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县城的一个社区召开扶贫对象座谈会。那社区的地点是一个旧楼屋,党校的同学早就到了,一听到张建中他们的车,就从楼屋里走出来,跟在他身边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张建中想,这社区的主任真够年青的。经同学介绍,他才知道,那年青人是社区的民政干事。那年青人很腼腆,红着脸说:“主任他们都出去了。”同学也说:“刚好发生了点急事,主任带着社区的干部赶着去处理了。”张建中还想,这事一定很急,且也严重,否则,不会就剩一个民政干事应付他们的事。虽然,张建中算不上官,但社区这个庙更小,就是王主任到社区来也属大驾光临。旧楼屋的光线很暗,大白天还亮着灯。干事把张建中他们引进一个类似会议室的房间,就见好几个人已经坐在里面了。先是感觉房间很小,会议桌很大,大很四周只剩走路的空间了,再就见那几个参加座谈会的扶贫对象穿得很破烂,衣服补丁打补丁,一个比一个干瘦如柴。干事介绍他们时,张建中心里有一种不想跟他们握手的拒绝感。坐下来时,张建中听见助理悄声问干事:“怎么是这几个人?”言下之意好像原来安排的不是这几个人。干事也悄声说:“社区主任说,扶贫对象就是要有一副贫穷相。”同学便笑着对张建中说:“扶贫对象嘛!太滋润,观众也不相信。”张建中不客气地说:“至少,也不要那么吓人吧?”干事说:“领导定的,我也作不了主。”张建中对同学说:“你是不是和主任沟通一下?”同学便问干事,知不知道主任上哪去了?在什么地方可以跟他联系上?干事说,他去处理一例超生户,可能要派出所吧!这边小声议论着,记者们见社区主任不在,也议论起来。有人说:“哪有这么不配合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单位?一个小社区,也摆这么大的架子。”有人说:“没时间就算了,又不是就这一个典型,还担心找不到采访对象?”有人附和:“就是,就是。”王主任仿佛不想搞得太僵,即使这是一个小社区,也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怎么好说换就换呢?他对大家说:“主任的确是有其他事,计生工作也很重要。大家配合一下,我们抓紧一点,缩短采访时间。”张建中也说:“先和扶贫对象谈谈吧!”不谈还好,一谈,那几个扶贫对象却答非所问。张建中问:“你们接受政府的扶贫有多长时间了?”他们连连摇头,说:“还没有,说是说了一段时间了,才没见政府兑现。”王主任以为他们没听明白,问得更具体:“社区是不是总给你们送些米啊油的?”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说:“我没有,不知他们有没有?”其他人又摇头。张建中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电台记者问:“你们参加这次座谈会,想说些什么呢?”报社记者怂恿道:“你们大胆说,有什么说什么。”上午,在城区书记办公室,他们显得懒洋洋,这会儿,却非常专注,把一直合着的采访笔记也打开了。摄影记者也没等把三角架架好,就把设备扛在肩上,女主持总嫌干电池重,这会儿,也挎在肩上跟在摄影记者身边。女主持问:“能说说你们参加这种座谈会的目的吗?”她是拿着麦克风说的,说完,就把麦克风往坐在对方桌的几个扶贫对象前送。他们更没见过那玩意,便互相推让?报社记者说:“你们放心,我们会如实报道的。”就有一个大胆的人接过麦克风,由于太用劲,差点把线扯断了,忙就趴在会议桌上,弯腰前倾,说:“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只是说得好听,更要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扶贫的好处。”摄影记者觉得他的姿势太难看,就绕过去,与他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说:“你直起腰,别让人觉得你说这话没底气。”那人就直起了腰,很抖擞地说:“我们知道,你们是来采访扶贫的,我们就是需要扶贫的对象,社区做了调查,早就把我划入扶贫册了,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一点点扶贫物质。”“确是,他说的是真话。”其他几个人胆子也大了,嚷嚷起来,有人干脆站起来,往摄影镜头前凑。张建中小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我还来看过,安排得好好的啊!”王主任他对干事说,“昨天不是这么安排的啊!“干事说:“我也不清楚。主任离开的时候特别交代,要他们说实话说真话。”王主任说:“这就是真话实话?”干事说:“应该是吧!”很显然,社区的主任没有按照原来的安排行事,他更希望呈现给记者的是扶贫工作存在的不足。张建中很严肃地问那干事:“你们主任真是有事离开吗?虽然,计生工作很重要,但不是一定就他去办吧?”干事说:“计生是一票否定。”张建中站起来说:“大家先停一停,我们等社区主任回来再进行采访。”电台记者说:“这才是我们需要听的真话。”报社记者说:“我们更需要这种发自群众的声音。”摄影记者肩上扛着摄影机又启动了那盏红灯。张建中心里想,你们拿人家信封的时候,手怎么不软呢?你们得了城区的好处,又要报道不利于城区的新闻,良心上过得去吗?他话中有话地说:“我们对不起城区党委政府啊!”王主任附和道:“我们还是听张总指挥的吧!”记者们愣了一下,电台记者先表态,说,我们还是听从指挥吧!报社记者翻了翻采访笔记,收了笔说,也好!电视台的记者和女主持却凑在一起咬耳朵。张建中很清楚,他们未必听自己的,或许,觉得采访的内容足够见报出街了,便玩假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