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三章 日落(三)

战争，顾名思义，因纷争而战；或以战的形式解决争端。1948年12月22日晚上8点，一群从极端狂热堕至极度悲凉的战争狂徒相继走上绞刑台。“樱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来了。”前曰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吟道。那个曾经面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中国人的死尸没有皱一下眉，面对珍珠港湾美军最精锐的航空母舰的沉没只有欣喜若狂的战争制造者和推动者，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前夜，心情如此凄凉。这时候，他是否想起全亚洲最起码有数千万人死在他发起和推动的这场名为战争实为屠杀的暴行中？我们为什么要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伤害了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欢庆战争，因为我们胜利了。我们为什么要审判战争，因为需要建立一个秩序。那个秩序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惩罚战争肇事者和战争阴谋家，建立一个用和平通向和平的有效通道，防止将来再出现用战争来迅速扬名立万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家长的后希特勒和后东条英机。我们不愿意用战争通向和平，因为只要有战争，就有平民的伤害；我们期望用和平手段达到和平，因为那样成本最低，最皆大欢喜。但有人不愿意，以战争的方式攫取利益最快最简捷，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容易建立自己的绝对霸主地位。归根结底，无论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它给世界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利益和公理的胜负那么简单，具体到每一个人，那就是撕心裂肺了。就像一名在北非战死的英军士兵的父母，在儿子的墓碑上写的一段话一样：“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但是，对于我们，你是整个世界。”此前的国际法体系里，对于战争罪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对于战争罪犯的惩罚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一方想要对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领导层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居然处在一个无法可以的尴尬境地。而且，他们最想抓的人——退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出逃到了中立国荷兰，荷兰政府也不愿意把他交给协约国。最后这件事情就只能不了了之。1928年，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签订了《非战公约》，曰本也是缔约国。公约明确规定不得把战争当作实施政策的工具，认定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犯罪。1923年国联曾起*《互助公约》，指出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犯罪；1924年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也认定侵略战争是国际性犯罪。同时根据同盟国家刚刚公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六条“欺骗及错误领导曰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的规定，在战争之后追究曰本战犯的战争责任，是同盟国必定会去做的事情。在刘建业后世的记忆里，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同盟国在战争胜利之后组织起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数十名策划和发动战争的轴心国的甲级战犯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判。东京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依照……协定，应设立一国际军事法庭，以公正并迅速审判及处罚轴心国之主要战争罪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设立，其目的为公正与迅速审判并惩罚远东之主要战争罪犯。”这些首要的或主要的战争罪犯有时又被称为“甲级战犯”；他们都是当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曰本政府中对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这些人对于国家侵略战争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进行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对于这类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依照法律手续加以审讯和制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这以前，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他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巨魁，一般都是逍遥法外的，从来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诚然，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显要在战争中一旦落在敌国手中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最著名的近例便是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英、俄、奥、普等战胜国流放在圣赫勒拿岛终身囚禁。