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九章 文明

而秋菊则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延伸到农村，法制社会刚开始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时的农民代表，她坚强，坚决要讨个说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级一级地往上告，可见在她的意识里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法制思想，但是当村长被拘留带走时，她又有一丝悔意，觉得对不起村长，毕竟村长还是救了她。在她听到李公安说村长被带走时，她急切地说：“我只是要个说法，没要拘留他啊！”可见，秋菊的法制思想还是受到传统人伦〖道〗德的影响。其实，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伦理风尚浓厚的国度里，要想实现完全的法制，必然要受到传统人伦〖道〗德的极大阻碍。电影中用了很多次的长镜头把秋菊每次去告状的情景描述出来，让我觉得的秋菊是个执着的人，她就是想讨个说法！她一次又一次的告状，每次的结果都还是一样，真的有点儿替她不值！但当秋菊难产，村长的全情相助，的确让人觉得村长也是一个朴实的不计前嫌的好人，可故事的情节就是有了变化。孩子过满月，村长却以轻度伤害罪行拘15天。我想秋菊可能肠子都悔青了吧，但又想这也不能全怪她。如果乡里、县里、市里能早点儿给她个说法，故事片的结局也不会再让人觉得纠结，又无奈！！虽然这是个1992年的电影，可电影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还是存在。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的延续下去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指秋菊意料之外。依秋菊的意思“我只想要个说法”但最后的结局是恰巧在秋菊孩子满月之日，秋菊与村长的关系出现转机之时，村长被拘留。整部片子看完，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时代农村劳动人民极度缺乏法律知识。首先，对于秋菊。遇事首先找的是公安局，但是连最基本的材料都不懂写，才使自己上当受骗，被那老头收了高价；其次。在见吴律师时，她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出她对律师这个职业的陌生性；再次，在上法庭前，她因为被告是公安局长而拒绝出庭，折射出当时农村老百姓对诉讼、诉讼和调解的区别等的不了解；最后，关于根据伤势对村长做出的判决和执行，秋菊的第一反应就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基本法律知识的匮乏。第一场官司——找村长在她的丈夫被踢后。秋菊首先就是上门找村长理论，但村长这样说“踢了就踢了，再不行让他踢我一脚还回来”这本就不该是一名基层干部应该说的话，身为一村之长，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没有检讨，反而置之不理，以对方骂人在先就可以据以为理。充分说明在那个年代。政府严重缺乏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不能正面的、客观的解决百姓的问题，反而依靠自己的位子耍威风。由此看出了当时〖中〗国行政体制有多么的不健全，也透漏出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思想残渣；第二场官司——找李公安首先，在李公安出场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民公安是勤于政务的，并且对待告状的百姓也很耐心，很真心的倾听和解决，甚至之后亲自上门进行调节，看得出来他很尽职尽责，同时，他的裁决也比较公正。由村长承担王万庆的医药费，但是他并未做到真正的公正。秋菊要的不是钱，是一个道歉，但是李公安出于村长的职位，出于人情、面子的考虑，并未裁决村长向王万庆道歉。由此反映出当时公安机关调解人员人情与法律不分、相混的情况，并不能根据法律要求客观、真正公正的裁决，反映了行政体制的不完善和公安人员执法能力的欠缺。第三场官司——县公安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就是秋菊托老头写材料，被骗20元。当时的农村妇女甚至不知道材料怎么写，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会有点好笑，但是正是这简单的一幕，告诉我们农村教育的急切性和必要性，尤其是法律知识宣传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要不然也不可能出来那一位“写状书先生”。第四场官司——市公安这里又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一是秋菊被车夫骗而换装，反映了当时城市人的素质不高，其实今天也有这种现象，老实的农村人被看似精明的城里人捉弄。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农村与城市的隔离，没有方便的交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文化的不对称造成。二是秋菊买东西上门找局长，局长不收东西并且把有孕在身的秋菊送回住处，我们可能不禁会感叹当时的政治风气还比较透明，行政人员自身的素养很高，并且爱护百姓。三是秋菊见吴律师的一系列疑问都让今天的我们见识了当时农村百姓法律知识的匮乏。第五场官司——法院法院门口的一幕，我其实很想知道看了的人有多少知道为什么被告变成了局长。