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四十九章 帮建

……“CUT！！！”……“很好！！！”……唐谦看了一遍监视器回放，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拍摄才又继续进行。……“ACTION！！！”……他们再也看不到美好的明天，再也看不到正在建设中的了。安良为他们难过得流下泪来。周处长和他的同行人看了也不时的叹气和流泪。周处长由安良带头看了一下现场，见倒塌的砖瓦厂厂房现在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大约有两百平方米大，上面是陈旧的稻草和破瓦残砖油毛毡与毛竹棍，到处一片狼藉，问在旁边看的砖瓦厂工人，这厂房当时是怎么倒塌的？一个赤脚还穿着农民衣服的砖瓦厂工人对周处长说：这厂房本来盖得就不怎么好，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括大风里面括小风，自己用土坏和稻草加油毛毡盖的。昨天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林社长他们来上班时，房子还没有被揭掉，当时还好，只吹掉一些草披，大伙把草披重新遮遮好，又进去和泥脱坏做砖坏。当时有四个人在工作，两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后来砖瓦厂林厂长也进去了。不想他们没做多久，就听轰的一声厂房就坍塌了。待人们赶快把砖头油墨毡移开挖出那四个工人和那个干部时，他们全都压死了。有两小姑娘脑袋都被压扁了。他看了心里十分难过。包安良回到市区的培训暂住房后，他脑子里还一起在想着今天在工地上看到的事情，以致他的同伴们看到他时，还感到他呆顿顿的。从部队一道来的刘文彬问他，“你今天去了工地回来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怎么了？厂里没有批准你吧？我知道不会批你的，你不相信，回不去也吧，我家比你还远呢，你在ZJ，你们还是相邻的，我在河北定县，我回家时比你还多两三倍的路呢，你看我都安心在这里，你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安心工作？现在不能调，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调嘛。”安良说：“今天我回到工地看到工地出了一起大事故，心中很难过。”“哦，工地出了事故，出了什么事故？”“工地死了五个人！”“啊-”刘文彬。听了瞪着包安良半天说不出话来：“是怎么回事-----”安良如此这般地告诉他。刘文彬听了后看着安良眼睛瞪得大大的：“五个人没有了！了五个人-----这么惨呀？”刘文彬听了摇摇头说：“54年鹭江前线炮击金门时才有过这样的事情----没有想到在和平时期建设也会发生这样的惨事？”这天来安良总是想着这桩事情。连晚上睡觉都想着这件事。那天半夜里，他又来到了白天看见过的工地，朦朦眬眬地听到有人叫他：“小包师傅！”他回头一看，不由大吓，叫他的人竟是白天在那工棚里看到的躺在地上的那五个人：一个中年人，两个青年，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他们仍穿着当时穿的衣裳，混身是泥巴，头上青一块紫一块，两个姑娘额上和脸上仍旧沾着血迹。看见包安良他们忙凄惨地一笑，包安良见了他们惊吓不已，“怎么你们爬起来了？你们的身体没有事了？”他一面上下打量他们，一面怯怯地望着他们说。这时只那个中年男人向他说：“小包同志，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善良的人，你为自己的事难得到工地来，今天你来工地，知道我们被压死了，你还和周处长一起特地工棚里看我们-----小包同志，我们死得好惨呵！我们死得好冤哪-！”包安良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们是太冤了！