但是他的流放并没有经过任何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的审判。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但是，东京审判在消除曰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远东法庭在惩处曰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曰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二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曰本战犯；三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曰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还于1957年出任曰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的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曰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犯罪的清算并不彻底。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梅汝?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曰本天皇）即使不是曰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事实上，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多数法官包括庭长韦勃也认定曰本天皇裕仁有罪。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曰本一些政治人物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曰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曰本一直不能真正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在后世的时候，刘建业对于在战争结束以后未能把实际上的曰本头号战争罪犯天皇裕仁交给军事法庭予以公正审判，追究其在战争中的责任，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曰本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天皇裕仁对于曰本的军政决策都有着最高的裁定权，没有他的首肯，曰本的那些军人和政客是根本无法发动侵略战争的。很简单的道理，发动战争需要宣战，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大本营“大陆命”，“大海命”，这些都是需要由那个个子矮小的天皇来加盖天皇玉玺以后才能的。重要性略低于“大陆命”“大海命”的指令“大陆指”“大海指”虽然不需要天皇加盖玉玺，但是都必须由陆海军的参谋总长呈送御览，得到天皇的首肯以后才能对外。况且，根据旧曰本宪法，天皇是曰本的最高统治者，掌握最高国家权力，曰本的军部可以不对政府负责，也可以不对议会负责，但是必须对天皇负责，因为天皇是曰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如果真得像在东京审判里那些曰本战犯们所描述的那样，天皇只是一个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傀儡，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笑话。况且，根据后世研究战争史的学者所发现的资料，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创始人，曰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在20年代开始进行细菌战研究时候的初始经费就是由天皇裕仁从自己的私人账户里提供的，数额是每年20万日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曰本的土肥原贤二领导的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活动经费数量不过才每年2万日元。731部队在东北的活动经费都是由天皇在关东军里的代表，关东军主计长（关东军里负责财务分配的最高职位）竹田宫恒德亲王直接划拨的。在731部队的存在期间里，几乎每年都有曰本的皇族成员秘密前往位于哈尔滨郊外平房地区的731部队进行视察。这里面除了竹田宫恒德亲王，还包括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朝香宫鸠彦亲王这两位陆军的皇族大将。因此，说裕仁天皇是731细菌部队的总后台根本就一点也不为过。只是这些罪行因为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在后来的审判里被故意的漏过去了，而没有当即公诸于世并受到清算。现在，曰本战败投降的命运可以说是确定了，唯一的疑问就是曰本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才肯投降。那么，在战争胜利之后必然会对曰本战犯们在战争期间里所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进行清算。东京审判之所以不能算完美，除了美国人出于政治和冷战考虑，对审判进行了政治上的干扰，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忽视。曰本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但是，当时在曰本本土，尤其是曰本的首都东京，并没有同盟国的军人。这一点不像德国当时的情况。而盟军的先遣部队是在8月28日才在曰本登陆的。从8月15日直到盟军进入东京，存在有将近半个月的空白期。曰本政府和军部充分利用了这一段时间，大肆焚烧各种政府和军部的文件档案，目的就是销毁一切可能利用来证明其战争罪行的证据。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曰本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终日笼罩在浓浓的烟雾里，整车整车的文件被焚烧。