第六场官司——中级人民法院这中间插了秋菊生孩子的这一幕，其实从这里我们都重新认识了村长这个人物，他心善但脾气倔，并且最后其实借满月之机，他们是可以言和的，但是真正的法律来了。村长就这样被带走了，留下了一脸茫然的秋菊。其实这只是发生在农村的一件小事，但是倔强的秋菊让这一件小事放大了，也就是这样才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看到了法律知识和思想在整个社会的缺失，看到了城乡之间的而众多差别。这里我不禁要问：有几个人会像秋菊一样执着着要个说法？像秋菊一样不懂法的人在〖中〗国还有多少？现在的官员和当时的官员有什么区别？这或许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考虑的问题。秋菊想要一个说法，是村长的道歉，赔理，而不是赔礼。她告到乡里，县里，乃至市里。前两者的结果都是村长赔钱。后者的惩罚更重，直接把村长抓走了。可是秋菊要的说法呢？有法律说没按判决结果赔偿的要强制赔偿。却没任何条例规定没按照协调结果各自反思和道歉的要强制他道歉。就算有，这样强制来的道歉能安抚秋菊不服气的心吗？如果她要一个说法，一个认错和道歉，只能通过协调解决。最后走上法律程序，岂不是南辕北辙了？让一个人认错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像村长这样的倔人，即使在心里承认错了，嘴上也绝不会屈服。这样看来秋菊的愿望太不现实。结局很错愕，村长在秋菊难产的关头帮忙把她送到医院，救了母子两命，而满月酒那天。村长被抓走拘留。秋菊一路追，那时她其实什么也不想要了。执著的时候觉得自己要的那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到头来，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影片里秋菊重复最多的就是：“俺就是要一个说法”。配音不得不赞，巩俐也尤其的入戏，尤其是村长把10张20元扔在地上，说：“捡起来，这事儿就算完了”。秋菊见后。嘀咕道：“完了不完了也不是你说了算”然后忿忿的走开。那个十足的味道让我感同深受，因为我在秋菊身上看见老娘的影子。倔脾气，但是好心肠。我又何尝不是哎。结局让人矛盾，村长被拘留了，秋菊不仅没有得到她想要的“说法”还站在村长刚刚去县城的路上焦急瞧望着远方，这是为什么呢？估计秋菊自己也不明白。老谋子设定了秋菊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围绕她打官司一事，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百姓心理刻画的惟妙惟肖。结构严谨，故事单纯，内容饱满。余味不绝。法国大〖革〗命麻烦吧，各种改革制度麻烦吧？大家一起商量政治问题多麻烦啊，我们干吗不靠一个人管算了？《宽容》序言里那些先行者怎么就那么不怕麻烦给后来的怕麻烦的人开辟出一条新路呢？其实人都是懒惰的，对还可能继续下去的所有老旧形式都存在幻想，总是觉得爱迪生那种人为什么要huā那么长时间研究电灯，有这个不怕麻烦的劲头能点多少次蜡烛了。比如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网络打虎。你说那些人怎么就不嫌麻烦分析那东西呢？比如去年依旧非常热闹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她怎么就不怕麻烦非得说“我是公民不是刁民”呢？比如麦当劳所有热饮上那几个“HOT”的标志，不就是一个老太太被烫之后，不怕麻烦告法院告出来的吗？我们总觉得那东西叫麻烦，较真的人是傻冒。于是我们就每天生活在傻冒推动出来的世界里，乐呵呵地对自己的朋友说，你看那人，傻得跟个X似的。怎么连上个厕所都要发票。其实我们太懒。我们干吗就不能想想，两毛的huā费也是个huā费，我应该想要发票就能要到。我们聪明我们明理我们知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古人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地被过去的礼法所束缚被传统的观念所捆住被平庸狠狠地磨灭棱角，成为平庸人一个。连自己的权利在何方都不知道，如此了却君王天下事。有太多东西因为麻烦被我们忘记。比如说，权利。秋菊那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一个片子就围绕着这么点P事来回打转。从村到乡从乡往上再到市再到法院，最后一个轻伤把村长拉到局子里关半个月了事。据说这片当年普法用的。秋菊什么也不图，一心就是要个说法。到哪都是那几句陈腔滥调。可它在理。尽管我们说那是在自找麻烦，挺着个肚子做什么不好，接受村长那200块钱有什么不好。其实没什么不好，只是想较真了。我们不心疼那点钱，我们要个说法。权威是权威，但理也是理。巩俐在戏中穿着个huā袄，一字一句都透着个倔。“还没过年了，辣子就都快卖光了。”即使这样也还是没阻止她上访的脚步。这种一门心思看得我是心有戚戚吧不得自己对梦想也有这种勇气去较真努力。我们缺的，恰恰就是较真的人。老谋子当初的电影，怎么就可以跟现在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比，其中的反差大得就跟07和08的股市似的。他当时就是描写西北那样一群人。倔强。善良，温柔地活着。或者吵架或者帮顶天的忙，感情深邃而内敛，完全〖中〗国人式地活着。而只用了4个专业演员，简直就是部纪录片。每个生活细节都看得出用心。吃的面拌的辣子都有专业感。其实我当初看《英雄》还觉得挺好的。可后来一路看上去，决定感叹一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部《活着》至今仍然把我感动得够戗，不知道这跟我是余华的粉丝有没有关系。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西方引进的法律。真的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吗？