你们真不应该这样死的。可是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包安良害怕地同情地从侧面望着他们。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对他说：“那里好啊！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去家了！只能在外面看看，我们还在砖瓦厂棚棚里，我的父母和老婆孩子看着我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小包同志，我现在来告诉你：第一，我们死得冤枉，我们死了，可是厂领导听说他们是我们自己缘故，说我们警惕性不高。发现厂房已经被大风吹破，就不应该再在里面工作。说什么厂里有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可是当时我们那想到厂房会倒呀？厂房突然倒坍了，我们逃都来不及，怎么能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这样说，这样处理我们真是死不瞑目呀！“第二，厂里抚恤不公平！你要知道我家里有八个人呀，上有老父母亲，中有妻子和一个十九岁的弟弟，下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才两岁。一家人就靠我和我一个弟弟劳动生活。现在我死了，我家的顶梁柱就塌了！就靠我一个年少的弟弟，一家子以后怎么生活下去呀？白天我父母和我老婆到你们工地去找你们的筹备处主任郑部长，叫他们要对我们抚恤，你们的郑部长说：“我们会考虑的，我们会考虑的。但说到底他们只肯给我们几百元钱，因为我们是临时工，只能这样了，说已经给我们放最大一档来执行的了。对于我家里的今后生活就不管了。说这是体制关系，如果是工厂的固定工，因公死了可以用家里其他人来代替。我们是农民工，也就是说是临时工，因公死了只能以临时工的办法来处理。小包同志，临时工的家属和固定工的家属，不是一样都要吃饭，都要生活的嘛？为什么要这样的区分呢？难道我们临时工的家属就不用吃饭？我们临时工就特别低鄙？包同志你想想几百元钱有什么用场？我家这么多人，吃过几个月就没了，我妻子要求顶替，他们说我是农民工，不能顶替。我家父母妻子真是走投无路了呀，从今以后我这一家六七口人他们怎么生活呢？我在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宁！我看看你是个好人，你不是厂里干部，也与我们无亲无故，你偶然来到工地你都会来看看我们。你是个热心人是个好人，我看你和劳动局周处长很熟，我听你叫他的口气好像在部队时他是你们老首长。我希望你是不是能帮我们和周处长说一说，‘小包同志，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你，来求你在你方便的时候，给鹭江市劳动局劳动保护得的周处长说一说，让我老婆或弟弟给与顶替一份工作，好让我父母和孩子有一条活路吧！’”那人说吧泪如雨下。安良不知如何是好，他讷讷地对他说：“这位同志，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听了你的话也很同情你们，可是我既不是厂里干部，更不是领导，我说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呀，你既然相信劳动局周处长，那你们可以直接找他呀，他这个人还是平易近人的。你们去找他他不会不接待你们的。”那中年人说：“他是个处长，听说处长就和以前县太爷差不多大，我们看见着就害怕。再说劳动局也是个衙门，这政府衙门我们也不敢进去呀。因为我们不敢到劳动局去，这才想到来找你。你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但我们见你对人很热情很关心，你又和周处长熟悉，你到工地还特地来看过我们，我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来找你的。”