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

第二十九章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自三月份初开始，大清皇帝听政的地方又仿照康熙年间的旧制改到了乾清门，同治皇帝先搬居住地点，再搬办公地点，所有人都在猜测接下来该换什么了，但是一连半个月朝廷方面都没什么动静。众人的警惕心才刚刚放下，一份“罪己诏”却在紫禁城内横空出世，中央的内阁，军机处，各部各院各衙门自主学习最高指示，地方上的则是各省各府各县层层向下贯彻，甚至是田间地头的都要各地方官员指定专人诵读之，务必要把皇帝的忏悔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边边角角。“罪己诏”由皇上亲自列提纲，军机处略作补充，然后交给翰林院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们加以改进润色。同治朝不比前面几代衣食无忧，物质充裕，这里赔一点，那里送一点，国库里基本上没什么闲钱，能集资弄个康熙词典，四库全书什么的给读书人修着玩儿玩儿，找点事业追求，添点儿生活乐趣，而翰林们本身就是多愁善感的文化人，哪受得了饱食终日却碌碌无为眼见是垂垂老矣更难有作为的精神折磨，这回上头好不容易给派了个差事，一时间想来老龄化严重，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半百以上的翰林院竟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人人都更相庆贺，跃跃欲试，势要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好好表现一把，但同治皇帝却一点也不给这些当世的文豪才子们一展风采的机会，特地下达圣谕，明确指出此诏书严禁堆砌辞藻，故弄玄虚，罗列典故，更不能有推诿狡辩之词，简而言之就是要比刘玄德的眼泪看着还诚恳，要比白居易的《卖炭翁》还听着通俗易懂，要知道这从繁入简难，翰林院里的“玉堂仙”们阳春白雪惯了一下子要他们搞通俗文学，任谁也一下子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偏偏皇帝这回还审查得特别严格，一点儿不满意就发回去重新再写，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十来天，眼见着翰林们的骄傲基本上被一遍遍的返工打击殆尽，皇帝才算是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接收。于是乎这篇包含着翰林院心血的“罪己诏”一经传达立刻起到了比几十年前流行的《石头记》更加显著的催泪效果，还没渗透到基层就已经把试阅之的各级官员给感动得涕泪横流，立刻燃起肝脑涂地，报效朝廷的满腔热血，一改文质彬彬的文人雅士做派，二话不说就撸起袖子，全力以赴着手进行宣传，老百姓们更是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也有接圣旨的机会，加以受到知县老爷的激动情绪和天子的“罪己诏”之言辞所构成的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更是对皇帝感恩戴德犹如亲生父母，其所传读之处是农者耕而忘食，妇人织而废寝，各地乡绅自发组织修缮水利工程，能者出其智，贫者出其力，富者出其财皆欲以丰年以酬陛下之圣眷。同治这边也并没闲着，趁热打铁，“罪己诏”的余温未散，皇帝后脚已经开始打他年号的主意，和他的智囊团思来想去一致觉得毕竟是慈禧太后钦定的“意义深远”之年号，现在堂而皇之将其替换，恐打草惊蛇，徒增圣母皇太后猜忌，换是换不得，不过可以在定义方面做一点微调，现在西方国家不是都在讲什么天赋人权，讲什么自主自由吗？我泱泱中华亦有以民为本之传统，所有这“同治”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与众臣同治天下，而应该是与民同治天下。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是年轻的皇帝在向天下臣民通报着这样的信息——朕要洗心革面，匡扶正统。按照大清国的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而言，要说对皇帝的态度转变感觉最明显的第一位当属皇城里的太监，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位于隆宗门的办理军机处。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是大清国最高行政机关，虽然在咸丰过世之后一度出现过要让位于后起之秀——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态势，但随着恭亲王奕的失势，这态势最终没成事实，直到此时即同治十三年，军机处这个众政府部门中“一哥”的形象始终未有要减半分光辉的意思。