西方历史孕育出的法律，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吗？法律局限于特定的程序，对于很多事情实际上无能为力。秋菊真的是要给村长什么惩罚吗？不是。用秋菊的话说，她只是想讨一个说法。事情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进展到最后，村长被〖警〗察带走，秋菊的眼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她的本意。然而，是因为相关的人物没有按照法律行事吗？也不是。里面的角色已经尽职尽责甚至超过了他们的义务范围。法律只能推波助澜。不能兴风作浪。法律在〖中〗国的生长，还要看看中“我就是想讨个说法”怀揣着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秋菊开始了她的上告之旅。按说，她遇上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丈夫被伤了自尊心的村长踢了要害受了轻伤，整件事也是事出有因双方都有些责任况且今后还是在同一个村子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村长怎么说也是个公家人要是秋菊是那种“通情达理”点的人那这个故事开个头就可以结束了可是秋菊不是她不在乎那几个钱她也不在乎今后的日子所有她所努力执着的就是“讨个说法”不得一个说法她就不罢休就如村长说的像鳖一样咬住不放了倔强的村长遇上同样倔强的秋菊这故事有的演了从乡里到县里再到市里最后到法院秋菊不信她找不到一个能讨说法的地方呵故事的最后穿的一身喜气的秋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站在村道上听着远去的警笛遥望这时的她应该是带着内疚的她只想让村长道个歉没想事情会走向她意想不到的方向秋菊是个善良的人她也不是不知道人情世故从给市公安局局长买礼品这点就能看出来她也知道村长好歹也是公家人要面子但她就是不能让这件事就那么过去了她心里闷咽不下这口气她始终坚信她可以找个地方讨到说法从影片中看来地方的公安系统还是相当公正与高效的确实对于她这件事第一次的调解应该说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只是村长仗着他是公家人的官老爷架子刺激了秋菊的自尊也使故事有了后续的发展这部影片下来它的时代背景相当明显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的车辆流行的着装开放进程中的城市充满着带点泥土味的现代感乡戏扬尘的石子路散落低矮的瓦房成串成串火红的辣子土狗热炕乡村还处在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氛围中商品经济还没有彻底席卷过来人们依袭着过去的风俗脑袋里还残留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公家人仍心存敬畏秋菊是一个普通而独特的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她凭着朴实的信念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应该也折射出着古老的〖中〗国从人治开始走向法治的一种历史进步的缩影吧《秋菊打官司》以崭新的拍摄风格为张艺谋赢得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张艺谋一部迥异于前的片子，他抛弃了从前为他带来荣誉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充满形式主义感的构图造型，抛弃了工整精巧的摄影手法，也抛弃了他已经技法纯熟的传奇式的故事。将视点对准了陕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妇。没有无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锁也没有表面平静下的你争我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摄影，实景拍摄等仿记录片拍摄手法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的背后张艺谋仍然揉进了他所擅长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画面下。蕴含了张艺谋独到的导演构思。秋菊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伤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是村长，就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着大肚子，先后跑到了乡上。县城和市里，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连坐三轮车都会被人骗，却结识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并且最终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虽然这个所谓的胜利，是以尴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来的。当年明月在形容万历年间的忠臣杨炼时曾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纯粹。而纯粹和执著的不同就是，执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秋菊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她属于一根筋。