包安良听了点点头说：“我替你们到周处长处说说可以，但估计我人微言轻，就是去了可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人说：“没有关系，你只管替我们去说，成与不成我们不会怪你。总比不说的好，我们实在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才找你的。”“包同志，”接着，两个小姑娘中一个较大的，头上带着血迹的那个，也求告地对包安良说：“包同志。刚刚我们砖瓦厂厂长，我们公社的老社长对你说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还有我们两个姐妹，也是这样的，我们公社林社长（也就是砖瓦厂厂长）知道我，我的爸爸在南洋，他去了多年，从来也没寄过钱来，解放前生下我们的弟弟后就出去了，我家现在还有一个爷爷，一个母亲，一个弟弟，本来全靠我和妹妹在工地上打工赚来的一点工钱生活。这下子我们俩姐妹在阳上全都殁了。我家的母亲和爷爷晚昨天到工地去找你们郑主任和那个劳资科叶科长，听说也只能给我们几百元钱，别的什么都不管了。我家这样上有老下有小，这以后的日子叫她们怎么过呀？我们俩个是再也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没有用场了，身体都残疾了，还有啥用场！求求你好心的包同志,白天蒙你来工地看我们，我们对你非常感激，就象我们老社长说的，你与市劳动局周处长熟悉，千万拜托你！求你向周处长约我们说一说，是不是给我们家的家人一口饭吃。要不然我们在地下也难以安心呀-”接着是还有那两个青年也求他，说他上是家里的老大，上有父母下有弟妹，现在没了他无法生活的话。安良听了是既同情又无奈，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帮他们。可是他们五个人，血污连拉地站在他前面流着泪求告过不停。安良听了他们的话向他们点点了头，说我去试试看吧。这五个人向他深深一鞠恭，一下就隐退了。包安良醒来，天还墨黑。想起刚才的事，才知道他是做了一个梦。想起梦中的事，这五个人依稀就在眼前，他们说的话一言一语都还记得。这是他们来托梦给他呀！梦中怎么看见他们都像活着一样。可他对他们一点也不吓，这是他们来向他托梦诉苦来了呀！想想他们的情况，确实是叫人同情。但是他想到他现在还是个学徒，什么都不是，没有一点权力拿什么帮助他们呢？，也就是和周处长熟一点，他去讲一下可以，可是人家会不会听他的？虽然周处长——这个人很好，他也是从部队刚转业下来的。原是他在部队的老上级，但这是牵涉到政策的大事。是农民工和正式工的重在区别问题。顶替的事情能不能办成他是一点也没有把握。但是他们既然这样相信自己，他一定要去找周处长去说一说的了。第二天包安良向培训厂里请了个假，到鹭江市劳动局的劳动局安全处去找周处长。他这个培训厂离周处长的劳动局也只有里把路，当时劳动局在市政府里面。劳动局的招待所他们刚从部队下来还未到工厂时住过一阵子，所以熟悉。走了一刻钟就到了。来到劳动局，给门岗说一下他要见周处长，那门岗说你进去好了。他走进去见周处长这时正好坐着在看文件，见包安良来找他他很高兴，忙立起身来说“小包，难得你来，来来来，坐坐坐！”一面客气地招呼，一面还亲自倒茶给他喝。还说当年在部队里的同志，现在能在这里见到你们，感到很高兴。“我在这里工作，你是常来看我的几个战友其中之一，你有空应该常过来走走，咱们也好聊聊天呀！”原来周处长当年在部队就是包安良所在的部队的，包安良在观通连当报务员时。周处长在团部当，周经常下去视察。当时包安良是观音岙观通站的先进人物，对他也很熟悉，那时包安良入党，提升为报务级长都经过他的手，他对包安良很是欣赏。本想把他提为军官。可是由于连里一些干部对包安良有看法，说包安良骄骄傲自大，不尊重领导，没有同意，结果把他调到炮团指挥排当报务员。也不久也调到炮团当，他们又碰到了。后来包安良复员了。不久也转业到地方工作。