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我记算着时间。记得送小静回家的时候我看过一次表，那时是九点十分左右。娱乐中心到小静家的那个村子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就算下雪开的慢顶天也就是二十多分钟，然后我再回设备厂还要二十分钟。这样算下来，我应该是九点五十左右就到家了呀。怎么会出来个十点半。那四十分钟我干嘛去了？“老爸，您确定我是十点半回来的？”“当然了，你回来时我和你妈刚看完《戏说乾隆》，整十点半。怎么了？”“没，没什么。”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的经历哪段是真实的，哪段是梦？还是不去想了。这种怪事说给别人人家不信，自己也弄不明白。怪就怪自己，好端端喝什么酒，人家女孩一口没动，咱自个儿喝起来没完，说到底还是年纪小，不成熟。（十三）张达是公墓的库管员。前文讲过，公墓只有三位是吃真正公家饭的，主任、库管和会计。他们上级单位是殡葬管理所，再上级单位是民政局，国家发饷钱。张达是那个库管员。长的很黑，大高个儿，四十岁，浓眉大眼但总是目露凶光，要是黑天里看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他和别人说话，一般三句话不离本行。千万别以为他的本行是库管，他的真正本行就是玩女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老子年轻的时候没少祸害姑娘。”并以此为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就因为祸害姑娘，他在文革前后念了八年的“大学”。当然了，是“社会大学”（蹲监坐狱）。出狱后狗改不了吃屎，继续祸害姑娘。还好，社会发生了变革，现在只要花上一二百块钱，祸害姑娘就不用冒进局子的危险，名正言顺。这样一来他更没有顾忌，一直弄得妻离子散。他好在有点社会背景，和几个不三不四的哥们儿合伙开了家练歌房，至于去公墓上班倒成了副业。迟到早退，混完午饭就下班，要不就躺下睡大觉。年根底下，人们除了置办年货，各种娱乐活动也更加频繁了。张达的练歌房每日进帐颇丰。腊月初八中午，几位公差在公墓闲得无聊，张达突发奇想：“承蒙领导的关照，我的练歌房生意还不错。你们又没过去坐坐。今天过腊八，单位又没什么事，我请你们过去玩玩。”公墓的主任姓隋，和张达同岁，爱抽烟喝酒，长像却不像抽烟的，更象一个抽大烟的，面黄肌瘦，连眼圈都是黄的，十分病态。隋主任这个人整个一个随风倒，从来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听到有人请客唱歌，十分受用，但却压抑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板着脸问旁边的会计：“徐会计，你说呢？”这个徐会计是公墓里唯一的一个女人，三十岁。结婚了五年，还没要孩子。徐会计的父亲很有来历，原来是军区的一个什么领导，可惜退休了，没能给女儿搞上个更好的工作。她很爱打扮，每天除了对着帐本以外，更多的时间是对着镜子。但她的打扮很艳俗，经常搞的花枝招展，怎么看都象街边的小姐。她还每天往身上喷浓浓的香水，惹得张达和主任总像苍蝇一样地围着她，只不过两只苍蝇性格不同，一只比较直接，另一只比较闷骚。“好吧。听你们的。”徐会计瞧出了主任那向往的眼神。官场之中，察言观色十分重要，徐会计自然深谙此道。虽然徐会计压根儿瞧不上这个窝囊废的主任，但好歹得给人家一个面子。辞别了关老师，几个人坐着主任的那辆丰田皮卡下了山。张达的练歌房位于卫校边上，那栋楼一楼连着七八家都是清一色的练歌房。名字各有不同，“歌城”“歌吧”“歌厅”“卡拉OK”但其实都是一些只有一两个包间的小型KTV。一进门张达就大发**威，把四五个小服务员都叫出来迎接领导，还找了个漂亮点的陪主任跳舞。又亲自启了五六瓶啤酒，给他们频频敬酒。徐会计的酒量四方闻名，这么点酒自然是不在话下，逢敬必干。主任就不行了，没多一会儿就露了狐狸尾巴，搂着个那个服务员跳个没完。天渐渐黑了下来，四周飘起了片片雪花。屋里面推杯换盏，歌舞生平，徐会计推说出去透口气，张达适时跟了出去。主任又一口气唱了七八首歌，什么《一剪梅》《三套车》，首首声嘶力竭，终于连说话嗓子也哑了。