而后来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现在《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成为张艺谋创作中一个明显的脉络。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将近两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熙攘的市集上无数行人从镜头上匆匆的走过，大景深，杂乱的背景使观众难以分辨谁将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穿着红棉袄系着绿头巾的秋菊从景深处走至镜头前，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张望着走在街上的中景镜头，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观众所承认，取得了自己的叙事地位。在评论《小武》时，法国著名评论家夏尔戴松曾经这样说过“当小武在县城里闲逛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环境间的亲近感。这得归功于影片的摄影，在镜头前熙攘往的群众演员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拍摄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这就如同卢米埃尔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样，也跟雷诺阿拍摄布杜在塞纳河畔散步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故事跟随着这些人群一起展开，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没有这个故事生活也仍在继续”。我觉得这个评价，本片的开头也同样当之无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艺谋以这个新颖而大胆的长镜头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但是所有的风格。无不都是为了内容服务，张艺谋是一个高超的视听语言大师，他擅长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体现影片的主旨。绿头巾红棉袄，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在商场买的那件竖条纹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着都是红色棉袄。红色是张艺谋非常偏爱的一种颜色，它象征了热烈和执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样，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设置同样非常耐人寻味——秋菊家是种辣子的，她们家屋檐下挂满了鲜艳耀眼的红辣椒，而秋菊几次去县城去市区的资金也都是通过卖辣椒而获得的，这不禁让人觉得趣味盎然。而秋菊家挂满辣椒的屋子也成为一个绝佳的环境造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张艺谋对于表现民俗的爱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在秋菊第一次卖辣椒前，张艺谋用了四个镜头描绘了收购辣椒的小贩碾辣椒粉的情形。两个把辣椒轧成粉的特写接全景，之后是数个铁碾一起轧粉的特写。这四个镜头在叙事上并不承担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气氛上，则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点灯仪式，给人视觉刺激，但是又没有承担《大》里过于厚重的象征意义。《秋》之所以因新颖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评论界所称道，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摄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场景——市集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张艺谋的个人偏好，色彩鲜艳的huā布，大红色的年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港台明星的海报，画着寿星福星的挂画，热闹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环境，交代了时间（我们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丝的拥吻的贴画。泰坦尼克的海报在其后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可以见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贴合了影片的气氛。虽然拍摄看似粗糙随意，手提摄影，不时有人头从镜头前面晃过去，张艺谋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做是构思精巧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饰的现实主义。《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给李公安还点心，〖派〗出所里坐满了等待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妇。