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虽然已做了母亲，但其打扮仍然象一个清纯的学生，楚楚可怜，是个人见人爱的尤物。林洋洋问：“你认识刘黄光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三年吧。”周敏可能早已预料到警察总有一天会找她，有所准备，见到这两位陌生的警察，并不惊慌。袁世民问：“刘黄光是不是放了很多钱在你那里？”周敏眼里闪过一丝惊慌和诡异，随即老练地镇定下来，说：“曾经放了一些，但都被他拿走了。”林洋洋问：“他为什么要拿走？你舍得吗？”“他说他被黑社会的盯上了，抓住了把柄，如果不给钱，他不但保不住那身警服，还要坐牢。那时他对我很好，我也天真地想嫁给他，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总共多少钱？”“五万。当时我想，既然那个死了的犯人是黑猪放跑的，所有的钱应该由他来出，反正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刘黄光说我不懂，如果把犯人逼急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他不能接他们的钱。”袁世民问：“刘黄光知道是谁在敲诈他吗？”“具体是哪个人他可能到死都没有搞清楚，但他估计敲诈他的人不是犯人就是监狱干警，因为那个人一直不敢在电话里讲话，只敢发信息，说他曾是刘队长手下的犯人，抓住了刘黄光的把柄，张口就要三万。”林洋洋不解地问：“三万？你刚才不是说给了五万吗？”周敏说：“那个人开头只要三万，要他到红星广场交钱，当时刘黄光想给三万算了，但那个黑猪出了个点子，要他外面的弟兄准备了三万的假钞，可没想到刘黄光在广场等了一个上午，那人不但没有现身，而且还看出他提的是假钞。作为惩罚，又加了两万，要他三天后提着真钱到城南垃圾场等。刘黄光很害怕，不敢要黑猪的人再跟着他，单独提了三万的真钞去了垃圾场。但那人很鬼，仍然没有现身，最后又要刘黄光把钱打到一个农业银行的帐户上。他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办法，老老实实地汇了五万过去。”“自那以后，那人再也没来敲诈，但刘黄光得了那个’宝物’后，又说起那个人，说他也还讲义气，估计他肯定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最好不要问，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说那个‘宝物’是不是那个人给的，他说不能告诉我，要我别多问。我见他没有明确地否定，估计就是那个人给他的，而且有可能是邮寄或托人转交的，否则他不会常在吃饭睡觉时自言自语，猜测那个人是谁。”“请你把这个宝物的情况再说详细点。”“在他遇害前三天的一个上午吧，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得了一个’宝物’，既可以发财，八十万甚至一百万都没问题，但有很大的风险，也可以升官，没什么风险，问我应该选哪一种。我听了很害怕，认为应稳妥一点，选择后者为好。他说听我的，但三天之后，他却……”她的声音哽咽了，说明她对他还动了一点真情。“一百万？究竟是什么东西？”袁世民说：“可能是类似于能让刘黄光乖乖拿出五万的东西吧。”“应该是这样。我一直在想，肯定就是那种东西，而且里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刘黄光的上司，因为只有监狱里的领导才能提拔他，而他们又很有钱。”沉默片刻，袁世民忽然想起什么，问：“刘黄光死的那天晚上，和你在一起吗？”“没有，应该在他老婆那里。他很谨慎，从不和我上街，来的时候也是东拐西拐的。他和他老婆一起的时间比在我这里的时间多一些。”“据他老婆反映，那晚有一个人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刘黄光打了一个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饭也不吃了，匆匆忙忙赶到监狱去值班。你能猜测出那个人是谁吗？”周敏疑惑地说：“一个陌生的号码？我不知道啊！他这个人的城府很深，很多事情也不对我讲。”林洋洋说：“在同一个晚上，红山监狱另一个干警也接到那个陌生号码打的电话，听声音是一个女人。这就意味着，给刘黄光打电话的那个人应该也是一个女人。你估计他还有别的情人吗？”“不会吧，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同时在和三个女人来往啊！说实话，他也不是很行，对付我和他老婆都有些吃力，哪能对付三个呢！”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疑和愤怒之后，平静下来，似乎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你以前和刘黄光联系的手机号码还在用吗？”“早就没用了；听说他老婆一直在查我，我以前也很少打他的电话。”“可不可以给我们抄一下？”“可以。”她在抽屉里翻了一阵，找出一张小电话卡，看了一下，说：“就是这张，上面可能还有一百多块的话费，你们拿去吧，我也不想用了。”袁世民将这张卡装进自己的手机，拔林洋洋的手机，一下子通了，是“神州行”卡。“应该是刘黄光给你买的吧？他这人的确很谨慎。”“对。他说这种卡不需要登记，要我专门用来与他联系。”“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不知道那个’宝物’的秘密，没有人会对你下手，你不用害怕；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请直接打电话给我。”袁世民把他的名片递过去。一直在旁边的老鼠仔看了看名片，有些惊喜地说：“你就是刑警支队的袁支队长？久仰久仰！有你们的保护，我们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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