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正义(十五)

检察官莫罗上校在起诉发言时异常激动和愤慨。法庭为了表现出司法的客观性，几次打断了他的话。但要让他有所克制是困难的，因为恐怖、残忍的兽行在烧灼着他。他继续激愤地说道：“南京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它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部战争法规的不宣而战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中国战俘成群地被绑起来，然后进行大屠杀。”他说，这一古城的居民深陷在极大的痛苦和暴行之中，他们无端地惨遭抢劫和杀戮。首席检察官季南认为，坐在这里的20多名被告同希特勒之流携起手来，对民主主义国家计划、准备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结果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资源遭到破坏。他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断言：“南京陷落后，紧接着是对数以万计的俘虏、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摧残以及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称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季南说：“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一直是节节胜利，但是，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里，日军遭遇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们原来吹嘘三个月灭亡中国，半年灭亡中国，可这一个战役就拖了日军三个月。到了南京，他们就用大屠杀的手法来摧毁中国军民的这种抗战心理，他们就是要制造恐怖，让中国人不再敢抗拒他们。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法庭上旁听者都神情肃穆地听着。季南继续道：“辩方律师一直在攻击和否认我们检察团所提供的证人和证据，他们坚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现在，我手里有一个证据，这是一份电报。”他扬了扬手里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于法西斯阵营内部，也就是与日本结盟的纳粹德国。这份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发现的！”松井石根和其他罪犯都有些坐立不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罗森博士拍给德国外交部的，它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罪行，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一段——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向哲浚递了份文件给季南，季南举起来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中国检察官在日本陆军总部的档案资料里发现的证据。这是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和照片，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两人刚刚进行完一次比赛。”季南停了下，接着说道，“什么比赛？杀人比赛！他们要比比看在这一天的时间里，谁砍的中国人的头多！”这份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载：“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达到105对106的纪录。这两个少尉在10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野田：‘喂，我是105人，你呢?’向井：‘我是106人！’两人哈哈大笑。因不知道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100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150个人的目标。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100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将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他们把目标定为150人！据报道，这两个人间恶魔于南京郊区的句容就开始疯狂屠杀无辜平民，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12月11日，他们又在紫金山下开始了“杀人比赛”，又各杀害我100多名同胞。次日中午会聚时，两人的刀口都已缺损。向井说，这是因为他从一个中国人的钢盔顶上劈下，连同身躯劈成两半！“这完全是玩艺儿。”他说。听众无G了。季南说：“我现在告诉你，1937年12月13日，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南京一共杀死了211名中国人，右边的这位叫野田岩，他杀了105人，左边的这位得胜了，他杀死了106个，多杀了一个，所以他得胜了。他叫向井敏明。”季南又拿起一本书，举着让大家看：“我的手上拿着一本日本人山中丰太郎写的书，叫做《皇兵》，是由坐在被告席上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亲自题写了书名。书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叫做田中军吉，是当时参加攻打南京的日本陆军第六师团中队长。书里描述了他使用所佩戴的一把叫做‘助广’的军刀，在南京城及周围砍杀了300余名中国人。这里还有一张照片，记录了田中军吉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并附布称赞他勇敢的文字，刊登在东京的一家报纸上。照片上他穿的是夏装。但这恰好描画出他杀人时的疯狂，以至在寒冷的冬天燥热得脱去了外衣。”被告席上，指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统帅松井石根满脸懊丧、忏悔和可怜的神情，像个断顿的大烟鬼。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与他的脸色一样枯晦，他使出了三招：一招是矢口否认，二招是装聋作哑，第三招是推卸责任。“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的儒教、佛教思想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变化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日本的侵略是出于善意?并非野蛮，并非带有掠夺的目的?还是想利用法官们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总之，松井全盘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干瘦的松井低下了骷髅一样的头颅。他的嘴里在嚅嗫着什么。他抬起头来说：“当时我正在养病，对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此为第二招。法庭以足够的证据驳回了他的谎言。12月17日那天，日军举行了狂热的入城式和慰灵祭。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乘车来到城东满目疮痍的中山门，在那里换骑上一匹栗色的高头大马，他要让土兵们看清楚他们的统帅。他耀武扬威地进了城，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在街道两旁列队欢呼，他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空中得意地挥动。他纵了纵小胡子。