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再分配控制在谁的手中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得不到有效的衔接，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跃不能够实现。所以此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改良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马克思所提出来的这问题——无论是凯恩斯还是米塞斯，正视这个问题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按照最简单的做法，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就是给它一个政府。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便是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同志的工业化思路还是主席同志的《论十大关系》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才采取的经济思路，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对经济情况无所不知的完全不犯错误的政府。米塞斯就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社会主义政府也需要官僚来管理，官僚体制本身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或者说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行的。因此往往存在政府对于某个行业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这是苏联和中国都面临过的事实，毋庸否认。所以经济上存在着两个极端，认为政府应该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左”倾思想和政府应该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右倾思想。在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下，这两种极端思想都变成了屁股问题了。286的理论可以说是两种思想中间最实际的一种思想模式，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其他依靠市场来调节。熊彼特当初在为资本主义把脉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科技创新可以让资本主义永远不死的理论，认为科技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因此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哈耶克也这样认为，他以科技的发展的可不预期嘲讽了脱胎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那句伟大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认为有一种整体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完全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哲学一样，经济学也是一门发展的学问而不是固定的原则。并且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不是一门抽象的学问。中国自身几十年如此成功的经济经验似乎也没有形成一门抽象的学问，相反，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领导的经济学本身往往出于被批判的地步，因为它们始终没有符合某个主流经济学的原则。不过，说个个人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并不是某种僵化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它才保持着发展的动力，所谓的改革的红利有时候说不定就是改革本身。目前的孙瑜，按照他的认识，可以理解到这样一点，政府对于对于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论是依靠官僚部门还是依靠科学经济机构，又或者依靠市场调查，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有时候足够的经验虽然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让问题不变得更坏。所以也许完全不存在某种终极的真理和终极的经济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发展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在是没有必要实现一种整齐划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实验效果。但是，就如同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不能达到的一样，依靠官僚治理的国家有时候客观条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观意愿的干涉。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政府放手，交给市场去管理的原因。因为官僚本身并不是客观的物品和条件。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动物就是政治的动物。所以把我们的TG的党史仅仅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不对，但是如果又仅仅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也失之偏颇。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对于社会和世界全局设计的目光，TG的党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组织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很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派或者托派，或者他们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没有哲学思维回路的。官僚体制一方面将官僚当做是工具，作为整个体系的一环，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体以个体对整体的自我认知思想产生自我意识。王亚南同志的官僚主义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这种自我意识——官僚主义的实质表现来看，中国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变化。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皮，在旧的官僚主义的熏陶下，也会产生某种特质的变异，实际上建国十七年来的发生的种种事情已经逐渐显现出下来了新社会向旧社会的复归。即使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吞噬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宜的封建残余，但是旧传统以新形式强烈地自我表现着。陈安平对于这个感受最深。他曾经抱着过于轻易的幻想，以为出生在后面，对于历史清楚的自己在这个世界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结果现实给了他最严酷的教训，以普通人的身份经历了几次残酷的考验之中，他就打消掉了一开始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山头之后，他就不得不面临严重的山头争夺战了。这不仅仅是TG特有，如果仔细体会历史的话，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的政权都是这样过来的。就如眼下，太祖并不如同历史课本上所写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意志。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扩张是最残酷的斗争，如果是国家控制资本的社会，对于国家统治权力的争夺就是最残酷的斗争。每一次政治运动，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所谓的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这种口号有时候只是为了掩饰会议的残酷，伴随着当权者相互之间权力和扩张和收缩。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取得一个默认的温和的潜规则底线，陈安平甚至觉得自己那位还活着住在秦城宾馆中的兄长的命运还算是不错了。水楼期间干出那样荒唐离谱的大小诸侯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权力的获得、分配和继承是和生产、分配、再生产同样重要的社会关系。1957年的运动可以这样理解，那些在旧社会作为精英身份可以成为统治者的人在新社会对于自己被排斥在权力机构之外感到不满，在太祖敏锐地意识到党内官僚主义开始滋生，贪污腐败开始出现，希望借助外部民主监督的力量进行党风整顿的时候，这些人借机表达了自己不满和**裸的夺取权力的欲望。就如同日后孙瑜和陈安平所看到的，当大资产阶级充分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就直接或者用代理人向权力控制资本的体制发泄不满了。1957年以后，党内的竞争越发地激烈起来，孙瑜在听陈安平讲诉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老革命同志们之间不是充满了浓浓的基情吗？他们不都是忍辱负重，相忍为国的人吗？结果在权力面前，也表现得和普通官僚无异吗？孙瑜的体会远远不够深刻，当初他所参与的政治-斗争还远远不到残酷的地步，至少他自己不这么认为。陈安平同志的哥哥很大程度是算是咎由自取，虽然孙瑜对于政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但是直观和感性的体会远远不足，当曾经的印象被彻底颠覆的时候，他难免有些不适应。不过伴随着孙瑜的到来陈安平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一直以来，陈安平都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分裂，他怀着某种他自认为高尚的目的到了这个世界，蓦然发现自己很有可能不成功的时候，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应该为1978年之后的生活设计一条新道路了，孙瑜的出现似乎让他下定了某种决心——我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到这里来的吗？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孙瑜所要说的话在事先是和陈安平沟通过的，陈安平甚至通过五号同志和李德胜同志提前见过面。不过安排这样一次会议，时间很短，没有更多更有效的沟通了。在陈安平看来，这似乎是主席给胡服同志又一次机会了。孙瑜继续讲述他所见识到的问题。他的讲述已经很清楚了，中国日后是什么路线，会面临着什么问题，TG党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没有讲明TG的最高领导的变迁。开始因为中国日后似乎走的是自己的路线的胡服同志在孙瑜讲出了大量社会的黑暗面之后面色变得难看起来。虽然孙瑜肯定了经济如何如何发展，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但是孙瑜所讲的东西激起了两方面不同的注意点，甚至他们还发现了对方会注意什么。孙瑜不说话了，586时代中国会怎么样尚且未知。在场的每个人都沉寂了下来，气氛越发凝重。“绝对不能走那样的道路。”主席同志斩钉截铁地说道。有人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骗子！”有人指着孙瑜说道，有些跳脚，“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他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是有人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陷害自己的同志。”没有回应。于是这个人又坐下来抽烟，“要核实他的身份！”孙瑜被指了一下。“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五号同志说道，“没有查出来问题。”“如果不清理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分子的话，”有人说道，“我们的国家最终会变成杨文同志所说的那样。”“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说道。“别的不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事怎么回事？我们TG什么时候变成封建皇朝了？”“你给我说说，瓜分国有资产这是怎么回事？”……更多的争论声在房间里面回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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