周处长被分配到市里的劳动局劳动保护处，而包安良这时已经到鹭江甘蔗化工厂当了电工。前天周处长来到出事故的鹭江甘蔗化工厂工地处理事故，又碰到了包安良。包安良现在来到老首长的办公室，也就比较随便。他一屁股坐下来后任老首长替他倒水喝茶，他开门见山地问他们厂里砖瓦厂事件处理好了没有？周处长说还没有。说这椿事件不好处理。包安良问是不是责任没有弄清？周处长说：“是啊，工地说他们自己警惕性不高。这样破的工棚里，昨晚刚刮过大风，旁边围着的草披都吹掉了，当时就不应该再在里面工作。说那个砖瓦厂厂长自己也有责任。包安良说：“可是我听工地上的人说：“他们知道厂房已经不牢了，但没有想到会突然倒塌呀！他们当时坚持在这样破烂的工棚里工作应当及时关心他们才是，厂里对他们平常不关心，现在厂房突然倒坍了，还说他们自己也有责任，建砖瓦厂是筹备处领导决定的。作为工厂领导出了事故都应该负责任的。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去呢？”周处长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你们厂的领导姿态不高。大概是死的人太多了，感到事故重大，害怕追究领导责任。”安良说：“我还听说，对他们的抚恤就给一点钱，听说家属也不能顶替？”周处长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不是固定工，是农民工，也就是说是临时工。临时工死了，只能以临时工办法来处理。这是体制的关系，厂里也无能为力。”安良对周处长说：“我听说这五个农民工家里都还很困难，他们大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这样处理叫这些家属是接受不了的。”周处长说：“谁说不是呢？是不公平呀！同样为厂里生产，固定工因公牺牲了可以顶替，可是农民工死了就不能顶替。给一些钱就了事，是不大合理。”包安良说：“不是不大合理，是太不合理了！同样是人为什么要用两种方式对待呢？”周处长说：“我给他们说过也没有办法。”“周处长，你可不可以向省里反映一下看？听说那个负责砖瓦厂的干部人家本来也是公社的一个干部。听说还当过公社社长。虽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但也是地方上的一个干部。他家里负担又很重，父母老婆和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劳力，他死了一个家就塌了。我们是国家，他当年也为农村的事业作过贡献，现在到我们工厂因公牺牲为什么对他们就不顾不管了呢？”“你说的在理。我向局长向省劳动厅反映反映。要不我打一份报告。送上去看看。”安良说：“对，周处长，你打个报告好！你如果能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不但这五个牺牲的家属会感激你们，就是牺牲的五个亡灵在地下也会感激你的”周处长说，那我就打个报告试试看吧。不过要想上面支持他们，我想先要把这次事故的真正原因弄弄清楚，要把事故的责任进一步弄清楚。对事故现场前天我们看的匆忙，还没有仔细看过，我想明后天我们得要再去详细地检查一下，要把事故的真正原因弄过水落石出。周处长叫安良到时候也一块去看看，安良说好的，我向培训厂个假。第三天，包安良接到周处长的电话，叫他一块再到工地去看看那倒塌的砖瓦厂厂房，并带一个工程师去。原来因为当时大家都办厂，造厂房需要很多砖瓦，工地上订购不到砖瓦，要完成建设厂房的任务，就想自己办砖瓦厂自己动手来烧砖头。那时有个号召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厂筹备处领导也很支持，说只有这样才能大干快上。当时鹭江甘蔗化工厂是个投资2000万元的大厂。2000万，在今天看来不算多，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恐怕就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亿了。