他嗅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看到十几处高高窜起的大火像胜利的战旗一样迎接他。战马迈着悠闲的步子，把他送到城北面的首都饭店。曾在南京被日军俘虏的上尉军医梁廷芳的证词向法庭描述了这样的一幕：悲愤的俘虏被赶上土坡。军官下令开枪，机枪手略一犹豫，军官抽刀劈杀了他。枪炮齐鸣，俘虏群像江涛一样翻*。当时在安全区担任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许传音博士出庭作证时说出的一幕：几所大学建立的难民安全保护区。英、美、法等国的国旗徐徐飘拂，各种帐篷和木屋拥挤在操场上。五、六辆载着日军的卡车驶到安全区门口停下，几百名**的畜牲扑向大门。救委会主席雷伯挡在门口：“这是国际安全区，是得到你们的最高司令批准的，你们不能进来。”他遭到了日本兵的暴打。魏特琳女士手中的美国国旗被日本兵夺去扔到地上。就像恶狼扑向羊群，日本兵扑倒了一个又一个妇女。他们迫不及待地扯去散发着脏污的分泌物刺鼻恶臭的兜裆布，掏出黑漆漆的刀子一样的物件，狠狠地插进人体最柔弱的部位。惨叫声。皮靴和飞舞的皮鞭。几位少女含辱跳楼。柔弱女子脸上的血和下身的血……在法庭证人席上，站出了一个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状。在那些恐怖的日日夜夜，威尔逊把目睹到的事实写进了日记，日记内容于1995年译成中文后，首先在南京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昨夜金陵大学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16岁的女孩被**致死。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一个8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有5处刺刀伤，胃被刺穿，一部分大网膜流出了肚子外。“今天我处理了一个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与其余80人是从‘安全区’的两幢房子内被带出来，在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被残杀的。80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伍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每个商业区都被放了火。昨天晚餐前我数了一下，共有12处起火，今天同一时候有8处，有些地方整幢建筑被烧毁。“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住进了医院。她被日本人从难民营中带走，名义上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带走了6个妇女。她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日本人**，她们中有5个人一晚上要受到10至20次的强暴，而另一个由于年轻漂亮，每晚要受到大约40次奸污。第三天两个日本兵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想砍掉她的头，其中一个砍了她4刀，但只削掉了她的颈背部到脊柱的全部肌肉，另外她的背部、面部和前臂还有6处刀伤……”马吉牧师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副主席，他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和抢劫的事实：“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他也会被杀死……”马吉牧师滔滔不绝地列数了一百多件罪行，件件冷得让人见血见泪，令人发梢生寒。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接过松井石根的美国军方派出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扔过来的白手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被告们的美国律师异常卖力，为了开脱被告罪责及拖延审判的进程，他们盘问、攻击检方提供的证人证件，驳辩、非难检方的论证主张，可谓无孔不入，无隙不乘，态度张狂而龌龊。布鲁克斯一出剑，就可看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对手。布鲁克斯：“你看到过**的现行犯吗?如果有，那么是几个”马吉：“我看到过一个日军在实际进行这种行为，还看到过两个日本士兵把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按在**。”“一个是现行犯，另一件未遂，是这样吗?”“他们两人把女孩压在**。”“你看到抢劫或者你本身被强盗抢过的事件有几回?”“我见过偷电冰箱的日军。另外……”马吉停了一下，他在考虑战斗的严肃性。但这种事对日本人来说委实是十分难堪的。没容他考虑成熟，布鲁克斯就催促了。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话，由于细节的生动及与法庭庄重气氛的不谐，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吉说：“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另外就是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0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地从我家的后门窜出去了。”二十天里唯一的一次，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如同一个小丑在一出小小的正剧里掉了出来，演出了一幕滑稽戏。连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出来。但他们张开的嘴巴里像被塞进了一撮猪毛，随着吃吃的笑声往里走。这是魔鬼的笑，像哭。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事家的压力之下，日本的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双方的对质辩难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官席在认真倾听。旁听席的上千人屏住呼吸聆听。被告席也在阴郁的气氛中仔细地听着。英国人罗伦斯和中国证人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向法庭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站到了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一大群中国士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了……”当时的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先生虽然受法庭邀请来到了东京，但是因为在德国期间，身体非常不好，无法直接出庭作证，所以，向法庭提交了他在南京期间的日记。法庭接受了他的日记，作为书面证词。这位富有人类良知的前纳粹党员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楞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入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12月15日夜晚，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12月14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3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闯入钢银巷的另一所房屋，**了4名中国妇女。”“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d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12月17日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G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地抛在沟里。”