根据后世的学者研究，曰本方面当时焚烧掉的文件占当时文件资料总数的90%以上，以至于后来的东京审判时，同盟国的检察官们在搜集证据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仅仅依曰本人来不及焚烧完而剩下的不到10%的文件资料，就已经可以证明那些战犯们的滔天罪行，那么如果这些证据的保存状况比较完好的话，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恐怕，至少曰本人的日子绝对会更难受。所以，刘建业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了伸张人类的正义，为在战争中冤死的人们报仇，必须要让曰本的战争罪行得到尽可能彻底的清算。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抢在曰本人销毁证据之前，抢先保住这些证据材料。“刘，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战争胜利之后肯定会对那些曰本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不担心这个，我相信他们只要是有罪的，就便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在战败以后大量的烧毁证据。这样，我们在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曰本是一个只有羞耻心，没有罪恶感的民族。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以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刘建业深吸了一口雪茄烟，说道。“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那些猴子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出来。你对此有什么想法？”麦克阿瑟问道。“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在他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就抢先派出部队登陆东京，抢在他们烧毁证据之前，占领军部和政府的机关，当然，最好还有皇宫。这里面的档案库里肯定存有大量的文件资料，足以用来证明他们的战争罪行，说不定，还有一些我们此前还不知道的罪行，例如虐待和杀死战俘。”刘建业故意提到战俘的事情。“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支持的，不过，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整个曰本本土现在到处都是疯子，如果我们的部队出现在那里，是极为危险的。”麦克阿瑟一方面对于曰本人在战争期间的罪行深恶痛绝，特别是虐待和残杀英美战俘，另外一方面也对事情可能出现的后果存在担忧。“如果美国朋友对此存在担心的话，我不介意率领我的部下做为盟军的先遣部队率先登陆曰本本土。目的地就是东京。”刘建业主动毛遂自荐。“如果我们的中国朋友愿意主动承担这样的任务，我是乐见其成的。”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最担心的是美国军队登陆曰本以后面临曰本军队时可能会面临的危险和伤亡，但是，如果率先登陆的不是美国的军队，那么事情就自然另当别论了。“我们作为同盟国的一个重要成员，愿意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刘建业说道——7月24日，杜鲁门利用会议间歇的时候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斯大林关于原子弹的事情。杜鲁门走到斯大林翻译身旁，漫不经心地说：“请你告诉最高统帅，我们已经研制出一种毁灭力量极不寻常的武器，我们打算用它来征服曰本人，我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斯大林听后，冷静地回答说：“我希望美国能好好运用它来对付曰本。”杜鲁门在谈话中非常谨慎，他刻意避免用“核”或“原子”这类词G来描绘这种武器。事后，丘吉尔问杜鲁门：“会谈如何？”“他没有问任何问题。”杜鲁门回答。斯大林当然没理由感到吃惊，因为早在1943年，苏俄的情报部门就已经获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事实上，当杜鲁门还在遮遮掩掩谈论原子弹时，苏俄已经在两年前就开始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7月24日，杜鲁门授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作战命令。命令开头如下：“第二十航空队应于1945年8月3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制炸弹：广岛、小仓、新泻、长崎。”7月25日，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少将在华盛顿接到作战命令后，他立即飞到关岛，下令李梅将军和第五○九混合大队队长保罗W.蒂贝茨上校准备投掷核弹。作为对曰本的最后警告，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当天晚上9：20，盟军向全世界广播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表明如果曰本不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盟军将全面攻占曰本本土”。“宣言”既没有提到特殊武器，也没有提及保留曰本天皇，“宣言”12章的最后一条表明：“一旦曰本建立起新政府，这个政府不但能够满足曰本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要求，而且热爱和平、富有责任感，那么驻日盟军会尽快撤离曰本本土。”7月27日早晨，东京的监听员收听了波茨坦“宣言”，随后，他们赶往帝国图书馆，把匆忙抄录的副本呈交给正在开会的政府内阁。铃木首相和其他官员心情沉重地研读了“宣言”，期间，外交部长东乡仔细研读“宣言”后发现，他们仍然有可能进行和平协商。但是，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上将要求立即发表宣言：“曰本政府认为‘宣言’极不合理，对此不予考虑。”最后，政府内阁同意让铃木首相公开谴责波茨坦宣言，但不能立即拒绝接受宣言，同时准许报刊刊登宣言的删节本，但不允许发表任何评论。随后，铃木首相在对外发言时，犯了一个G义学上的错误，从而造成了日后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当天下午4点，铃木告诉记者：“在我看来，波茨坦宣言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所以曰本政府不会认可它的重要性。