其中有一对正在接受询问，等待最终的确认。公安问“头一回在哪见的面”小伙子咬着笑点头。公安又问“头一回你们俩就看上对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会终于说了是，接着捂着嘴笑起来。这种段落同样不承担叙事的作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摄影上的诸多手法和技巧。这些充满生活精髓的闪光之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主旨。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不动声色的将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拍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此时的张充满了灵气。如同一再被强调的，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如同北京电影学院某年的导演试题，熟练的掌握视听语言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终不是全部。张艺谋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显得弥足珍贵。我在看了意大利人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之后，忽然联想到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秋菊打官司》。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张导的这部片子能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忽然明白了纪录片《〖中〗国》是1972年〖中〗国能展示给世界的最好的面貌，虽然很多都是摆拍的镜头。秋菊打官司。很小的时候看的片子，（本人1982年出生）。同时期还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看完之后被画面的冲击感有所打动，但是不明白这样的故事是怎么获得大奖的。今天下午在看了《〖中〗国》之后，我明白了，其实那个时期的外国人对〖中〗国导演的要求是非常低的，他们不会像去要求美国电影、欧洲电影那样的影片来要求〖中〗国电影。他们渴望的就是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只要能够从电影中真切的体会一些〖中〗国这个1949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神秘中的〖真〗实，他们就能满足了。于是，就诞生了张艺谋和他的《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真〗实的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点点滴滴，不做作，不摆拍，不会让人觉得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其中，更不乏张艺谋偷拍的一些当时社会的〖真〗实镜头，这不是一部故事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它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反应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让西方人能够通过这部片子来窥探〖中〗国的现状。我是外国评委，我也毫不犹豫的投它一票，因为他很大程度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让我会忍不住想多看几遍。所以在这方面，我十分崇拜张导，不是崇拜他的作品，不是推崇他的灵感，（黄金甲、英雄都看过吧）。是崇拜他能在当时的环境下，拍出这样的片子，还拿出去评比，堪称〖中〗国第一人，这是胆识，这是勇气，这是不怕死的精神。所以他成功了。这个奖他拿的理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导演的影片很少能达到张导的高度，因为即使他们反映了〖真〗实的〖中〗国，也无法像《秋菊》这样去吸引评委，因为〖中〗国更开放了。比方说《颐和园》，这些已经无法吊起他们的胃口。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敢尝试，那么外国人现在最关注〖中〗国的就是民”主。谁的影片敢尝试这个题材，那么他也可能会达到像张导的那个高度。就像德国电影《浪潮》一样。毕竟外国人对〖中〗国导演和〖中〗国影片的要求是很低的。他不会要求去涉及人性的探索与思考，不用涉及科学的幻想与成就，只要你能〖真〗实的反映国人的需求和社会的现状就可以了。《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真〗实的反应了印度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所以全世界人对电影的追求是一样的，〖真〗实是最基础的。我想如果哪一天朝鲜的一部电影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我不会感到惊奇，因为那一定就是朝鲜版《秋菊》。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故事。夏天。辍学的女学生初入深宅。十九岁的颂莲选定了她的人生。谈不上是错是非，其实这是一个女人最正确不过的选择，不是图富贵亦不是趋华贵，只是想要一种可以一成不变封闭式的安稳。颂莲没错。秋天。对鬼屋的猜测与恐惧，对卓云的防备小心，对很多事情的视而不见。