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一次重大转折的日子,袁世凯在华宫勤政殿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设年号为“洪宪”元年。高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之久,又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实际筹备和操办,袁世凯最终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而如今他已是盛年不再,虽然称帝带来的喜悦让他大感精神爽朗,只是身体状况已是江河日下。在之前一个月时间的登基筹备中,北方各省先行进行统治和相关安排,以北洋政府掌控最紧密的山西、山东、河南、直隶、东三省等行省,最先张挂起来庆祝帝制的横幅旗帜。这些行省的行政单位和官职也都遵循中央的意思,即使进行了。按照袁世凯亲自设想,中华帝国各地行省的最高民政长官为布政使,军事长官为将军。由北洋政府掌控的几个行省最先宣布改为布政使暑司,督军府全部改为将军府。各省议会统一进行调整,规定详细的议员人数和议会细则,一定程度上是规范了地方议会的制度,但实际上却间接削弱了地方议会的权限。议会名称也因此改为议事局。又在这一天下午的时候,由华宫褒赏申令,设立旧侣、耆硕、故人,又列赏了一百多位王亲公侯。其中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冯国璋为一等仁怀公,袁肃为二等昭烈公。而原本同样拟定为亲王的段祺瑞,却在正式公布的申令中被剔除了名字。在申令出的同时,紧随其后《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6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但是外界小道热议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总统的侄子袁肃究竟算不算得皇室成员。若是算作皇室,袁氏子弟大多被封为皇储、亲王、郡王,可偏偏袁肃仅仅只是一个二等公,论亲疏关系居然连黎元洪都及不上。若不算皇室成员,那也意味着就正式跟袁肃划清宗亲关系,只怕必然又会引起一阵非议。当然,关于袁肃的猜测也只是一些娱乐性质的讨论罢了,北洋政府内部却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眼里。到了第二天,湖北、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才勉勉强强响应了中央申令,开始宣布接受最的政治改革命令,所有官职、形设等物一应遵照帝国规范办理。即便如此,这些省内反对帝制的声音犹然不决,甚至还出现“暴徒”公然袭毁帝国旗帜和形设之物。单单就在这两日时间里,各省均有暴x动案件上报,一省之内少则五、六起,多则是过了二十余起。造成的公物损坏和人员伤亡总计损失过数十万元之多。相对而言,这些行省多少还能将帝制的命令执行下来,而在云南、四川、湖南、贵州以及广东、福建的部分城镇,从主要官员到下面的议会团体,乃至于许多商人、工人和社会名士都是坚决反对到底,根本就是拒不接受中央关于帝制的申令。中华革命党在舆论声势上的攻讦达到了最高峰,一些地方分部机构是擅自派遣敢死队,对拥戴帝制的一些地方官员采取谋刺行动。不过这些谋刺行动大多是失败告终,涉案人员尽数被批捕入狱,即便有少数成功者,所刺杀对象也都是一些虾米小角色,数人是遇刺受伤,只有极个别运气不好者是当场身亡。孙中山在十一月二这天连续表了两篇社论,其一是《举义说国民讨国贼书》,其二是《捍卫共和誓言书》。很这两篇社论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南诸省的军阀纷纷借势附言支持孙中山,海外许多华侨也被调动了积极性,为捍卫共和体制一次性汇捐八十万元。对于国内这些不安分的声势,虽然稍微出了袁世凯所预期的范围,但一切仍然可以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几天之后,他以皇帝的名义向还没有遵行帝制命令的几个省、城地区最后通牒,勒令限期镇压暴x动和执行帝制命令,否则将视为叛国罪论处。同时下令事地区驻扎的北洋军,一旦逾越令期,可适当采取军事行动予以惩处。重庆的中央6军第十五师和岳阳的中央6军第十二师在接到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摆出了备战姿态。但是论是汤芗铭还是陈宦,又或者是下面的吴佩孚、吴光等人,所有人都是各怀心思,非是先做出一个表面的样子,接下来仍然会伺机行事。随着袁世凯采取下达最后通牒以及相关的军事命令之后,西南军阀和中华革命党都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可能还能再继续等待、拖延或者期待着其他有利的时机出现。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军阀,不断电报往云南和香港,催促早日确定对策,否则他们在孤立援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向北洋军投降。又过了两天时间,蔡锷由香港秘密抵达云南,在昆明督军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西南诸省的军事领导人,也有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反帝制团体的代表。中华革命党这边直接派来了廖仲恺参加会议,全权代表党内来与西南各军事领导人达成合作细节。此次会议迫于目前局势紧促的缘故,整个会期并没有进行的太久,所有讨论的议程全部是捡最重要的优先。会议前后进行了三天时间,并且每讨论完毕一个议程便立刻着手开始执行。在蔡锷的倡导之下,先确立武装反帝制、反袁世凯的方针,随后便是筹划建立统一的反帝制、反袁世凯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就是联合所有西南军阀的部队组成护**。而在廖仲恺的建议之下,西南诸省在组建护***同时,还要成立护**政府,确保在政治上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给所有反帝制的地区提供指引和依托。所有相关细节和文件筹备,都在会议进行期间6续完成。等到会议结束之时,许多基础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昆明的几位大商户捐出了一栋大楼,用作护**政府的办公驻扎地。在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以及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推举之下,由蔡锷出任护**政府大将军,执掌护**所有军务。蔡锷随即马上着手对西南诸省各路军队进行整编,定制护**相关章程和番号。护**政府这边则在蔡锷忙于军务之际,又立刻举行了一次选举会议,决定尽确定军政府的脑人物。对于西南军阀而言,他们心中所属意的人是唐继尧,不仅是因为唐继尧与他们的利益为贴近,再者在整个西南诸省当中目前就属云南最有实力,给唐继尧和蔡锷都扣上大帽子,此二人自然要承担多的责任并且投入多的本钱。然而中华革命党和西南诸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大部分却是希望能够拥戴孙中山出任军政府的脑。蔡锷掌武,孙中山掌文,双方都能最大化调动和挥反袁、反帝制的声势,简直是在合适不过。相反若是让唐继尧出任军政府脑,那整个护**和护**政府全部都是滇系掌握,纵然其他几个省没有什么怨言,但就整个大局观而言肯定还是欠缺一定火候。何况,也并非所有西南军阀都拥戴唐继尧,像四川熊克武和湖南谭延闿二人都是对唐继尧颇有不满,于是声势上自然还是支持孙中山。军政府因为这件事生了一定争执,让原本本来很效率的局面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恰恰在十一月八日这天,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率领一支革命军在上海策划并动了一场起义,也就是被后世国民党大肆吹捧的“肇和舰”起义。实际上“肇和号”起义只是一次规模很小的行动,即便是“肇和号”也是当时驻守上海海军当中型号很落后的炮舰,不过其吨位有两千六百吨,在近代中国海军中算是比较大的军舰了。而真正是因为这次行动有蒋中正参与其中,所以才被后世的官方喉舌大肆渲染,变成一次“似乎很有影响力”的起义行动。如今历史已经生改变,此次“肇和舰”起义的情况也同样有变化。因为在行动过程中革命党人因为歪打正着,不小心点燃了军舰的药库,引船体剧烈爆炸而严重受损。同样因为这次爆炸,导致十多名革命党人与二十多名海军官兵阵亡。事件立刻在江浙一带引起广泛讨论热议,也因此促成了中华革命党的名声影响力传播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