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帝鉴图说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万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万历九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 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即其一。丘■,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神宗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备注:目前《梦还楚留香》的正文已停更快一个月了,考虑到拙作是为读者朋友们而写亦非其他。是以余在此决定,当“学而远行之----明朝十六帝”更新完毕之后,便恢复正文的更新,但本人在心中将继续对之前的不公对待,保持着长久的抗议状态。平心而论,在长达三年左右的小说创作中,余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读者,又或是对不住自己良心的事来。不论小说文中穿插的日文数量多寡,这都是根据小说讲求一个真实性而来,绝非本人刻意为之。将话说通俗点,就是你可以“赖”掉我的全勤成绩,但你不能诋毁我的个人人格。如若后面彼此真的合作不愉快了,那《梦还楚留香》正文后的续篇章又或是已经起草的第二部小说,余也不妨改坛异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