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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呆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小时素描练习。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连坐在课堂听讲也有了一种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我却是更害怕去学校了。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学校的校歌。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这却是事实。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掘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长我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校西洋画的。“能借我五元钱吗？”在此之前，只是打过照面而已，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我无法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酒馆。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作为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呐。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这小子来画塾之后，害我降格成为第二号美男子了呐。”掘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罕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从正中间齐齐整整地向两边分开。身处酒馆这样陌生的环境，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一忽儿抱紧，一忽儿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酒下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获得解放似的轻松。“我曾琢磨着想进美术学校呐，可是......”“啊呀，可没劲呐，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之中!”但我对他说的东西却没有半点儿敬意，只是暗自思忖：这是个蠢货！他的画必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耍的伙伴，或许倒是最佳人选。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资格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迷惘彷徨这一点上，毕竟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种实施着逗笑的丑角行为，全然没有觉察到这种丑角行为的悲惨。这正是他与我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仅仅是在一块玩玩，把他当成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蔑视他，耻于与他交往。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自己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找到了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我这个人，坐电车会对售票员犯怵；去歌舞伎剧场，一看到大门口铺红地毯的台阶两边并排站着的引路小姐又会顿生畏惧；进餐馆吧，瞥见悄悄站在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那双颤颤巍巍的手！买了东西之后，把钱递给对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过度紧张、害臊、不安与恐怖，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了接过找头，忘了拿走买下的东西。我根本无法独自在东京的街头漫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打发光阴。可是一旦把钱包交给掘木再一起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掘木大肆侃价，俨然是玩耍的行家，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他有利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的本事，还对我现场演示教育：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拐到某个旅馆，泡个澡，再一边吃豆腐汤锅，一边咪点酒，这样不仅便宜划算，还显得很阔气。他还教给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还满有把握地断言，所有酒中间，要数白兰地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在结帐买单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星半点的不安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