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除了死亡2

我现在写下这些字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的文字真的可以供给大众来阅读，我就要在周贺读到上述文字时为他那被供奉如"小我"一般的盲肠考虑一下。或许为了避免盲肠炎再次发作，他会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道:"你在撒谎，蒋峰！根本没有这种事，你倒是会写几个字，可是没有人相信你能写。我请你吃饭是因为你帮我写情书。你想让人承认你行，就幻想这么个故事受人尊重。都是你瞎编的！"我当然不会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我会平静地点上一支烟思考如何回驳他。众所周知，"会写字"的人首先要会诡辩。一支烟燃尽我决定开始还击了:"你是对的，这些，都是我瞎编的。"是的，我在编造故事。我试图借此幻想自己的传奇。我常常在虚拟的自己将来的幻象中忘记现实的困境。和我初次相识的人们都以为我会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伟大天才。而我亲密的朋友统统都知道我从未说过一句真话。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在《死后见阿Q》里对阿Q满心支持，对我们的思想教父却是充满憎恶，原来那时我就明白摆脱困境的最佳方式不是自杀逃避更不是着手解决，而是安于现状地虚拟未来。在整个中学时代的六年里，我时常在想着未来离自己到底有多远，看上去这并非像等待一场冬雪或是默数花开的日子那样触手可及。每夜的仰望星空我渐渐发现，倘若未来就是北斗七星中最重要的那颗星，那么自己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在脑海中填充星球表层的风景。为此我学会有责任感地去读书，在书中我虚拟了几十个人的一生，我选择了一个叫杜宾的人当成自己的未来。我让杜宾为了写作退学，又让他为了写作娶一个妓女。杜宾晚年去做乞丐，也是为了写作。后来我有些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承受他一生苦难的根源--写作。还有，我知道只有我自己写作，才能让这几十个虚拟的人生成为事实。2002年圣诞前夕我和张悦然对坐在北京的西单，我无法忍受星巴克式的报单以及柜台瓶壁碰撞的声音。之后我缓缓对悦然说:"2003年杜宾离开大学，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相当落魄，他后来在这里和必胜客都做过服务生，可惜不久都退了，尽管工资很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里不能吸烟！所以我们还是出去吧。"出去后我们仔细阅读了挂在圣诞树上的每一张卡片和心型留言。半年后她还对所有从我口里说出的关于杜宾的事情感到惊奇不已。在一篇未曾写就的后记里她套用张艺谋的自谦语式称我即使不是最杰出的作者，也一定是最勤奋最痴迷的作者。我说过，我总能使初次见面的朋友对我心生敬意。第二年的七月初七在上海的石门一路我将秘密告诉了她:"总提杜宾并不是我有意拉进小说人物和作者的距离，因为那个人就是我为自己虚拟的未来。为了成为他我才写作的。"我和悦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为《葵花走失在1890》挑选插画，第二次见面我收到了她的赠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否应该修改一下杜宾的人生了。从《葵花》里我以为写作可能不像我先前想像的是一个生活的障碍，很可能它还会带来一些想不到的东西，譬如摆脱困境的资本。回去之后我在军校开始《维以不永伤》。经受五个月的辱骂、体罚以及拨不开云雾的迷茫后，我对父亲说我退学了，我说我发现除了可以在这里做军犬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说过，了解我的人从不会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父亲就是即使我打电话对他说我要死了，他也要等病例寄到家里才肯来北京收尸的那种了解我的人。我无法向他证明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其他路可以走，于是我接着虚拟二十岁以后的人生。一个又穷又聪明的人娶到了国王的女儿，他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作了；一张捡来的彩票中了五百万，躲过一些惯例的骚扰他带着一条狗跑到山林里虚拟自己的王国；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掉了下去，报纸第二天报道《首位坠入地心的地球人》，死亡；不是我想要的未来。从十七岁开始我就幻想自己能在十一中的升旗仪式上做一次关于死亡的演讲。讲的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福克纳。福克纳是那么奇妙的一个天才，连上天也在帮着缔造他的神奇。1949年获诺贝尔奖却要在1950年宣布，仅仅是想给养女一次去瑞典的机会才答应前去领奖。授奖仪式前人们把醉倒在马棚的福克纳拉起来。对记者的答话也颠三倒四。在那篇被我视为上世纪最佳作家访谈里他坚持妓院是个写作的好地方，回答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时他莫名其妙地扯出了紫种人。"那么，这么多年你的生活一路波折，"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放弃文学？""没有什么能挡住我的路，"在任何一类访谈中这样的回答都稀松平常，不过他好像没有说完，"除了死亡。"就是这些。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都在思考这种句式的思维。在"除了"这种限定性词语的后面加上"死亡"两个字竟会把它所涉及的范围无限扩充。在华东师范大学我向小饭讲诉这句话，我们一起花了三十分钟也找不出类似思维的句子。我常常梦想能在众人面前带有煽动性地（这是我听李阳演讲的惟一收获）喊出这句话:"没有什么能挡住我的路！"停顿一下，等大家和我一起喊，"除了死亡（）"每个人的语气各有不同，后面的标点可以自我填加，只要你别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