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初期,共和国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在新疆、青海等西部省区建立了一大批监狱,用来关押那些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这样的情形要延续到70年代。青海省塘火监狱(代名,不方便写出真实的监狱名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典型的高原气候。即使是现在,你如果乘火车去哪个地方,你依旧能感觉到那里的荒凉与憋闷,连火车速度都是越向西越慢,从快车变成蚂蚁爬似的慢车。更何况是在60年代。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文革中著名的“破四旧”运动正式开始,这场运动,破坏掉的古旧文物数以亿计。高迎春是上海嘉定人,某小学到老师,因不同意和“进步学生”一起去砸镇南大街上的孔庙,而被定性为政治犯,于1967年8月送到青海塘火监狱。身处内地的人永远想像不出塘火监狱环境的恶劣,放眼尽是戈壁,干旱缺水,仅在塘火农场的腹地,有个篮球场大小的海子,支撑着这不到100O亩地的绿洲。1000亩地,想像起来会很大,可是放到茫茫的高原戈壁中,完全是芝麻相对于西瓜的区别。“政治犯”多半是文弱书生,而且像高迎春这样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很少,大部分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这些人的体质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的气候。因高原反应发烧肺水肿死去的犯人,多到另人麻木。塘火监狱和内地监狱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常见的监狱一般都是高墙大院,高墙上还有岗楼,拉着铁丝网。可是塘火监狱不同,没有高墙,甚至连牢房都是敞开式的,如果不是服饰统一的话,你走进塘火农场,简直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寻常的村寨。在塘火农村,狱警的职责好像和守卫不再相干,反倒像村干部,每天也就是走家串户拉拉家常,早上吹吹哨子叫人上工。仅有的一座监狱塔楼,驾着机枪,形同虚设,几乎没有狱警爬到那个上面去。因为,在这里,没有犯人动越狱的念头。要走你随时可以偷偷走掉,可是没有足够的装备和团队,你根本走不出这片戈壁。而且,比戈壁更可怕的是,在犯人中流传的关于戈壁狼的故事。据说,最大的戈壁狼王个头比豹子还大,碰上戈壁狼,尸骨无存!高迎春到塘火农场两个月,天天都在琢磨逃跑的事情,他这个人一根筋,犟脾气,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外面的大环境怎么样怎么样他不管。所以他认定自己无罪,认定自己不该待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更何况,他家里有母亲有媳妇,媳妇还怀胎十月中,他是家里的主心骨,这一走怎么得了。所以,他想逃狱,想回上海接上母亲和媳妇,偷渡去投奔堂叔。他的堂叔在香港。和高迎春住在同一个监房内的是一个叫宋德奇的中年人,四十多岁,脸上三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从右脸颊一直到左耳上方,这伤疤扯得整个鼻梁歪曲,肉红色的疤痕呈现出沟状,足见当初伤痕之深。这个鬼魅一样的男人竟然是个考古学博士,50年代的时候曾经一个人独闯罗布泊,去过楼兰古城。高迎春有一次忍不住问他伤疤的来历,他只是苦笑,指指高迎春藏在枕头里的包裹,说:“如果你坚持这个,你也会有的。”高迎春的包裹里全部都是碎碎的黑面馒头,塘火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由于地处高寒地带,小麦品种不佳,这种小麦磨出来的面粉质量较差,用这种面粉蒸出来的馒头颜色发黑。高原地带运输不便,因此,不管是犯人,还是农场的职工和管教干部都是以这种黑面馒头为主食,大家戏称其为“巧克力馒头”。高迎春因为一心逃狱,所以吃每顿饭都省下小半个馒头,悄悄地藏起来,最为逃狱后的干粮。高迎春揣摩了一下宋德奇的话,心想,难得这个宋德奇也逃过狱?这脸上的疤痕是在逃狱过程里遇上的?什么东西会在宋德奇脸上留下这么恐怖的疤痕呢?高迎春一下子想到了戈壁狼王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