我们对此不做评论。”曰本当时“不做评论”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指“沉默”，另一层意思是“杀死”，因此，若严格地按字面意思翻译，意思是“用沉默杀死”——也可以理解为“不做评论”。铃木首相希望表达的意思是“不做评论”——这样曰本政府才有时间继续研究宣言，然后再做出决定。然而，大多数曰本记者都是按字面意思解读首相的讲话，即：用沉默杀死或不加理会。他们认为政府已经拒绝了波茨坦宣言。同时，好几家报纸公然无视政府严禁对此做出任何评论的命令，都刊发了自己的意见。《每日新闻》头条报道“一件可笑的事情”；《朝日新闻》评论道：“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声明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宣言仅仅是更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合作关系，使他们能更快取得战争的胜利。7月30日，《纽约时代》判断铃木的评论实际上意味着曰本人拒绝了波茨坦宣言，于是当天的报纸头条标题为“曰本正式拒绝盟军促其投降的最后通牒”。美国政府也同样认为铃木的讲话表明拒绝接受宣言。杜鲁门在听到铃木的讲话后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没有选择余地了。”此时此刻，曰本政府仍指望有苏俄出面，作出某种有利于曰本的和平创议。东乡外相电令曰本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请再作努力，务使苏俄对派特使去一事产生热情。……关于此事，一日之差可能铸成千年悔恨。”但是，苏俄此时已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即将发动对日作战，因此对曰本的呼吁继续装聋作哑。美国此时则已不耐其烦，急于赶在苏俄参战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这一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华盛顿致电总统，请求下令投掷原子弹。随即，杜鲁门快速签署了答复命令：“批准提议。一切准备就绪，即可投掷。”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在太平洋上高速航行九天后，在船长查尔斯麦克维伊上校的指挥下，于1945年7月26日安全抵达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当时波茨坦会议正达成协议，要坚决打败法西斯主义国家。船长正在组织大家卸载货物时，有两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两个人从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上船，他们都穿着美军制服，自称是炮兵军官。但是他们行踪诡异，实在不符合一个军人的身份。他们把制服上炮兵专有的十字大炮衣领徽章弄得歪七扭八，而且其中一个总是呆在船舱里，哪怕用餐，也不出来。他们的货物也很奇怪，分别放置在一个15英尺长的木箱和一个非常沉重的圆桶里，这些东西看上去不像是炮兵所有。最后，他们还用链条把这些东西焊接在甲板上。麦克维伊船长虽然不知道这些货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猜想一定很重要。因为这两个人曾告诉过他“每天轮船向前行进多少，胜利就会向前推进多少”。所以他取消了中途训练新船员的计划，而且在出海前，上级已经命令他誓死保卫货物，“如果运输过程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所有船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货物，如果需要，可以用救生艇来运送”。在卸货过程中，由于船上的绞索只有六英尺长，没办法把那箱笨重的货物下放到另外一条边等待的船上（这条船将会把货物直接运送到岸上）。不过在克服了这个困难后，卸货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至此，从神秘任务中解脱出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轻装上阵，平静地驶向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开始训练，准备进攻曰本。但是，船员们仍在猜测箱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黄金，用来收买曰本结束战争。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共有1200名船员，其中可能只有300人知道真相——他们船上所运载的货物将会毁灭曰本。离开提尼安岛三天后，他们发现至少有16艘曰本潜艇在跟踪，最后I58号潜艇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伺机用鱼雷将船炸沉了。如果那些货物还在船上的话，别说是救生艇，就算上帝也保卫不了这批货物。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救生艇和大约800人逃离了被炸沉的巡洋舰，而最后在8月3日获救后，幸存下来的只有300名，其余500名都已经葬身海底。当这两名假冒的炮兵军官安全抵达提尼安岛后，他们立即把装有重要货物的木箱和圆桶送到了一间活动房屋里，这所房子位于陆军航空部队的北边操场上，地方偏僻，房间里不但装着空调，屋外还有重兵把守。而事实上，这两名冒充军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和核专家，他们这次是奉格罗夫斯将军的命令前来执行任务的。几天后，“曼哈顿工程”的总军械师威廉帕森斯上校打开了木箱、圆桶和其他一些空运过来的神秘容器。帕森斯从木箱中拿出了一个钢管，这根管子看上去有点像大炮的炮管；随后，他又从别的容器中拿出了一个深灰色的金属圆柱体，这个圆柱体上还钻有一个孔；然后，他从那个铝制条纹的圆桶里拔出了一个小塞子，这个子弹形状的小塞子与圆桶的质地一样，它就是精制的铀235。最后，帕森斯把这几个部件和其他一些零部件安装在一起，组装成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组合装置，至此，第一枚用于军事行动的原子弹诞生了。帕森斯把铀圆柱体连接在钢炮管的后端，然后把铀235做成的小塞子插入后膛尽头，届时，这个铀235制成的小塞子将被精确射入到铀圆柱体的孔里，一旦这两块裂变材料迅速结合在一起，就会达到临界状态，发生链式反应，释放出巨大的原子核能，其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组装部件和引爆炸弹要依序做好下列工作：插入子弹形状的铀235小塞子后，把一个普通炸弹中的扳机塞进后膛尽头，装上保险丝，一旦点燃引线，铀子弹将以每秒900英尺的速度冲进炮口后端的铀圆柱体内。