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cāo是曹嵩的儿子，可曹嵩是谁的儿子就不知道了，《三国志》说曹嵩“莫能审其出生本末”，只说他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瞒传》上说“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并且说曹cāo与夏侯惇是“从父兄弟”。很多史料及演义采信了这一说法，这很可能就是史实。曹cāo和夏侯惇都是沛国谯人以及曹cāo对夏侯惇的无比信任都从侧面验证了这一说法。曹嵩的养父曹腾可是个了不起的太监，司马彪的《续汉书》说他“素以仁厚称”，并且为国家举荐了很多贤才，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更了不得的是，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在太和三年追尊曹腾为高皇帝。一个太监能享此殊荣并受祭祀，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项飞读史不少却也没见过第二个这样的太监。曹cāo一名吉利，小名阿瞒。《三国志》说他“少机jing，有权数，而任侠**，不治行业”。简而言之就是不务正业。《曹瞒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cāo的叔父见曹cāo游荡无度，就几次让曹cāo的父亲进行管教，曹cāo“患之”。有一天曹cāo和叔父在路上相逢，立刻假装中风。叔父赶快跑去告诉曹嵩，曹嵩跑来一看，曹cāo好好的。于是就问儿子怎么回事，曹cāo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而。”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cāo的不是，曹嵩都不信了。曹cāo“于是益得肆意矣”。曹cāo后来成为一方霸主还是不能改掉“任侠**”的毛病。他有时候和众将在酒席间恣意谈笑，说到高兴处，伏案狂笑，一头扎到盘子里，弄得满脸汤汤水水，连头巾都弄脏了。曹cāo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有人说这是买来的官，项飞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xing。这在汉制中可是常设官职里最大的官了（太傅最大但不是常设官职），位居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首。所以说曹cāo也是**，他也因此得以见到了很多名士。多数人对曹cāo不以为然，以为他只是一般的纨绔子弟，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好他。其中包括太尉桥玄，他对曹cāo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岂在君乎？”可见桥玄对曹cāo评价之高，《魏书》更是记载桥玄甚至把自己的身后事以及家人都托付给曹cāo。当时以点评人物著称的许子将给曹cāo做出了妇孺皆知的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jiān雄。”曹cāo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随即当上了洛阳北部尉，负责地方治安。他准备了数十根五sè大棒（没有胡萝卜），对犯禁者“皆棒杀之”，而且“不避豪强”。结果京师治安很快好转，曹cāo因此被升为顿丘令。这种铁的手腕在曹cāo一生中随处可见，越是治乱世，越要**制，用重典。在征讨袁谭时，曹cāo征用当地百姓凿河。百姓苦不堪言，干脆逃跑。曹cāo于是下令捕而杀之。百姓躲不下去了，只好来大营见曹cāo求饶。曹cāo说，饶了你们，有违军令；杀了你们，于心不忍。你们还是跑吧，藏好了，别让军士找到。项飞第一次看到这件事，是在《三国演义》里，一直以为是虚构的。后来读《三国志》这段文字赫然在目，这才知道原来这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而且马踏青苗，割发代首这件事也见于《魏书》，这些都是史实不是虚构的故事。《魏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cāo有个宠姬常陪伴在左右。有一次曹cāo白天困了，想睡一觉，就告诉宠姬：“过一小会叫醒我。”可是宠姬看曹cāo睡得很香，就没叫醒他。曹cāo一觉睡到自然醒，醒来大怒，“棒杀之”。就是凭着这种铁腕统治，曹cāo才能克敌制胜，成就霸业。《魏书》说，曹cāo没做多久顿丘令就因为从妹夫宋奇被诛而“从坐免官”，但随即“以能明古学”而拜为议郎，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曹cāo的文学功力。这时，突然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起义军因头裹黄巾，状似飞蛾，而被统治阶级蔑称为“蛾贼”。曹cāo被任命为骑督尉参与讨伐，并凭借战功一路升迁，最后被拜为东郡太守，这时曹cāo作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不就，称疾归乡里”。《魏书》对此的解释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就是曹cāo不肯同流合污。于是归乡，筑屋城外，chun夏读书，秋冬弋猎。项飞分析了曹cāo此时的心态，认为这个时期的曹cāo还是忠于汉王朝的，他虽然看不惯朝廷里的一些事情，可是对朝廷还没有完全失望，还想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所以他不是简单的隐居，而是在等机会。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证明项飞的这个观点。当时的冀州刺史王芬和南阳的许攸（就是官渡之战时从袁绍阵营投奔曹cāo的那个许攸）以及沛国周旌联结豪杰想要废掉汉灵帝另立新君，他们找到曹cāo邀其入伙，遭到拒绝。