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定主意后，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我利用手中“七位数”的存折打通了一些关系，弄到了一台纽扣摄像机，并把它装在了我的衬衣上。我希望这个高科技产品能帮我录下自己所有的举动。虽然我不知道我身上究竟中了什么蛊，也不知道解去这种蛊的方法，但至少我应该知道中蛊的这段期间我做过些什么，这些事涉及到了什么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哪些是可以弥补的，哪些是无法掌控的。然后，我联络了陈胜国。陈胜国和我从大学时代就是同学，工作时又被分到了同一个单位，一起共事几十年了。虽然我们在学术上始终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情。可以说，他是我在这世上最信赖的人，也是在这种时刻唯一会帮我的人。然而，要得到陈胜国的帮忙，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于他来说，此刻的我已经是一个死去两年的人了。如果我直接说明身份，并要求他帮忙，他断然不会相信我，只会把我的举动当做无聊的恶作剧。究竟要怎样才能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博得陈胜国的信任呢？就在我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异变又发生了。6月31日凌晨，我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感到头昏脑涨，全身都是冷汗。我挣扎着从**爬起来，想打开床头灯，可是我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我下了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向外望去。整个小区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一轮血色的残月，像一把杀过人的弯刀一样，挂在墨色的天幕中，让人毛骨悚然。大概是停电了吧，我悻悻地想着，在窗边站了一会儿，身上忽然像火燎一样燥热了起来。我感觉全身上下的血液仿佛变成了绝提的洪峰，它们争相恐后地在我的血管里乱窜，然后聚到了我的太阳穴。下一刻，我的头变得像灌进了铅水一样沉重，然后像烙铁一样灼热。我已经无法思考了，很快我便受不了这种折磨渐渐失去了意识。倒下前的一秒，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然后便一头栽了下去，不省人事了。等我醒过来，手表上的时间已经是7月2日18点43了。我衣衫褴褛地躺在滇池路上一处工地里，浑身都是划痕。衣服也已经被血浸湿了。又是一段丢失的时间！我不知所措地坐在躲在一处乱转堆后，努力搜索脑海中的记忆，可是除了空白和6月31日夜晚的血月，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此时，正好是民工们的吃饭时间。离我不远的一棵大树下，几个刚干完活的民工，光着膀子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划着饭。他们的衣服，正灰头土脸地挂在树丫上。我忍住饥饿，悄悄摸过去，偷了一件绿色的外衣，披在身上，遮住了我浑身的血渍，便头也不回地直奔到了大路边，打了张车，回到了公寓。回到公寓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来换下身上的血衣，而是马上取下了纽扣摄像机，将上面的芯片取了出来，装进了一个特殊的读卡器——我太想知道这一段丢失的时间里我做了什么，这是我有且仅有的念头了。做完这些后，我打开了电脑，并将那个读卡器cha入了USB接口。不可思议的画面开始在电脑屏幕上闪过，我屏住了呼吸，眼珠几乎就要掉到桌子上了，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看到的，也不敢相信这些奇诡的事竟然是我做的。几个小时后，当视频播完，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纽扣摄像机录下的东西，不但超过了我的认知，也完全逾越了我的想象。它们是那么诡异莫测，和一部好莱坞大片，几乎没有分别。我颓然地盯着电脑屏幕，思绪像一团搅乱的棉线一样，混乱不堪。奇异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可是我还没有想出打动陈胜国的办法，是的，没有，但来不及想了！思及此，我马上cha上了耳机和麦克，并打开了电脑上的一个软件，将陈胜国的电话号码输入了那个软件。很快，耳机里传来了陈胜国的声音。我知道他接起了电话，可是通过那个软件，他并不知道谁给他打的电话，甚至我的声音也通过那个软件而改变了。我暂时不能让他知道我是谁。陈胜国的声音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语气中多了一丝苍凉和疲惫。我握着麦克，喉头忽然就梗阻了，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然后，我开口叫了他的名字。一开始，陈胜国很气愤，以为是哪个学生又打电话对他恶作剧了。于是便絮絮叨叨地开始训人了。我安静地听着他的牢骚，心头忽然一阵暖，呵，老陈啊，一直没变啊，肝火旺啊！电话持续了几分钟后，老陈见我没有回话，“啪”地一下便挂了电话。我听着耳机里“嘟——嘟——”的电话挂断的声音，不知怎么的，心情忽然轻松了许多，思维也清晰了许多。我思考了一阵，将他的电话号码再一次输入了那个软件。这一次老陈接起电话以后，口气十分恶劣，可是我却没有被他吓怕，而是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些从碧塔海带来杜鹃花还好吗？”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听见我的问题，老陈愣住了，一时竟忘记了发火。我能听见他的喘息声在电话那头忽然变得缓和了许多。多年相处的经验告诉我，我的话浇熄了他心中的怒火，他现在能听进我说的话——这就好！然后，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我给老陈讲了关于那种杜鹃花的栽培方法，然后便挂上了电话。从那天起，每天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我都会打电话给老陈，惯例地抖出他的一些私事，然后等他就要发飙的时候，挂断电话。就这样和老陈打了五天的电话，异变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我于三天后的一个黎明，醒在一处城中村的垃圾堆旁，失去了这三天的记忆。不过，这一次我并没有那么惊慌了。我平静地打车回到了家，将纽扣摄像机里的内容传到了电脑上，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继续在电脑上拨打了老陈的电话。通过了一周的通话，老陈一改通话当初的不耐烦，对我说话的语气渐渐缓和了许多，到了最后几次，他甚至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当然，我不能应他。我的处境让我不能对他言明我的身份。又过了四天，再次发生了异变。这次我于深夜三点，在昆都的大街上，差点儿被一辆出租车撞死，司机的破口大骂把我从迷茫中叫醒。这一次，我失去了四天的记忆。再次拨通的老陈的电话，他的口气里溢满了对我的担心，并主动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什么也没对他说，因为我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我有一种预感，异变还没有结束。果不其然，三天后，第四次异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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