完工后的铀弹有10英尺高，28英寸厚，总重约9000磅。为了与“胖子”区别开来（“胖子”是两个星期前在阿拉默果尔多基地试验的圆球钚弹），“曼哈顿工程”的工程师们把这颗铀弹命名为“小男孩”。7月29日，斯帕茨将军从华盛顿飞到关岛。经过长途飞行后，他从运输机上疲倦地走下来，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美军战略空军司令。在他的公文包里放着一份由格罗夫斯将军签发的陆军作战计划密令：8月3日后，一旦气候许可，可以目击轰炸，即可投掷“特别炸弹”。安全意识极强的格罗夫斯将军并不愿意签发这份匆忙成书的文件，但斯帕茨将军因为怕背负沉重的道德谴责负担，一再坚持要一份书面根据。他咆哮道：“如果我必须杀死成百上千的平民，我不会依据口头命令行事的，我要一纸文件。”投掷原子弹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一旦投下原子弹，曰本将不得不屈服。提尼安岛（一年前美国海军刚刚从曰本人手中夺回）目前拥有四条8500英尺长的平行跑道，这些跑道将用于起降非常沉重的轰炸机。这个岛屿距离曰本中心城市近1500英里，刚好在“空中超级堡垒”——B29轰炸机的负载航程之内。这种波音公司制造的最新型高空飞行轰炸机只能运载一枚巨型炸弹和相关的监测仪器，之前，第五○九混合大队队长蒂贝茨上校已经带队驾驶着这些轰炸机从尤他州的温德威尔机场飞抵提尼安岛了。第一枚空运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完成，有经验丰富的帕森斯上校在提尼安岛重新组装好，如今正整装待发。同时，一旦其他零部件抵达提尼安岛，第二枚原子弹也将很快组装成功。斯帕茨将军脱下飞行服，就立刻召见蒂贝茨上校和帕森斯上校，下达作战命令。当他们听到斯帕茨将军宣读命令时，这些人都在安静地思量着每个人的具体任务。李梅将军曾指挥B29轰炸机对曰本领土进行轮番轰炸，因而熟知曰本的军事部署，他将在下列4个城市中选出攻击目标：广岛、小仓、新氵舄，和长崎。蒂贝茨上校今年刚刚30岁，是五○九混合大队的队长，他将选派人员与他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同时李梅将军的副官也会协助他们。帕森斯是原子弹的助产士，他亲自监督原子弹的登陆、安装和运送等一系列工作。但是以上所有这些工作都得依气象兵，气象兵必须从被曰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悄悄观测气象，并分析出未来几天的气象情况。当斯帕茨宣读完命令，将文件放回公文包后，他巡视四周：“先生们，你们的日程表都安排好了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点头示意已完成。向曰本投掷原子弹开始倒计时了。蒂贝茨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开始考虑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问题。一年前，蒂贝茨就亲自挑选士兵组成第五○九混合大队，并一直以特殊的方式训练他们。每次演习都要精确地投掷一枚仿真炸弹，然后急速上升离开模拟目标。这种训练更适合轻便的战斗机，而不太适合沉重的四引擎轰炸机。不到最后关头，蒂贝茨不会向士兵们透露训练的惟一目的就是投掷原子弹，然后活着回来报告任务完成情况。现在他有了一枚真的核弹，不久，他就会有一个真的攻击目标。蒂贝茨需要七架B29飞机来执行任务。一架飞机作为预备机，留在硫磺岛机场，随时准备替换发生故障的飞机；另一架负责对首选目标的气象侦查；另外两架将侦查其余目标的气象状况；还有两架B29将近随着运载原子弹的飞机，进行观测（其中一架运载着仪器准备测试核爆炸的当量和范围，另一架带着一组照像机准备进行航拍）。在两架担负观测任务的飞机中，蒂贝茨安排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温尼上校驾驶“伟大艺师”号，上校乔尔杰玛夸特驾驶“91”号，负责航拍任务。蒂贝茨将亲自驾驶运载原子弹的飞机，并挑出最好的领航员西奥多上校，还有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少校。第五○九混合大队一部分在温德威尔机场训练，其余在古巴训练。几个月之后，蒂贝茨通过训练知道西奥多很少错估飞行时间，即使错估也不会超过几秒。费雷比从三万英尺高空往瞄准点投掷炸弹，每次误差不会超过100码。其余人员都是罗伯特刘易斯上校的手下。这位布鲁克林的快枪手飞行员总喜欢提醒蒂贝茨，“我的部下是你见过最好的”。8月2日，蒂贝茨向费雷比简要介绍了此次任务，然后一同飞往关岛。届时李梅将军将直接告诉他们任务的首选目标和两个备选目标。李梅将军表现得很轻松，他叼着雪茄，领着蒂贝茨和费雷比走到地图前，仔细查找地图表面，透过雪茄烟雾，他说：“保罗，首选目标，广岛。”李梅之所以选择广岛作为轰炸的最终目标，因为这里有众多的兵工厂，而且工厂附近住着很多熟练的工人，同时广岛也是曰本第二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但是李梅错误地以为，广岛是4个选定目标中惟一没有盟军战俘的城市。但是，他并不知道，市中心的广岛监狱里至少关押着23名美国战俘，其中13名是15天前被曰本击落的冲绳基地的B24轰炸机机组成员。小仓以前是一个军事工业中心和武器生产基地，长崎是一个港口城市。万一广岛上面阴云密布，蒂贝茨和投弹手看不到攻击目标，那么，小仓和长崎就会是候选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在炸弹投掷地点上出现错误，而事实上，当投弹手用雷达探测，选择被云层覆盖的目标时，时常会发生类似的错误。并且，炸弹研制者们还希望得到爆炸的清晰图片。但是，蒂贝茨和李梅所重视的，首选目标仍然是广岛。他们弯着腰和费雷比少校一起在一堆照片中，寻找一个易于辨认的地面标志，依这个标志，就可以避免在瞄准点出现闪失，即使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费雷比首先发现了这个标志，他从这两人中间斜插过去，指着一个棱角分明的T字形建筑，这个建筑物处于这个狭长半岛的中心，它的存在使整个城市看上去像一只伸开的手。它就是相生桥，距离广岛监狱不足半英里。李梅将军兴奋得直点头，蒂贝茨也在大喊：“就是它！这是我在这场可恶的战争中见过的最完美的瞄准点。”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李梅带着第13号文件的完整复印件（蒂贝茨下令执行特殊轰炸任务的第13号文件）飞抵提尼安岛。然后和蒂贝茨一同消失在有重兵把守的临时军营，在这个营地里，“小男孩”被静静地放在橡胶轮胎底座上。李梅很快也离开了这里。留给五○九混合大队1767名机组成员这样的讯息：很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