结果计划泄露，王芬自杀。请注意，曹cāo仅仅是拒绝，如果他百分之百地忠于汉王朝，他不但拒绝而且应该告发。事实上，曹cāo并没有告发，这说明曹cāo也想换个新皇帝重振朝纲，自己也可以试试运气，一展鸿图。而且拒绝的理由是曹cāo认为王芬等人的计划不切实际，不可能成功，曹cāo当然不会冒这个险。那么如果王芬等人的计划切实可行，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成功，曹cāo会不会加入呢？只有天知道。不久，金城的边章和韩遂反了。曹cāo被征为典军校尉，准备参与征讨，就在这时汉灵帝驾崩了，太子即位，是为少帝。这时是公元189年，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正式开始了。先是大将军何进要杀掉把持朝政的宦官，也就是所谓“十常侍”。不知何进怎么想的，竟然要调外兵进京协助完成此事。而且调谁不好，偏偏选中了董卓。《魏书》记载，曹cāo对这个主意颇不以为然。他说，对付这些宦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何进没理曹cāo，结果董卓还没到，何进就被宦官杀掉了。董卓进京后，立刻废掉少帝，另立皇子刘协为帝，也就是汉献帝。经过董卓的不懈努力，终于“京都大乱”。这个时候曹cāo过人的才干引起了董卓的注意，于是董卓表曹cāo为骁骑校尉，准备给与重用。但是曹cāo很不给董卓面子，像几年前一样，再次撂挑子不干。不过这次更过分——直接逃走。于是董卓下令缉拿。按理说，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逃走那样不很重要的官员，是不会惊动董卓下令缉拿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三国志》没说，莫非真的像《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曹cāo企图行刺董卓？我们不得而知。《三国演义》里还提到曹cāo在逃亡路上杀了吕伯奢全家，这件事《三国志》也没说，但是别的史书却有记载。《魏书》说曹cāo带着几个随从来到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其子及宾客yu劫曹cāo的马和财物，于是曹cāo只好杀掉他们。《世语》说吕伯奢不在家，他的五个儿子准备款待曹cāo，曹cāo“疑其图己”，夜杀数人而去。孙盛《杂记》说曹cāo“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世语》、《杂记》的记载略同，而与《魏书》差距较大。《魏书》是魏国的史官作的本国史，当然要为“太祖”说好话了，所以在这件事上，《魏书》的可信度相对较低。应该说曹cāo杀吕氏一家这件事应该是有的。但是注意一点，所有版本都注明吕伯奢当时不在家，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没说曹cāo杀了吕伯奢。《三国演义》中曹cāo杀吕伯奢那段传神的描写只是为了刻画人物的需要而进行的艺术加工，而且是相当成功的艺术加工。曹cāo跑回家后，“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0年，连曹cāo在内的十一路诸侯（不是演义中的十八路诸侯）同时起兵。这十一路诸侯是：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还有曹cāo这一路。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曹cāo行奋武将军。这些诸侯在一起的主要工作就是“置酒高会”，并不是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地打了几仗，也没有三英战吕布（刘备等人根本就没参与这次“聚会”）。只有孙坚真正地和董卓开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还斩了名将华雄（不是关羽斩的）。董卓立刻逼着献帝迁都长安，临走时把洛阳劫掠一空，还烧了都城里的宫室。此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各路诸侯仍然不思进取。曹cāo实在看不下去了，带着自己的兵乘胜追击，诸侯中只有陈留太守张邈派将分兵助战。随便插一句，张邈和曹cāo的私人关系一直都很好。（见吕布）结果曹cāo在荥阳汴水被卓将徐荣杀得大败，差点连命都丢了，只好又回到酸枣与诸侯回合。他义正词严地责备了诸侯们的不思进取，可是没人理他。曹cāo只好撤股，自己另谋发展。曹cāo本来兵就不多，被徐荣杀败后就更少了。他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向人借了四千兵。一天夜里，发生兵变。叛军烧了曹cāo的大帐，曹cāo“杀数十人”“乃得出营”，一点人数，“不叛者五百余人”。由此可见，曹cāo的起步阶段是很艰难的。从初平元年到兴平元年，即公元190年——公元194年的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董卓被杀，豪强混战，甚至会盟的十一路诸侯间也拼个你死我活，群雄割据，各个集团的势力范围不断被刀箭重新标定。而曹cāo则努力地、踏踏实实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他的军事集团已经初具规模。曹cāo自己领了兖州牧，还击败黄巾军，并选其jing壮者组成ri后声名赫赫的青州兵。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曹cāo措手不及——曹cāo的老爸被徐州牧陶谦杀了。《三国志》对此事一笔带过，《世语》记载的较详细。曹嵩当时为了避乱住在泰山华县，曹cāo令泰山太守应邵把老爸送到兖州来（曹cāo当时领兖州牧），可是应邵还没到，陶谦派兵先到了。曹家以为是应邵来了，一点准备都没有，结果满门被杀。曹cāo的弟弟曹德也被杀了，曹嵩和妾想从后墙逃走，因为他的妾太胖“不得出”，于是两人躲到厕所中，“俱被害”。应邵被吓得弃官逃跑，投靠袁绍。