙而亡,这导致两派一度后继无人。随着天下局势的动荡,世间的财富几乎都被乱战所耗,任谁再也无力大兴土木修建寝陵了。慢慢地,四个门派渐生颓势,仅剩的一点儿弟子为了活命,也大都弃暗投明去了,唯有少数祖传秘术的后人还在苦苦支撑。这些后人承袭了先祖的手法,又吸纳了阴阳风水这些新的元素,仗着粥多僧少的优势继续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