当时建这个厂的投资在鹭江也算是最大的工厂之一了。计划是2000个工人，日榨白沙糖2000顿。有两座热电站，有蒸发罐，制糖罐等几百台大大小小的设备。有压榨车间、蒸发车间、制糖车间、动力车间、石灰窑等六个大车间。要造30多万平方米厂房，工地上一时无法买到这许多砖头造房子，也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于是他们从农务科调了几个本地干部，找了一些身体比较棒的农民工自己来办一个小砖瓦厂。这个砖瓦厂当时只有十几个工人，自己建窑自己建厂房。用毛竹杆和木桩当柱子，用土坯和草披当墙壁，厂房因陋就简地建成了，他们就自己挖泥、自己和泥、自己脱坯、再自己来烧砖。事情就出在那个自己用土坏搭起来的厂房上。当时大家谁都没有盖过房子，只是一位干部带着部分泥工到人家正在烧砖瓦的砖瓦厂里去参观了一下，看了一看，问了一下，回到工地就自己干起来--可这砖瓦厂怎么会突然倒塌的呢？问问在场的人也都说不明白。周处长和劳动局来的一个工程师，就跟着安良在塌坍的厂房边蹲下来仔细察看起来。那个劳动局的工程师他挖出几块土坯砖，看看墙体下脚，发现没挖几块土坯砖就见到原来地面的本土了，本土上面还有一些枯黄的草皮，这说明砌墙的时候，墙基根本没有挖下去过。再看看其他几面墙脚也都是这样，都是从原来的地坪上直接叠起来的，都没有挖过墙基。他看了一会站起来对周处长和大家说：“一般的来说，造房子砌墙，即使是造幢临时低平房，砌墙的时候，四面墙基也要挖一下，而且四面都要挖得一样平整的。那高低不平的地方就要把它挖平，高的地方挖得和低的地方一样平。然后再把砖块一排排地放叠上去并用泥浆把它粘牢。可是这个砖瓦厂当时没有这样做，你们看，它是随地而起，在打墙的时候，低的地方从低的地方垒起来，高的地方也就从高的地方叠起来。看起来这样做，因地置宜，节省了劳力和时间，但却埋下了隐患。因为四面泥土土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松有的实，有的硬有的软，有的有草皮，有的没有草皮，草皮也有厚有薄。墙体这样随地坪就地而起，叠得七高八低，这就使四面墙基牢实不平衡，造成墙体的受力也不平衡。“而且你看看，墙体里面没有竖缝灌浆。也就是说就靠横向一点水泥浆粘结一点，立体却没有一点粘结东西，没有一点‘骨头’墙体立体不坚。再说你们看这土坯墙，凹进凸出，不在一个立面上，他摇摇头说，“这墙怎么能这样砌的呢？这也是倒坍的一个原因。“但就是这样垒起来的墙，没有其他原因，一时也还不一定会倒塌的。”他又仔细的四周察看了一下，发现砖头倒塌得最多的北面墙体，下面的墙脚有被水冲过的一条沟埭，泥土还是新的，他叫周处长他们抬头向外看，“你们看！”大家循着他指的地方看去。只见前面是一座小山似的丘陵，这条沟壑正是从那座大丘陵上冲下来的。黄工说看来这条沟壑与房子倒塌有关。黄工又请在旁边来看热闹的几个工人把墙边的一大堆砖块搬开，察看这里墙脚的情况。当工人们搬开墙脚边的一大堆土砖块时，这才发现，这里的墙脚已经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走到里面看了一下，果然里面也有条沟壑钻过墙角又从另一个墙角冲出去了，而沟壑的一旁正好有一大堆做好了的土砖堆在那里，之前还没有发现。黄工程师说，“看来这就是厂房倒塌的重要原因了，下大雨以后这堵墙的墙脚就被水冲空了。以致大风一吹墙体就摇摇欲坠。这样的房子与墙体的关系犹如木桶效应。一只木桶有一块木板缺损漏水，整只木桶也就没有用了。这种没有圈梁没有钢筋混泥土做立柱的房子与墙体关系也是这样，一处墙体倒塌，屋顶失去平衡，房子就坍下来了。”周处长听了点点头说，“看来这起事故的原因已经很明显了。”黄工程师说：“是啊，由于建造砖瓦厂的时候，既没有工程师，也没有技术熟练的泥瓦匠，由对造房子一窍不通的农民工们自己土法上马，在施工中也没有很好地挖掘基础，夯实地基，就这么就地放上土坯砖堆筑起来，那厂房自然构筑得不牢固。再加厂房选址不好。造厂房选择地基是很讲究的。而造在山坡或丘陵脚下害处是很多的。这个厂房正好造在一个丘陵的坡地下。