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宾馆五号楼的大厅内，袁世民和林洋洋正在查阅从资料室调来的一本登记册，一个子较高的服务员站在旁边，一脸戚容。正如林巧巧遗书中所 说的，去年8月17日，确有一人登记住在208号总统套间，姓名为“王明”，字迹很撩草，身份证号码多了两位数，联系电话和地址没有，总台小姐的签名是一个草字“吕”。袁世民问服务员这是谁的签名，服务员说应该是吕清的，她已顶替林巧巧做了总统套间的专职服务员，今天轮休。在袁世民要求下，高个子服务员打电话呼了吕清，要她过来协助调查。林洋洋不高兴地说：“王明这个名字太普通了，肯定是随便想出来的；身份证号码多了两位数，且中间表明出生月份的数字是“23”，说明你们当时完全没有核对身份证。”袁世民说：“那个人肯定连假身份证都没有带一张，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那服务员很尴尬，忙说现在是不允许的，以前怎么样，她不太清楚，因为她没来多久。翻着翻着，林洋洋忽然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去年8月17日那天的登记资料里没有退房记录呢，这是否表明那天的房客一直没有退房。服务员说那是肯定的，但她不相信去年的押金到现在还没有退回去，仔细地查找了一番，也没有找到退房记录，不禁讶异那天的房客怎么这么大方，连三千块的押金也不要了。林洋洋稍稍欣慰地说，这进一步印证了她妹妹遗书里的内容——那个畜牲为了避免留下他的体貌特征，当然不敢来签单退钱，甚至连夜就跑了。“连一个身份证号码都不会填，三千块的押金也不要……”袁世民自言自语，转头对林洋洋说：“小林，凭直觉，你认为那晚有几个人住在这个房间，他们大概是什么职业？”“几个人？！”林洋洋惊问，“难道我妹妹还被轮……”她的脸色立即变得惨白，眼泪狂涌而出。她妹妹已经够惨了，她不敢把当时的情景想得更惨。袁世民自知失言，忙安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总统套间只有一张床，应该只有一个人住，小姐，是不是这样？”那服务员也不愿意认为那晚有几个男人住在里面，连声附和说是的。林洋洋擦干泪说：“不要紧，我没事……我认为，那个畜牲是一个商人的可能性大一些。住总统套间的人，一般要么是大款，要么是高官，而高官都比较谨慎，不会在身份证号码上闹笑话，只有那些暴发户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过，也有可能是暴发户填单付款，当官的住。”吕清匆匆赶来。她看到林洋洋这副悲伤的样子，不禁感染，极尽凄然，承诺愿意竭尽所能协助调查，但她很遗憾地说，当时的宾馆为了抢生意，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对顾客的身份登记要求很低，用假身份证登记或没有任何证件就可住宿的情况很普遍，因此这个“王明”在身份证号码中出现笑话难以在她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而没有退押金就走了的情况确实不多，但已过了这么久，她也无法记起那天的情形和这个房客的体貌特征了。林洋洋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低声谢了吕清，要她先回去休息，想起什么再告诉他们。袁世民问高个子服务员，他们可不可以到总统套间去看一看。服务员面有难色，说现在里面住了人，他们又是刑警，去了恐怕会引起客人的不安。袁世民坚持要去，服务员只好说必须请示她们的客房部经理。袁世民问是不是鲁伟，服务员说是的。正说着，楼梯上下来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正是鲁伟，老远就说：“袁队长，林警官，巧巧出事后，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找我，没想到你们今天才来。”林洋洋惊喜道：“鲁经理，这么说，你对这事有所了解？”“我一听说林巧巧是在总统套间被人强暴时染上性病的，立刻想起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林洋洋兴奋地提醒他：“巧巧说是去年的8月17日晚上。”鲁伟抓挠着头皮说：“8月17日……对，差不多，差不多。那一天晚上，大概是十点多吧，我去查岗，敲总统套间值班室的门，无人应答，问其他服务员，她们都说没有发现林巧巧出去。我打值班室的内线电话，没有人接，打她的手机，通了，也没有人接听。当时我感到有些纳闷，但林巧巧平时的表现都很好，从不随便外出，我就没仔细地想。”“到了凌晨一点多，我又查了一次岗，仍不见值班室里有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正当我感到非常疑惑时，忽然听到套间里有一点声响，好象是吸尘器的声音。我用内线电话打套间的电话，她果然在里面，声音有点怪，似乎哭过一样。林警官曾向我打过招呼，要我关照她妹妹，故我当时特意提醒她，要注意安全。她说没事，我也就放心了。”“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总台告诉我，套间的客人只放了一天的押金，还没有去退房，问可不可以将套间另外开出去，我说已过了中午12点，当然可以开出去，押金暂时为他保存着。再后来，那个客人一直没有来要押金，我们只好把这三千块钱算利润了，这样的情况不多，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那晚的印象。”林洋洋急问：“那晚的客人你还记得吗？”“有一点印象，但不知是不是那个**犯。”林洋洋惊喜地叫道：“真的？！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鲁伟皱着眉回忆说：“我模糊地记得那天在这里开房的那个男人……”他双眼看着天花板，努力地回忆，“那个人比较胖，个子不高不矮。看样子，应是一个包工头，有点土。总台小姐要看他的身份证，他说没有，总台小姐说不行，他就讲好话，说第二天带来了再填，并讲这年头谁还用这个，登记了也没有用，反正我多的是假身份证。那总台小姐……哦，对了，应是刚来没多久的吕清，格格地笑了起来。”“当时我就坐在这张沙发上，对他那句爽快的话‘我多的是假身份证’还记忆犹新，故也能模糊地记起他。不过，开总统套间的客人，尤其是做生意的，多半不是自己住，一般用来请客，那个包工头也可能是用来请客的，我记得他好象……好象开完房后并没有上楼，而是拿着房卡和单子到外面去了……不过他当时究竟上没上楼，去没去外面，我真拿不准了。”他使劲地抓挠着头，皱着眉，苦苦地回忆。袁世民说：“不要急，你慢慢地想。”鲁伟想了好一阵还是想不出来。林洋洋问：“你记不记得他是坐什么车来的？”她转移话题，试图让他在轻松中想起一些有用的东西。鲁伟翻着眼皮说：“车？我应该没有看到他坐什么车。”林洋洋迫切地问：“如果你再见到那个包工头，还能认出他吗？”鲁伟认真地思索后，摇摇头说：“恐怕不太可能。我只记得他比较胖，脸有点黑，要认出他来，可能性微乎其微。”林洋洋眼里的光彩慢慢消退，默默地颓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只沙发上。袁世民向鲁伟提出去看总统套间，鲁伟也婉拒了他的要求，但承诺只等里面的房客退房，立即通知他们。袁世民想反正那个房间已不具有现场的意义，也不勉强，递了一张名片给鲁伟，要他想起什么就打电话给他们。鲁伟说红山市最好的宾馆里出现了这样的事，他们上上下下都很气愤，愿意尽一切可能协助调查，早日抓到那个畜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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