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景也大笑着走过来握住他的手,笑道:“早就听说堂翁年少有为,深得当今圣上器重,老夫心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本县百姓能得到堂翁这样的少年才俊施治,宁泊亦甚感欣慰之至。”“不敢当邓公如此称呼,请叫晚生草字亭渊便好。”双方又客套了几句,邓宏景问他:“亭渊何不请尊夫人下轿,内人久闻尊夫之名,一直说要亲见一回,要陪她观赏我宁园美景。”丁柔的官轿已经直接抬进院里,依旧张起布布幔遮挡。丁柔在薄梅儿的挽扶下走出来,她稍一抬头,顿时满院失色,惊世绝艳的美貌令在场所有第一次看见她的人,无论男女,都呆住了,谁都不愿移开眼睛,也一时忘记说话。大堂旁边穿堂的门外传来异声,原来是邓家三公子躲在那里偷看,因为看得入迷,站立不稳倒出门外。这厮色心包天,即使人倒在地上,一双贼眼仍旧死死地地盯着丁柔,嘴角涎流不止。邓宏景乍见到丁柔的绝世美貌惊为天人,心里头只反复说:“如此绝代的尤物怎么可能出现在人间,祸水,祸水,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被异响惊醒后,看见儿子的丑态,怒火中烧,也算他反应极快,立即冲家仆道喊道:“快去扶起少爷,他的宿疾又发作了,速请丈夫。”然后满脸歉然地向陶勋解释道:“犬子身患风疾,经年治疗一直没有断根,惊扰官眷,请勿见怪。”陶勋心里清楚,嘴中只陪笑道:“令郎身体不适,晚生岂敢错责,不打紧,不打紧的,倒是叨扰邓公府上,实是晚学之罪。”这时,邓家的婢女仆妇簇拥着邓夫人走出来,这位邓夫人只三十岁出头,长得亦十分漂亮,但在丁柔面前则黯然失色,她不是邓宏景的原配,而是他的第十二房妾室,因为邓宏景的正室去年过世,暂由最得宠的十二姨太太摄夫人之位。双方见过面,由邓夫人带丁柔往内堂去了。邓宏景将陶勋让进客厅正堂,这间房子十分宽敞,中央一副巨大的下山猛虎画像,画上兽王毫发毕现,活灵活现地好似要扑出画面,一看就知道必定出自名家手笔,室内的家具全都用极高级的红木做成,靠背、扶手等处都有很精美的雕刻,显见价值不菲。国朝极重科举,官场上相见首先要叙甲第,邓宏景虽止同进士出身却比他早十科中第,故而陶勋老老实实地陪在末座上,。“晚辈年轻,初次知一县正堂,管辖十万百姓,自愧才疏学浅,不懂的地方还很多。老前辈久于仕途,多年为地方首官,望能对晚辈多加提点才是。”“亭渊不要太谦虚。”邓宏景摆手道:“老夫久在宦海浮沉,治理过的地方也有十数,都如蜻蜓点水一般,只有秋垣是桑梓之地,眷恋之情非他乡可比,自然关注之心尤切。所以自打亭渊上任以后,老夫特别关切。亭渊上任时间虽然短,但种种举措有开风气之新意,所施之政亦大善,深孚人望,老夫十分慰怀哩。”“前辈过奖了。晚辈初来乍到,不熟悉本县人情风土,施政之中总归难免有缺陷,如有不妥的地方还望直指出来,也好改正之。”“呵呵,亭渊上任伊始就发布告声明一文不妄取,衙中用度皆按值购买,清廉之心可昭;上任第二天便坐堂放告,不出旬月巡视地方,勤政之志可嘉;收秋赋之时当即革除淋尖踢斗弊制,爱民之心感天。凡此种种,都开一派新气象,诸多善政还利于民,本县父老可有福了。”“此亦晚辈拳拳之心,不足道也。但治政之道,并非如此简单,晚辈履职一月有奇,稍稍接触公务,知道种种职责其实十分复杂。有时候一时意气做出的决定,纵使出自公心,也难免有错。”“呵呵,慢慢熟悉了就好。老夫治州县多年,也算有点经验,亭渊的施政虽然有种种令人惊赞之处,但有时也未必就是最好。”“望前辈不吝赐教。”“亭渊革除了衙门的一些陋政,还利于百姓,这是好事,但是衙门政繁、事杂而编制不足,需要许多幕僚、募役才能让衙门运转起来,朝廷薪俸十分微薄,正堂、佐贰官,就算正编吏、役的薪俸尚且连自身也难以养活,而那些幕僚、募役的开支都要由正堂负责,所以才有了衙门这许多弊政出现,实不得已尔。