才突然发现，张达和徐会计已经出去半天没有回来了。主任心里很不高兴，问旁边的服务员：“你们老板呢？”“不知道，好象出去很长时间了。”小服务员回答了一句十足的废话。主任站了起来，准备出门去看看。门被推开了。借着歌厅里幽暗的灯光看得出进来的那个人是张达，黑暗的环境下只能看到他两只眼白发出的光亮，有些阴森。他进来挨着主任坐下，嘴角上翘，笑的十分诡异。主任脸色铁青，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张达趴在主任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主任的表情僵硬，十分复杂。（十四）在家人看来，我今天有些茶话不思，精神不集中。其实，我还是在翻来复去回忆昨天的事情。小静家没有电话，她饭店的电话我又不方便打，现在唯一能解开昨天迷团的方法就是问问关老师。我现在倒是很期待公墓能够呼我，可是这种希望微乎其微。还有半个多月就过年了，哪有人愿意选在这个时候下葬呢？很多骨灰盒都会先寄存到殡葬管理所，等到春天再来立碑下葬，那时才是我们的旺季。说来也巧了。今天中午公墓急呼。有一家人---据说是税务局长的亲属非要明天上午下葬，主任亲自呼我和岱哥上山。我和岱哥都赶到山上已经是一点半了。我一下车子，就匆匆地去空地那边张望。可惜，白天那边来过了不少人，还停过车，雪地上的印记乱七八糟，昨天梦里空地上的脚印早已不复存在。岱哥见我还不进去，不住地喊我，我摇摇头魂不守舍，跟了进去。下午的活儿很急。我必需要在半个小时内写完所有的碑文，岱哥要在两个小时内雕刻完毕，吹干石屑以后，我还要在半小时之内把碑文用油漆再描一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主任下山的时候搭上他的顺风车，否则就惨了，意味着我们要在这刮着北风的山上一直走路下山，或是干脆住在这里。这两条路无疑都不怎么样，所以我什么都不想了，开始用尺子在碑上打格，然后熟练地提起毛笔蘸满墨汁，用隶书一笔笔地写下：“显考×××显妣×××之墓”再用小字写上生卒年月。完事之后，我终于可以暂时地休息一下了。岱哥的锤子錾子上下翻飞，石花四溅。我赶快四处寻找关老师。屋里没有，我就跑到了门外。却见老王头儿从墓地上面下来。“咦，王师傅，今天不还是关老师的班吗？”“噢。他病了，主任临时叫我来替他。”老王头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有什么事情到他那儿永远是纸包不住火。“桃子你知道吗？昨天关老师好像碰到怪事了。”“什么怪事？”我心里一惊。“他也没仔细说，我来换班的时候他脸色非常难看，上午是孙所长开小轿车把他送下山的。”“那他说了些什么？”我焦急地追问。老王头看看四周没人，压低声音说：“好像是说看见了一双女人的脚印”。（十五）我心里一惊，昨天那一幕在我眼前闪过，那样的清晰。关老师拎着电瓶灯照的那圈脚印当中，确实是有一双女人的脚印。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我瞬间感到了刻骨铭心的一种恐怖。我看到的事情竟然验证了。难道那不是一个梦。不是梦是什么？用我自己的大脑怎么也算不明白这件事情了。难道，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鬼？没和老王头多说什么，否则他又要到处广播了。我一个人蹲在石狮子旁边，发起呆来。昨天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还是不是我。怎么连自己的思维和行为都组织不了？是真实是幻觉是记忆？究竟是什么？现在一切对我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搞明白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否则一个人失去了对真实的判断，岂不是比什么都可怕。我在那里愣了足足有二十分钟，脸被北风刮的通红自己还浑然不觉。大脑已经很难再承担计算的任务，出现了短路后的阵阵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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