大概是因为这里台风很多，怕台风来了刮倒。但由于地势较陡，下雨后大水从坡上冲下来，事先又没有挖条出水沟，大水正好冲到厂房的墙脚上，下面地基被水冲空了，但是上面还看不出。厂房本身就不牢，再让大水在墙脚下一冲，本来就摇摇欲坠，当一阵强风刮过时，这堵墙就再也站不住了，结果就出了今天砖瓦厂突然倒塌的大事故。大家听了都点点头，感到他分析得有理。由于这起事故一下子压死那么多人，当时震惊了整个工业区和鹭江市。鹭江甘蔗化工厂这起事故教训十分深刻，砖头没有烧出来，抚恤费倒要赔偿好几万。又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还使那五个农民工的家属们难过的痛不欲生。使五户人家一下子没了丈夫儿子和儿女。事情到此就清楚了。经过市劳动局给厂领导做工作。周处长对他们知道，砖瓦厂出事故，事故出在工人身上，厂房也是工人们自己造的，但是他们在造厂房时没有派去一个懂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他们，土法上马，这样做是根本不符合建筑厂房规范，厂里要负很大责任。所以事故出在工人身上，责任却在领导身上。鹭东甘蔗化工厂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五个工人因在厂里干活时被压进去牺牲了。鹭江甘蔗化工厂应该很好地给给予抚恤。而在抚恤的政策上周处长对他们说，他们的意见，工人因公牺牲，不顾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应该一视同仁，家里有人顶替的应该让他们来厂里顶替。厂里见劳动局这样说，也不再坚持他们自己的偏面意见。把主要责任由厂领导顶起来。因为这起事故死了五个人，影响很大，于是省里通报全省。叫大家吸取教训，类似人土法上马的砖瓦厂就不要再办了，这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不久周处长给代表劳动局向省劳动厅打一份报告也批下来了。同意鹭江市劳动局的意见，把那五个在砖瓦厂里劳动时授牺牲的工人和干部，除了给予一定的抚恤费外，为解决牺牲的员工家属生活的困难。家里有人可顶替的都给予顶替进厂当工人。政策落实到厂里，不久那五个当时牺牲的工人都派来了一个人来顶替。那干部由他的十九岁的弟弟来顶替。两个姐妹由她们的母亲和一个弟弟来顶替。还有两个工人也各出了一个人来顶替。他们有文化的被派到车间里当工人，文化水平较低的就派到食堂和农务科工作。进厂的工人还都以二级工待遇给他们。那天晚上，包安良睡在市中山公园旁边的一个间小房间里，一阵暖风吹过，他见那位农民干部和那两个小姑娘与其他两个工人又都来到他房间，高兴地来向他道谢说：“多亏包安良师傅，及时向劳动局反映，在周处长的关心下，解决了他们在阳世的家属生活困难问题，他们现在也安心了。为此特地来感谢包师傅。”那个干部还告诉他。由于他生前在公社里当过社长，到了工厂里又当过砖瓦厂厂长，人间安全咨询所所长包公把林社长调到“人间安全咨询所”的建筑安全部里，建筑安全部长鲁班部长就叫他当个建筑部的副部长。还有两个小姑娘阿芬和阿芳也被按排在人间安全咨询处当接待员。家良听了很是高兴，问他们：你们的安全咨询所在什么地方，他有空也好去找找他们聊聊天，坐会喝一杯茶。那个干部告诉他他们的“人间安全咨询所”就在鹭江市思明区中华路鹭江图书馆斜对面的一条弄堂里的４８４号的一座老房子里，“欢迎你有空去走走。”说着他们一行五人一阵风似地就走了。一会安良醒来，回想刚才之事。原来是南柯一梦，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十分感慨。第二天他特地到厂里去看看，打听一下，厂里果真有那么回事嘛？到了厂里他一问，工人们说，死去的五个农民工，厂里已经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能来顶替的都已经来顶替了。而且都算正式工。安良甚还到下面农务科去看过那几个顶替的职工，其中那个社长弟弟挺象死去的那个林社长，安良见了不胜欣慰，老林在梦中对他所说之事是真的。