老夫当年治州县之时,虽然对这些陋弊亦有所知,有心治理却无力回天,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是暗中约束,不让下面的人弄得太过分就行,这也是官场一般的规矩。亭渊革除了一些陋规,虽然于百姓有利,却减少了下属的收入,实则是取利于此而施惠于彼。草民百姓,只需种田纳粮当差就可,而衙署吏役与长官朝夕相处,劳于王事而无实名,亭渊何忍负他们呢?”陶勋听到邓宏景的指责,心里很不高兴,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只道:“民为国之本,居权者当恤下民,民者为稼穑百业,缴赋税以养国,服力役以强国,所求者不过一顿温饱。然衙署吏役借官府所任之权烦扰百姓,收取钱财,有稍不如意则百般刁难使百姓蒙苦者,有上下其手夺人产业者,凡此种种不可尽数。吏役者,循上意执行诸政,仅为苦劳,百姓所得恩惠来自于上官而非其吏役。自古劳力者贱值,故晚辈认为吏役索取者倍于其应得,才裁省陋规。”邓宏景听了作不得声,半晌才道:“看来亭渊已有定策,老夫空自多忧了。”陶勋接着:“实则恤民之苦,并非止于革除衙门陋规就可,要在使百姓收入渐高,使地之产多增,此方为正道。而衙门开支与朝廷薪俸的矛盾也要靠这个途径来解决。”“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愿闻其详。”“晚辈打个比方,一户之家三丁,耕租田二十亩,岁产二十四石,若能令田地之产多两成,则多出四石八斗粮食,如果官府保护他们增产不被租主吞走,则四石八斗粮食除去补充口粮之外有一半留存,两石四斗按官价折银二两四钱,假设其一半用于做衣服,则裁缝得三分之一,布店得三分之二,然后布店所得之一两六钱银子,有一两要付给织布坊、染布坊、桑家等人。这些人也要吃饭穿衣,得到的钱花出去。这样算来,若田地之产增加两成,则受惠者不限于农夫,可使百业都被其泽,若官府按一钱收税,农夫处收四钱八厘,衣店处收两钱四厘,裁缝处得八厘,布店处得一钱六厘,止算到此就合计九钱八厘银子,其他各业还有税入,合计之值不少于一两。要是这些多产的粮食被田主收走,就算田主肯主动交税,官府也只能得到四钱八厘,还有六钱银子就没了,此外各业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所以官府就要保护农夫的利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呀。”“然则如果增收部分由田主收去或者由吏役得去,不一样也要花出去吗?”陶勋摇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实则不然,有钱者无非两种,一种以钱买地广置田产,而买田产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于是钱被屯积起来没有被花出去,官府从这些钱里得到不任何好处;另一种人有钱就到繁华城市花费,钱都流到外地去了,本地得不到这些钱,官府更得不到。钱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生钱,只有花在本地,本地百业才能得到好处,官府也才能得到好处。只有让贫苦的人手中渐渐有钱,他们将钱花出去,各工坊的生意也会好,官府的收入自然也会高,到时只需征少数几项杂税,就足够衙门开支,到那时就算给每个吏役多发一倍的薪俸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必再去盘剥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