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四十岁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为什么不坚持对的而去盲从错的?我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呢?我周围的很多人对我的这一点都提出了看法,说我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说什么,是什么。错的就应该改,对的就应该坚持,这是常理,小孩都懂。在过了很长的一段不开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盼来了一线曙光——华书记要调走了。这对我,是个大喜讯!如果我说华书记走,我不愿意,那肯定是假的。他不爱看我,当然也不能使我爱看他。在欢送会上,别人给他敬酒、劝酒,说着送别的话。我坐在那里想:他可走了!他总算走了!等到他们给华书记敬酒敬得差不多了,我不去敬,也不好看,我也想与他冰释前嫌。我之所以想与他解开矛盾,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的妹妹伊水在他去的那个单位上班,是团委干事,正归他管,我不想让他对我的怨恨带给我的妹妹。我鼓了鼓勇气,虽然我还是怕他在机关人员全在的场合给我难堪,但我必须走向他,向他说明我要表达的话。“华书记,你要走了,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如果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做错的地方,请你多多海涵!”华书记从机关人员向他敬酒开始,就是点头喝酒(实际上是水)。我说了上述的话后,他也像先前,点头,喝“酒”。没等我撤下来,下一波的人又上来劝酒了。华书记到了那个单位,竟与伊水特别投缘,对她特别的好,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伊水有一定的文采,在单位的演讲中,获得过一等奖,而且,据他们单位的人说,她是他们单位里最有气质、最漂亮的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因素使华书记对妹妹特别的好,只要他对妹妹不像对我那样就行。妹妹已经二十五岁了,团委干事也干不长,她在我们那儿又是大龄青年。她的心气很高,不想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地方,想往外走,想去北京,但是家里又没有钱,她就想了办法。她先向华书记说她想出去学习。华书记说:“你学理发吧,单位里也需要这样一个人。”她说:“我没有钱,单位能不能给我出钱?”华书记说:“动钱的事,我得和厂长说说。要等,等到厂长高兴时再说。华书记真把这事给办成了,厂长答应给借了五千块钱。这些钱,伊水并没有全拿走,而是帮家里还了很大一笔债,她只拿了一小部分去了北京。她并没有学理发,而是自己找了个外语学院,学外语去了。她一走,就抱定不回来了。单位的领导到我们家里催了几次,要这笔钱。伊水要妈妈一定要还上这笔钱,我们家的条件当时也确实还不上。后来单位的领导急眼了,华书记从中帮了忙,结果妹妹却一去不回了,钱钱见不着,人人见不着。有人给定案了,说妹妹是诈骗,骗取了领导的信任,骗了单位的钱。单位里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家,很壮观,有头头,也财务人员,把妹妹,把爸爸,把我妈,痛贬了一顿,说我们家里人是骗子。妈妈东借西借,把那五千块钱终于给还上了。妈妈给伊水打电话说:“书,你先念着。只要你想念,我就供你!我卖血去,也得供你!”伊水想:我能让妈妈卖血去供我念书吗?得了,这书我也别念了。伊水念了一个月就退了下来。我和伊水常谈起这件事,她说觉得特对不起华书记和厂长,因为他们确实是想帮她,但是她确实不想回到家里那个小地方了。家里那么困难,她实在是没路子,才想的向单位借钱。伊水从家里出来,在我们当地是一条新闻,说啥难听的都有,比如,什么一个女孩家呀,上外边能干啥好事?等等。在家里,连她最好的朋友也在传着那样的谣言。伊水说:“在外面就得扛!扛住了,就挺过来的;扛不住,就完了。”她扛住了,在家里面的人看来,也算成功了,她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买了房,也有了一个书店。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情况还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我和伊水等于都做了对不住华书记的事,这次碰到了他,他像忘记了以前的事,问我:“伊依,你上不上我们贮木场?”顾主席的话得到了证实。我说:“顾主席刚给我安排了工作,我不好再动。”“材料处的领导对你怎么样?”“挺好的。”“如果不好,你就来我们单位!”“挺好的。”不记仇,不记怨,人和人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