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汉江平原这个粮食产地被轻松拿下,此时北方的元军已经忙着扑火。这对共和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战略时期,湖北的战果让共合军认识到,现在是共和建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单线作战。没有北线的支持南边的元军是如此的疲弱。“我们现在南下有什么困难?”湖北战役结束后程攀用手指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这个范围画了一个圈。各大军事主官对着地图研究这计算着后勤路线和消耗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最后这些军官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这些军官提出的方案是对长沙和南昌这两个大城市攻击占领从而辐射到两省北部。实现这两个作战方案的关键就是和长江相连的鄱阳湖和洞庭湖。后勤船队可以通过这两个湖的水路对部队进行补给。整个作战将动用10万到16万左右的计划,当然打下这两个城池容易。作为两个省最大的反动力量打着元朝旗号的军队窝在几个据点中,只要大炮一响就可以对其消灭。但是共和还要面对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湖南宗族势力十分强大。打下湖南后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组建基层力量。共和上下已经做好在湖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准备了。人民战争发动起来困难,因为被地主们压迫了上千年的农户往往认识不到自己在被剥削。在打到地主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地方上的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最先相应的,地主中肯定有勤劳致富的人,无产者中也肯定有各种恶习缠身败光家业的人。程攀制定的土地上限为三十亩的规则绝不是单单的暴力分田政策而是将土地先农场化,然后再小型公社化。其中要将其中的懒惰的出格的人在劳动中显现出来。这样会减少政府贷款给农民产生的私账呆账,也就是说共和不准备投资这些懒汉。而这些懒汉在共和解放一个地方初期,共合军在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一段时间如果不注意的话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破坏,打着投诚共合军的旗号抢劫是这些痞子们的拿手好戏,所以在发动人*动的时候注意制定运动的规则是最困难的,如果不能控制人*动,那就是如同wg一样的灾难。共和之所以现在没敢迈开大步实行全面解放战争,就是要确保人*动的可控性。一味地依靠无产阶级,程攀不敢,程攀只能通过农场政策将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中的劳动阶层从中筛选出来。所以在剿灭湖南的元军很容易,但是要从制度和军事上彻底消灭湖南绅缙们的经济基础和他们组建的民团,这需要一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用力量碾过去。相对后世新中国建立的那些伟人,程攀自认为气魄不如他们,也不不知道自己制定的慢慢的一步步统一是否比快速统一好,但是现在共和的外部环境要原时空好的多,原时空里中国被列强环绕,只有快速统一才能有力量抗击外部干预。所以不顾及一切困难和各种不到位的工作,对基层人民不加鉴别的发动广大民众人民群众,推翻把持地方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和阻碍工业化的买办阶级是当务之急。时间拖得越久,外国势力对这些腐朽集团扶持的力度越大,整个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至于现在全世界只有共和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奠基。外部来此工业国的威胁根本没有,,所以就不急着迅速统一,要尽量认真细致的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席卷全国似得。那样快则快以,但是很多不该死掉的人都死了,给法国带来大量损失。现在共和的经济也对快速统一没有要求,现在是殖民政策和土改一起来。大量的海外领地让共和没有急着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是将旧的土地政策中最不公平的部分打掉。如果当地地主在个人有能力耕种的能力下将土地不抛荒的将土地产权分配给家族没一个成员,这样共和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有的家族名义上土地产权分配了,暗地里还是实行家法家规,妄图用族长的余威来控制已经被分配土地的成员。经典案例就是淮南的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在族长的带领下阻止一个过去族内的成员与外姓的结为公社,一天到晚的上他家骚扰,最后这个家庭直接把官司打倒了当地乡镇府,乡政府当然不会受理案件,于是当地法院接手。共和的法律当然不会法不责众,宣判这个家族参与威逼的所有人每人赔偿这个被骚扰的家庭一百公斤粮食币。这个家族不服从法律判决,聚众冲击法院这样性质就严重了。军队出动,检察院起诉,这些人全部以扰乱执法罪被判决,劳改3年发配吕宋,这个案件被共和报纸当成经典案例宣传。原先地方上还想携众威逼政府的势力立刻老实起来。同时那些分配到土地的宗族成员,看到了共和在这个事情上果决,于是在原先宗族高层面前直起了腰杆。宗族的约束力变得越来越弱,往往就看在血缘上和往日见面的情分联系着。这个政策在外省看来就是没有道德,官府怂恿家族内部分家产的恶政。