《吴书》对此也有记载，与《三国演义》略同：陶谦派人护送曹嵩去兖州，没料到他派的都尉见财起意，“杀嵩取财物”。曹cāo把这笔帐记到了陶谦的头上。应该说，以曹cāo的宏大志向，伐陶谦、得徐州是他早晚要做的事，而且很可能已经排到ri程表上来了，曹嵩被杀正好给他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于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出兵伐陶谦，《三国志》特意写上一句“所过多所残戮”，这时的曹cāo应该是被愤怒占据了心灵，滥杀无辜，关于曹cāo的滥杀和屠城以及盗墓下文会有评论。正在这时，吕布开始攻击曹cāo的后方。曹cāo虽然恨陶谦，但还能区分轻重缓急，他当机立断放弃陶谦，转攻吕布。在濮阳一场大战，曹cāo中计险些被吕布烧死。《三国志》说曹cāo“堕马，烧左手掌”。评书版《三国演义》坚持说曹cāo被大木击中头部，并且从那时起落下了头风病的病根。总之这一仗打得很凶险。双方又打了几仗，谁也赢不了谁，又恰逢大饥，只好各自罢兵。这时，陶谦病死，刘备代之。曹cāo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没能拿下徐州，刘备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曹cāo的愤怒可想而知，他把愤怒发泄到吕布身上，又和他打了好几仗，双方互有胜负，但曹cāo取得了阶段xing的胜利，把吕布打得走投无路，投靠刘备去了。到了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事情出现了质变，曹cāo得到了命运女神的青睐——他迎来了汉献帝。这是曹cāo挟天子令诸侯的开始，也是曹cāo政治生命的chun天，在这之前，他只能算是一个割据的诸侯，可是从今以后曹cāo成为了一方霸主。这段ri子，汉献帝受了不少苦。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樊稠等人起兵给董卓报仇，杀败吕布，占领了长安，汉献帝落入他们手中。没多久，李傕、郭汜又反目成仇，双方大打出手，“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堂堂天子成了李傕的人质。后经众人劝说，李傕、郭汜各自放了天子、公卿，但随即后悔，又派人追杀。一番周折之后，汉献帝落入韩暹、杨奉手中。《后汉书董卓传》说“（韩暹）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cāo”。请注意：其他史书对这一段都一笔带过，只说曹cāo“迎天子”，没说曹cāo是不是奉诏行事。那么，如何理解“潜召”呢？如果董承是奉天子之令，那就应该是“诏”而不是“召”，古人用字是很讲究的，这个关键字不会错。还有，如果曹cāo真的是奉诏迎天子，别的史书不说，至少魏国自己的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可是没有。所以，应该理解为是董承自己偷偷地把曹cāo找来的。《三国演义》中说曹cāo是被汉献帝下诏调来的，看来也是虚构的。先迎天子，可是袁绍不听。这就是袁绍和曹cāo的差距。后来有一天，把皇上握在手里的曹cāo想起此事，心血来cháo，以天子的名义给袁绍下份诏书，责怪世受皇恩的袁绍在天子最需要的时候只顾为自己扩大地盘发动战争，而不发兵勤王，搞得袁绍很不爽。难怪曹cāo曾评价说：“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为什么“迎天子”这件在后人看来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在当时那么不被看好呢？甚至就连曹cāo阵营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呢？袁绍谋士的一席话道出了苦衷。在曹cāo迎天子前，有人曾建议袁绍先行此事，就在袁绍要同意的时候，他的谋士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汉朝已经不可能复兴了，而且弄个皇帝在身边，凡事都要请示，“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于是，袁绍放弃了这个计划，从而失去了这大好的机会。曹cāo迎来汉献帝后，效果显著，而且立竿见影。建安元年正月迎来天子；二月拜为建德将军；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八月假节，录尚书事；九月拜大将军，封武平侯。当然，曹cāo对朝廷的贡献也不小。一直动荡不安的东汉朝廷算是有了相对的安定，恢复了宗庙社稷制度。而曹cāo则成了朝中的实际掌权者。但是，当时的东汉朝廷实在太弱了，以至于曹cāo这个朝中的实际掌权者还要看地方势力的脸sè。他以天子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可是袁绍以位在cāo下为耻，不肯受。曹cāo只好把大将军的官位让给袁绍。同时，曹cāo采纳谋士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屯田并不是曹cāo的发明，早在汉武帝时为了解决常年征战造成的粮食匮乏就实行过屯田，而且效果显著。曹cāo把它发扬光大，不但实行军屯，还实行了民屯。如果说，挟天子令诸侯是曹cāori后称霸的政治基础，那么实行屯田则是它的经济基础。项飞认为，如果此前的曹cāo对汉王朝还有畏惧之心和由此产生的效忠想法，那么在见识了朝廷的暗弱之后，曹cāo可能因此而起了轻视之心，进而有了专权的念头，就像当年的董卓一样。董卓统重兵在外，虽然屡次抗命，但还没有想到把持朝政，一旦被何进调到京师立刻就有了废立之事，大概也是因为见识了朝廷的暗弱吧。古时的交通和通讯不发达，远在边疆的统帅和封疆大吏们虽然听说朝廷暗弱，但是毕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即使有不臣之心，因为不知道朝廷的虚实，也不敢随意暴露。可能因此才有外臣未经召唤不得入京的制度，即使孤身一人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