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七

伊江给我提供了车，又给我提供了书，妈妈说她帮着我卖书。我的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腿脚也不太利落，但她跟我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能搬书，能当小伙子使！累活你别干了，全交给我，我干！你光卖书就行。”春节了，也找不着人帮忙，只有让妈妈帮我了。看着妈妈帮我搬着一箱一箱的书，我真想哭出来，她那么大的年纪，我没有使她安度晚年，却让她跟我遭这样的罪，我咋这么不孝？妈妈帮我搬完了书，还故意地伸伸腿，摇摇胳膊，“你看，一点儿都没事儿！我的身体好着呢！”没有妈妈的支持，我也干不下来。妈妈、孩子和我，这三个人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在庙会上，我也用了伊江的那个办法，低价销售，仍以“五元两本”的书招揽顾客，其它的书卖的也比较便宜，每天的利润还不错。我的那个小摊，书都摆满了，只留出一角，够我一个人坐的。妈妈不会卖书，我就让她逛逛庙会，她也不逛，她坐在台阶上，瞅着行人，也瞅着我的这个摊。我在里面，妈妈在外面，我们这么看着，也没看住，有两套的书（八开，共二十本）被一个年轻人趁乱中拿跑了。等我发现，让妈妈去追。哪还追得上啊，早就不见了！妈妈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我说：“妈，你别追了，追不上他，他跑的肯定比你快！丢就丢了吧。”偷书的人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来捣乱的。再去追他，那么多的人还等着买书呢，又怕影响了买卖，因此他们得手的机会就多。我还碰到了一个来倒钱的。他也是在我最忙的时候来的，挑了这套书，又挑那套书，最后定下来了，要一套四十元的书，八开八本。他把一百元钱给了我，我正要给他找钱时，他说：“我好象有零钱，零的够。”他从我的手里把那张一百元的拿回去了。只见他左翻右翻的。这时，又有人不断地问我书的价格，还有买书的。那个人翻了半天，也没凑够零钱，最后他说：“不够。还是你找给我吧。”我从我的钱里又给了他六十块钱。他拎着书走了，等我明白上当了，也见不着他了。他没花一分钱，就从我这里得到了一套书，又倒走了六十块钱。过了一天，这个人上又我这儿，还想故伎重演，被我识破，我说：“你赶紧给我走！别让我见着你！”一年以后，我在另一个展销会上，看到了这个人，他没有上我这儿，眼睛这瞅瞅，那看看，像是在踩点。这种骗子，如果当场不抓住他们，事后就很难取证。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一次次地行骗，一次次地得手。我的两位亲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人骗过。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顾客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在他走后，我才看出，他给我的一百元钱是假的。我开车时，又被警察逮着了，罚了二百块钱。这个月可挺全乎，这几样事都让我碰上了！人要是倒霉吧，没个治！妈妈心疼钱，老叨咕那二百块钱。我劝着妈妈：“咱这常年都在违章，警察也没逮咱几回，够意思了，罚二百就罚二百呗，别老是想它。”妈妈看我想得开，也变得好起来了。原先的庙会有很多小吃，今年却没有，为了防火。我和妈妈吃饭就成了问题，小商店关门了，小吃部也关门了，只有一些推着车子的流动的烤地瓜及卖大饼的，我和妈妈就对付着吃。庙会的晚上没有人给看摊，那些书，我们又不能天天往回拉，又怕书丢，妈妈就决定陪着我在那住。如果卖的好，缺的书多，晚上封好了摊，我还得回家拉一趟书。我让淘气儿先在家把饭做好，我去库房装好了书，回家再吃一顿，喝点热乎的，再给妈妈带回来。淘气儿做菜，是我和妈妈现打电话教的。他还真行，给做出来了。但是也有做得不好的，蒸鸡蛋糕成了鸡蛋水，米饭放水少了，煮得生硬。做的不好的，他的态度却很好，说自己整砸了，问我原因。他的悟性极好，一点就会。淘气儿还有项任务，就是看家，看好我每天带回去的钱。整钱全放在他那，他也很把这个当作一项任务完成。他怕钱被人抢去，一再问我，有强盗进来怎么办？由于我平时工作很忙，我常常是早晨上班，孩子还没醒，等我晚上回来了，他已经睡了。经常是连着好几天，他也见不着我。我没有时间照顾他，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这次，他肩负着做饭、看家、看钱的任务，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他姥姥的态度都很明确：保命要紧，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他的一条命！我们总希望他能平安。我还给妈妈带去了一暖瓶开水，想让她喝些热水，暖暖身子。可这个暖瓶在庙会上又丢了。晚上，我把车停在了摊位的旁边，我和妈妈铺了两层被子，盖了两层被子，我们穿着衣服在车里睡。半夜里，如果被子里透进了风，就会把我们冻精神了。妈妈和我天天在那住，邻居的几个摊位对我们很信任，他们的货也存放在我们的摊位上，让给看着。大家挣钱也都不容易，我和妈妈就都答应下来了。庙会结束时，他们也赠送给我们礼物作为感谢，有的给野菜，有的给套娃等，他们卖啥，就给我们啥。伊江他们回来时，他包下来的那些书快让我给卖光了。我与他们结完了帐，除了本钱和各种花销，剩下了四千多块钱。我给妈妈钱，她说啥也不要，就由她自己挑选了一件她喜欢的人造毛的大衣，算作送给她的。渗透到生活细节中的母爱，让你不得不说其伟大。有一件事得说说。大年初一，我和妈妈准备去库房装书。我们的库房坐落在五环的边上，是那种乍一看，随时可以拆迁的小平房，东西走向，院里共有五栋这类房子，住了二十几家，有几间打通的房子做了锯房。租房子的人共有两类，一类是做木材加工生意的安徽派，一类是从事图书经营的东北帮。安徽派的人，工作、生活都在这里；东北帮呢，只存图书不住人，两大帮派很少往来，互不干涉。平时，这院子里，男人做工，女人做饭，打打毛衣，干些拉杂的活儿；孩子们拿着附首可拾的板条子，打打杀杀。赚得钱了的安徽人，便把“松花江”小面换成了“昌河”。“昌河”挤得愁坏了房东老刘，老刘想把院子里的线路改成单行线。按照他说的，我们不倒着出来，就无路可走，连最基本的单行线的循环条件都没形成。而今呢？院子里空空的，没有一辆车，孩子们的吵闹声不见了，锯房的电锯声不见了，到处是冷清、萧条和破败，与外面的祥和、喜庆、红红火火的年成了个对比。挣钱不挣钱，都得回家过个年——安徽人开着私家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