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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的电报躺在书桌的一角，已经被揉皱了。我清理书，又在桌子上发现了它。我是在一个多礼拜前接到这个电报的，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写信回家去问详细的情形。为了瑢，我忘记了我的惟一的哥哥。我爱了瑢就不爱我的哥哥了。他曾经那样地热爱过我。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差不多全部幼年时代的光阴。他比我只大两岁。我现在又想起哥哥了，在他自杀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坐下来，开始给我的妹妹写信，问她：哥哥为什么自杀，而且是怎样自杀的；问她：哥哥自杀后家里的情形。窗户大开着。阳光带笑地爬进来。花在窗外对蝴蝶微笑。蜜蜂和苍蝇在房里飞舞。我的心跟着文字在颤动。不远处送来提琴的声音，拉的是哀伤的调子。我知道是那个姑娘在拉提琴，那个常常穿白衣的姑娘。我走过她的门前，常常看见她坐在阳台上。她似乎患着长期的病，不然，在这美丽的天气，在这美丽的年纪，她为什么不到街上去散步呢，不到花园去闻茉莉花香呢，不到海上去看星呢？我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了。狗叫，木栅门响，皮鞋的声音，我知道是谁在走路。“林，”在晴明的春天，响起了银铃声，多么清脆。她走进来，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明亮的大眼睛，带着春天的笑的瓜子脸。我的笔放下了。我把信纸折起来。“我知道你一定在家。”她给我一个笑。“你今天为什么不到我那里去？”她又给我一个笑。“我在写信。”我站起来。“给谁写？”“给我的妹妹。”“我不信，我要看。”她扁嘴。“你看。”我把信摊开，递给她看。她在书桌前坐下来。她注意地读信，我在看她的脸色。几片云在她的脸上飞过，但那里依旧是晴明的天。“写得好，像在写一篇小说。”我微笑。我的心里在开花了。“为什么不写下去呢？是我来妨碍了你？”我哪里还有心肠继续写信？“妨碍我？不！我知道你要来，我写着信在等你。这封信，今晚上可以写完，反正明天才发出。”“你家里有信来吗？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故意把眼光移向书本堆里。她为什么要叹气？她方才还笑得这么灿烂！我看她的脸。脸上被薄雾罩着，但雾在消散了。春天还留在她的脸上。“但愿她的心像她的脸那样才好呀！”我暗暗地祈祷。“林，我们去看电影，”在谈了一阵话以后，她忽然这样说。“什么电影？现在时间不太迟吗？”我掏出表看，我的头被春天的阳光抚着。蜜蜂在我的周围叫。“葛雷泰·嘉宝的《情劫》，听说很好。”“嘉宝的片子？你为什么喜欢看她的片子？那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应该看的！”“嘉宝，女明星里面只有她才算是艺术家，她的表演最深刻。”“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只应该看瑙玛·希拉，珍妮·盖诺她们的片子，至于嘉宝，还是让中年妇人去欣赏罢。”“你完全不懂！你以为像瑙玛·希拉那样的姑娘就可以代表我们年轻女子的个性吗？这就像有些女人把雷门·诺伐罗当做理想中的男性一样地可笑。”我不再跟她争辩了。我们马上动身到电影院去。在路上我一面和她说话，一面在心里想：这个女孩真古怪，爱喝像血一样的酒，爱看葛雷泰·嘉宝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