但是当湖北和湘赣北部被强大的共合军和地方民兵堵在家门口时只好实行这个政策。当然不是实行这个分田给族内人的招式就完了,不把几个坏透了的地主批斗一下怎么能提高人民革命的热情,往日这些作威作福的人在地方上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不彻底处理是不公平的。所以共和在新占领区设置了几个新罪行,放高利贷罪,开妓院罪,倒卖人口罪。凡是作恶的人在人民的眼中都是无处遁形,当然也有隐藏深的伪君子,不过顺藤摸瓜在审讯坏人的过程中这些人大多都被逮住了,当然漏网是肯定的,程攀给下面工作组的要求是令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尽管有遗漏但是旧有的规则完全被新规则取代。改革不看杀多少人,也不看改革者是否被杀,政策完全施行才是改革是否成功的表现。那些被错放的人在共和治下大部分老老实实的呆了一辈子。少部分逃走的,但是外面战乱不断,又逃回来从外来移民的起点开始做起。至于和其他势力勾勾搭搭玩潜伏?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那么高级。长沙和南昌在共合军的爆破中迅速完蛋。在几场战争中几个抵抗意志最强城市都是在炮火洗礼城头后,就有意投降了。因为想抵抗的守城官往往第一时间站在城头上,被爆破弹打死打伤。然后城头上正在彷徨,爆破筒在城墙中炸了,作为心理中的依赖消失了,随着共合军夜间作战,下迅速崩溃。长沙就是这样的城市。至于其他包括南昌的城市往往是炮声一响不是城门打开投降就是城头上挂着歪歪扭扭的镰刀铁锤旗帜举义,更有甚者先锋骑兵一到城门就大开。让共和军上下一致感叹,几十年的安逸生活让这些其在马背上的狼性种族,体型像猪靠近,胆子换成了老鼠的胆。让元朝放心的蒙古人守城军在战斗中展现出猪一样的能力。此时程攀意料中民团出场了。湖南的绅缙们被北边同行的惨状给吓到了,这些同行们最低都是丧失富贵,还有大量被泥腿子作践。当然有一点让他们稍微安心,无论地主们被批斗成啥样。这些家族的女眷和孩子都被良好的对待。这些湘南这些民团势力首脑聚在一起商议,一位身着深色青衫的人说道:“各位共和北来,强行推行他们道,绝我儒家的根,所以我在这要推举一个盟主。”这帮人为这个盟主吵了起来但是最为强大的势力有几股,谁都不服谁。这帮人吵了一会决定定制一个松散联盟,各部有一定的自主权。盟主的命令一定程度可以被违背。这种松散联盟以一个姓解的民团首领为盟主。然后这些人有开始讨论旗号的问题,一派认为打着讨贼军的旗号比较好,帮助元朝讨贼。但是另一派认为元朝气数已尽。而且得不到元朝的实质性帮助。最后还是保元派获得了上风。这样他们一旦被共和剿灭还可以向南边元朝的控制区域逃跑。接着就是如何定义共合军,一方认为对面是贼寇邪道,认为应该在檄文中将共和往邪恶里宣传。但是更多的人害怕共和的报复,觉得直接称为道统之争比较好,双方各自为各自的道而战,哪怕以后失败了也能以此来保命。这些人大多是在乡间名声不错的乡绅,他们想彻底得罪共和,希望共和不要破坏不追究家眷的底线。于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妥协与矛盾的联盟出现,这个联盟首先声称站在元朝一边,但是承认现在共和正在与元朝进行夺鼎之战,自己这一方和共和是道统之战,没有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南边出现的一个小联盟,共和暂时没有时间解决他们。共和正忙着对新占领地的建设。经过此次战争共和的大陆领土再次扩大到四倍,超越了后世法国的面积。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而共和的本土控制区以及拥有一千两百万人口。基层人员远远不够,现在正在加紧培训当地的基层工作者。南边的小联盟在共和许久没动后胆子大了,出兵劫掠共和的一个农庄杀死两十名基层工作者,其中还有2名女性遭到虐杀。虽然这只是一个共和控制区最外围的一个农庄,但是这令程攀十分自责。摊子铺的太大,第一次出现安全问题。报复必须报复。就在农庄被突袭后的第三天,湘北的一万五千名共和军集结了,共和甩开束缚在湘南发动了进攻,十天之内上百个地主庄园被攻破,然后是组建起十万农民军队,这些军队仅仅配给长枪,就地训练占领地方,所有被攻破的地主大院中的男丁全部被集中关押劳改,没有进行鉴别和审判。当然其中罪恶的暂时没死,不过一旦稳定下来还是会审判,至于所有被攻破的地主的土地一律没收,他们是没有机会将这些土地分给他们的亲戚了。而组织的农民军队中发生了大量**抢劫等恶性时间,一连杀死四百人才让整个新加入的农民军知道什么是军纪。这次继续向南的问题多,但是收获也大,现在整个湖南四分之三的土地已经被共和掌握至于,当初突袭共和农庄的那群人被南部那个联盟一顿酒灌醉,绑着送给共合军。这些人自知必死无疑,骂骂咧咧的对罪行供认不讳,要求共和给个痛快。同时扬言做鬼都不会放过湘南绅缙联盟的那群人。既然已经将挑衅的人消灭。共和也停住了继续向前,因为这次急于扩张暴露的问题太多,造成的破坏也太多。虽然共合军极力控制,但是一万五千人的力量实在管不过来。共合军对占领区一度部分失控的心有余悸。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让一个当地流氓集团混进了民军组织,这个流氓头子仗着手里有枪了,开始带着五百人对一个村庄实行打劫,和另一只保护村庄民兵发生了混战。后来共和一个团的正规军赶到。分开双方,之后了解情况后准备对这只害虫民兵队实施军法,但是这只民兵队开始流窜起来,打着共合军的旗号骗开了三个村庄的防御实施恶*。最后他们还想逃入山中自立为王,但是被一个骑兵团截住,并消灭。发生了这件事让共和无论如何都不愿继续扩张了,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又缺失了绅缙的管理那么共合军就和流寇一个级别了。先稳定住新占领区。然后一步步改革,公审。将民众对共和的监督权还给他们。这次扩张完成后共和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修养生息的时期。而共合军则进入了一个防御阶段。共和现在的情况就是吃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