当然军机处相对于大清朝的国家机器而言还算是个很年轻的官署，其设立于雍正年间，在此之前，国家的最高职能部门一是皇帝，第二位名义上虽然是具有满族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但通常能把皇位坐稳的都明白自家兄弟在特定环境下或许用得着，但是绝对信不着，所以大清集团实质上的“二当家”则是沿袭明制的“内阁”，双方合作百来年，虽然时不时有点小摩擦但总体来说也是比较愉快，其二者一起引导的大清帝国也是蒸蒸日上，满汉和睦，四海安泰，万国臣服，俨然是一个无冕的世界之王，谁也看不出“内阁”的稳固地位会有被其它机关取代的一天，更确切一点说，应该是在“内阁制”已经延续了四百余年的清朝中期的社会整体观念中，“朝廷中的最有发言权的机构是内阁，”和“国家必然要有一个君主”一样成为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更何况，内阁所展示的形象比皇帝还坚固，且不论内阁里面那些铁骨铮铮，口若悬河，以进言被贬为荣，以劝谏被斩为无憾的士大夫们常常让君主哑口无言，备受掣肘，前朝把嘉靖折磨得神神叨叨，成天就指望着得道升天脱离苦海，万历更是心灰意冷就知道鼓弄他那几个木板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逃避现实，掰指头算算，这内阁制实行了四百来年，别说龙椅上的“朱颜”变了十好几张，就是皇姓也已经换了一茬儿，唯有这内阁毅然不倒，当真可谓是“流水的天子，铁打的内阁。”下层的老百姓乃至于朝中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所思考的充其量只是内阁中的大臣们得势或者不得势，从来没人考虑过甚至是不会想到要考虑“内阁”这个机构本身的升值或是贬值。但雍正七年对于内阁而言，无异于1929年之于美国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内阁大学士们先是发现自己的同事里那些”谨密之士”居然集体旷班，无故缺席，更奇怪的是一向对官员考勤很是重视的雍正竟然对此视若无睹，表现出漠不关心之态，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一众大学士们经过多方打听后方才知道，这些人竟都被调到了皇帝新设立的一处名为“军机房”的官署，于是乎整个内阁都在琢磨这个在养心殿旁边那个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地方设立的新官衙到底是干什么使的，直到发现自己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挑战性，关于军机房的解释文件才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有选择性地公布，说是朝廷用兵西北恐有紧急战况难以及时相告圣上，再者则是用兵西北实乃机密，而内阁至于太和门外，给皇帝呈奏折业手续繁复，难保其间会不会出什么岔子，泄露了朝廷的机密，故日后关于西北战事的军务都交由军机房，直接与皇帝交涉解决，无需再经过内阁。其实要说战况多紧急倒也不见得，至少这也算是去有计划地打别人，而不是毫无准备地被人先打上一闷棍才回击，说啥那也肯定紧急不过康熙时候的三藩之乱。要说怕泄露机密，这大清朝建立百余年，更机密的事内阁也不是没有参合过，但是，毕竟战场上的事儿都是瞬息万变，皇上说是十万火急，那就只能当十万火急，谁也不敢说这军情早报晚报都无伤大雅。起初，内阁大学士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内阁已经开始沦落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在他们看来这个“军机房”不过是针对西北战事的临时性产物，就像编修明史要找一些专业性人才聚在一起一样，事情办完自然就要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明显是告诉了他们如意算盘打错了时候，居安思危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雍正这厢用军机房这个临时部门用得十分顺手，眼看着帝国西北从愁云惨淡变成霞光万丈，一片祥和，也丝毫没有给军机房张罗散伙饭的意思，到了雍正十年，干脆大手一挥把“军机房”的牌坊改成了“办理军机处”，正式把这个“临时工”提拔为政府常设的正规部门，使之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委以机密重任。至此，差不多算得上是彻底宣告“内阁”这位“两朝元老”在持续四百余年如20世纪头二三十年的纽约股市一样一路看涨后，已经彻底崩盘，余下的“旧山河”只能处理些例行事务，再无缘国家核心机密，未能蝉联桂冠，沦为朝中的“第二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