一切诸端在三姨太梅珊日夜吟唱的曲中日益尖锐。飞浦，也并非一道艳阳，他无足轻重。这是一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风huā雪月，与他无关，亦如陈佐千。只借了男人的皮囊与声线，始终都没有面目。冬天。雁儿的死。只在颂莲生日那日老妈子来说，雁儿死时口中唤着颂莲。的确，雁儿是最悲惨的，什么都没得到过，就成了姨太太们明争暗夺的牺牲品。然后是颂莲醉酒。我觉得颂莲在醉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女人大醉的时候是最清楚的。梅珊被拖上鬼屋吊死。颂莲疯了。转年夏天，陈佐千又娶了第五房太太。可陈家大宅日后日夜萦绕的，仍旧还会是三太太梅珊空渺哀婉的曲声。这部电影里弱化了太多小说中的细节。就好像颂莲初入深宅给大太太毓如请安时那一串散落的佛珠，还有那上吊的鬼屋，小说中是口深井。是上一代的陈老爷两房姨太太被处死的地方，小说中有不少颂莲俯井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陈佐千问她，你看到了什么，颂莲说，看到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也是我。还有很多诸如此类，除去了，就好像，好像丢掉了那样一种空洞的诡异的美，所以才低沉，才能与大红的灯笼暖暖橘色的调子相互呼应。而《妻妾成群》那种深宅女人的小心思挖掘的更仔细更透彻。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文字比影像更具备表现力。看过《妻妾成群》的人回过头来再看《大红灯笼》，都未免会觉得有点可惜，也许这也是《大红灯笼》之所以被忽略的原因之一，相比较来说，它的确是不太出色。再来说说演员。整部戏中最精彩的铺垫就是那个没有脸的男人，陈佐千。我没有查这个演员的名字，保留神秘感吧。几个女演员中，最好的其实不是巩俐，是三姨太何赛飞。从始至终，不论是声线还是色觉感，她都是最突出的，当然也与导演的剧情设置有关系。何赛飞更像是深宅里的女人，只要穿上绸缎你就能从她身上看出那种妖娆、冰冷和悲剧。巩俐，演的太像巩俐了，让人看不清楚原本清晰的颂莲在想什么，但也非就不好，坚忍与癫狂的确是恰到好处的。扮演二姨太的曹翠芬，就长相来说是很面善心毒的那种，但是她的声音语气都太柔了，是怎样都无法让人把她联想成一个厉害角色的。另外，那个从头到尾点灯灭灯的白huāhuā胡子底气很足的大爷实在是够辛苦的了，也不知道拍了这个电影能给多少钱，真是不容易，我很看不下去。我还是更钟情于苏童的原著《妻妾成群》。一个中篇，是能确认很多醒觉很多的。对男人、对婚姻、对一个女人终要依托一个男人的婚姻。受益匪浅。一直以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和它的名字一样喜庆，没曾想却是部压抑的悲剧，这片名也是电影露骨的尖锐。仪式与特权片子整齐排列的，是显露而凌厉的传统〖中〗国元素，是府上所有人口中毫不松动的“规矩”尤其是点灯的仪式。老爷要去哪院，就当着众太太的面将灯笼摆到那院当前，然后捶脚，点灯，那院的太太还能点菜，连下人都会因此惧怕你三分。所有这些仪式，象征并且强化着游戏规则里的特权，经过这些仪式的操演，人性在争夺特权中畸化。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捶脚。当颂莲听着那院，闭着眼睛想象捶在自己的脚上，脸上甚至露出享受的表情，直白说来就是“意**”。当时朋友倒吸一口冷气，说“就像得了毒瘾”。这是个很精准的比喻。仪式，尤其是仪式带来的特权，使得初来乍到而傲气十足的“洋学生”逐渐沉湎其中，短暂的虚荣性的满足让她上瘾，而卓云的欲望更是在仪式的催化下不断地膨胀，仪式成了她人生的需求。甚至于雁儿，在府中最没有地位的丫环，也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里点灯，并且为灯笼被烧而执拗致死。仪式的象征意义已经包裹了她心中的生命意义，因此她宁愿掏空了生命，饥渴但绝望地维护着这些仪式，几近于一种狂热。符号——“老爷”虽然影片表现的大部分就是女人在四合院中撕破脸皮的地位争夺，且不论影片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跟其他四十集连续剧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那张看不清的老爷的脸。这样的处理手法使得“老爷”的符号象征意义得到极度的强化——所有女人的争斗都被紧紧地包裹在这张脸中。太太争斗，而真正制定游戏规则的则是背后不露面的老爷。“老爷”很“和善”争风吃醋的事他总不计较。三太太大半夜闹着差人来叫老爷，大清早唱戏，二太太包着耳朵哭诉说颂莲差点剪断她的耳朵要了她的命，而老爷都只是笑笑，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处理”。“老爷”也很凶残，不喜欢女人给他摆脸色，随意地烧掉颂莲的笛子，封灯甚至运用“家规”吊死不忠的女人。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巩固了规则制定者泾渭分明的“底线”你们怎么厮杀是你们的事，但任何越界的反抗绝不允许。像《楚门的世界》演播室的老大，有着庞大而绝对的权威，服从和敬畏才能换来温情脉脉。看不清的脸象征着物化的人格，加上那些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的吹灯灭灯、四合院、死人屋等各种传统元素，组合成一个禁锢而压抑的空间。有了刚性的无法逃脱的空间，时间则显得越发漫长而耗费人性“像一只猫、狗，一只鸟，甚至像一个鬼，但是就是不像人”。悲剧总是撼动人心。窦文涛说过“快乐其实只是痛苦的减缓”。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提过“痛苦”总是被西方文明拒绝视为“自然的产物”然而它实际上只是生命的常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