他有机会要到中华路去看看，有没有他们说的“人间安全咨询所”这个民间机构？难道他们真的会在那里活着？那我就变成阴阳两界都走得通的人了？想当年他的太爷爷——包公，传说他日里能审凡间案件，夜里能审阴间案件。难道他现在通过梦境和到“人间安全咨询所”也能阴阳两通了？那他也能帮办一些人间不能解决的事情了？一个礼拜天，安良在好奇心驱使下，他独自己一人。来到那老陈对他说过的中华路鹭江市图书馆斜对面的一条弄堂里，他按老陈告诉他的思明路4８4号的门牌号码。他问问人家都说不知道。但他也不灰心，在城里人都是这样的，大家走进屋里把防盗门一关，谁也不顾了。就是住在对面的人家，他们姓什么，做什么的，从那里来的，也一点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去探听人家。所以安良感到当地的人不知道当地住的人和单位并不奇怪。他毫不灰心地继续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去找。当他终于在一个弄堂的尽头，找到一幢很古旧的破墙门时，门上果然有一块解放前挂着的蓝底白字的老门牌“思明路4８4号”。上面用很老练的棣书写着：“人间安全咨询所”的字样。但见那墙门油漆剥落，壁板开裂，房屋已经破旧不堪。只是两个碉着狮子的铁环。还没有烂掉。随手推它一下，依旧能弄出叮叮当当轻脆的声音。于是安良就把那两个铁环摇了两下。里面有个老人声音问是谁呀？一会，从里面悉悉索索地走出一个白胡须飘飘的老人来。老人问：“你找谁？”安良问：“你们这里就是人间安全咨询所？”老人说：“是呀。你有事吗？”安良说：“我想找一个朋友。”老人问：“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包安良讷讷地说：“叫什么名字一时倒想不起来，人家都叫他老林老林的，他当过公社社长和砖瓦厂厂长，他是刚到你们地方的。让我进去看一下，看见他我就认识了。”那老人说：“好吧，你进去自己去找吧！”说着他把门打开了。包安良边走边看，原来里面还有一条很长的弄堂，青石板地面，石板路缝中长着一些千斤草和车前子草。虽然是已经风化的老旧石板路，走过去倒也平直，不会绊跌。他走了有一刻钟功夫，再走进去转个弯，只见墙上写着“人间安全咨询所”字样。来到一个石库墙门。走进里边，才看到里面是一个座很大的房子，房子有好几进。这房子都是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旧房子，但是打扫得很干净。他走进一个厢房里。见他进去里面走出两个打扮入时相貌姣好的年轻的小姐来，为头的那小姐一看包安良就睁大眼睛惊讶地说：“呀！这不是恩人呀？恩人！没有想到还是你呀！来来来，恩人，快进来！快进来！”安良感到奇怪，这个小姐怎么会认识自己？还称他是恩人？“恩人，你忘了？最当年我们在阳上被压死在砖瓦厂的草棚里，是你特地来看我们的。后来你们为我和我的母亲和弟弟在你们厂里安排了工作，如今我一家人，得能幸福安定的生活，这可全靠你和周处长帮我们解决的呀！你可不是我家的大恩人嘛？嗯人，现在让我先向你拜一拜吧！”说吧那姑娘就要跪下去行大礼，安良忘叫“起来！起来！快折煞我了，我这算什么恩人！我没有为你们作什么，只是替你们秉公记了几句话。看到你们当时的悲惨情形，和你们家里的无助情况，谁都会这样做的。”当她们感激地抬起头来，安良看出来这两个姑娘的确是她们，因为当时她们躺在地上，穿着沾着血迹的破衣服，现在她穿着崭新的绸衣服，脸上也打扮过了，自然不同于原来的可怕狼狈样子了。安良说：“哦，我听你林厂长说起过，你们都在这里。”忙不把她扶起来：“你们砖瓦厂的林厂长在那里呢？”“林厂长在建筑安全部。我带你进去。”阿芳把安良带到一间老式房间里，只见一个人在低着头划写着什么，阿芳在门外就高兴地叫他：“林厂长，你看谁来了？”里面低头划写着什么的一个中年人听得叫忙抬起头来看，一看见包安良忙高兴地立起来说：“啊呀，还是恩人呀，快进来快进来！你倒是怎么摸着的？这里地方没来过是很难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