“12月18日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昨天有1000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茨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里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在大学图书馆，他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岗哨。晚上8时，菲奇、斯迈思博士和米尔斯3位先生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在大门边的一问屋子里支床过夜(为了保护这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自12月14日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是这样过夜的。人们由于害怕，纷纷逃往这里，这里的人数昨天增加到了4000人)，他们遭到了日军搜家小分队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1个多小时。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妮;沃特林小姐和陈女士以及她们的女友特维内姆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她们推推揉揉。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最终他还是放菲奇等3人回家，但同时又不允许米尔斯留下，所以后来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无从得知了。”“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见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只是轻轻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12月19日今天夜里我们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广州路83号和85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内容如下：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南京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从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G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日记一直记录到了1938年的2月，拉贝先生奉德国西门子公司总部的命令回到德国为止。1909年，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在27岁时候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他进入了德国西门子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他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极为愉快。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拉贝宁静的生活。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赶了回来。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他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6月8日拉贝先生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对拉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满，特别下达了封口令。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并被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俄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这一次，他是出于自己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人类的良心，才坚持着到了东京。（注：实际上拉贝先生当时并未被邀请出庭。）当拉贝先生最后乘坐盟军提供的飞机回到德国的时候，刘建业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满了火腿，腌肉，巧克力还有几大叠的美元现金，用于改善他的生活。“拉贝先生，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感谢你在战争期间在南京城里为南京的难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国人，特别是南京人是不会忘记的。”刘建业拉着拉贝先生的手说到。身体状况很差的拉贝先生咳嗽了几声以后，挺直了腰说道：“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我很遗憾，我的力量还不够，没有能够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不，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对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国以后，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难的话，只要您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会每个月给您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真诚的朋友的。”刘建业说。“我当时做哪些，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报恩的。”拉贝先生拒绝到。“不能这样说，我这样做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请不要多想。”“不用了，我的生活还能支持。”说到这里，拉贝先生又咳嗽了起来，脸色也被涨得通红。“我希望拉贝先生不要拒绝作为朋友的援助。”刘建业说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将军能够满足。”拉贝先生抬起头说。“拉贝先生请讲，我一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说道。“我希望有朝一日我死去以后，您可以帮助我的亲属，把我送回中国南京安葬。那里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我愿意永远和南京的市民在一起。”说到这里，拉贝先生转向西面，在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南京城的美景，又见到了战前居住在南京的人们。“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一定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对这样的一个老人，只能充满崇敬。“飞机就要起飞了，将军请回吧。如果将军再回到南京，请转告那里的人们，我永远想着他们。”拉贝先生说完，转身走向了飞机。飞机越飞越高，逐渐消失在天际。机场上，刘建业和一群中国军官们还在向拉贝先生敬着军礼。1950年，对中国，对南京充满着怀念的拉贝先生病故于德国汉堡。若干年以后，他的墓碑遵照他生前的意愿从德国汉堡迁到了南京。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永远和南京，这座他生活过的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相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