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火车开始检票了,刘云龙领着他的弟兄们把我们送上车,安排好座位后才下车走了。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玉莲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玉莲眉头直皱,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玉莲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你娘家在哪里?”“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玉莲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发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我瞅了瞅玉莲,玉莲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玉莲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一个小男孩伸着小手畏畏缩缩对我说:“先生给我点吧。”这一下可坏了,这些小孩七嘴八舌说:“给点吧,先生!”看这些小孩眼巴眼望的样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从座底下拽出另一个包,打开后,这个一根麻花,那个一个烧饼,转眼功夫一包东西全分光了,没捞着的小孩还眼巴眼望地瞅着我。这下子玉莲可不干了:“你这个人缺心眼咋地,你全都给分了咱们吃啥呀?”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咋地,留点自己吃呀,但这东西也要不回来了,只好瞅着玉莲气鼓鼓的样子,坐在那里傻笑。玉莲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想不怪她不愿意,我这脑瓜子一热怎么全给人家了?火车过了几站开始检票了。那时的火车没有列车员,只有车长和警察。车长负责摆旗发车,警察则是干列车员的活。两个警察进了车厢刚开始验票,那妇女着急忙慌地对玉莲说:“麻烦你太太,帮我照看一下孩子。”玉莲刚想问她“干啥去”,她起来就往车厢外走。刚上过道一个警察喊道:“你往哪走,老实呆着,验票了!”她无可奈何又坐了下来,瞅着那两个警察越来越近。那时候火车上警察验票非常凶,对没票的人连打(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 阅读!)带骂,到站就把你撵下去。没票的旅客要想躲过这一关,只有给他们上点货。妇女见到这种阵势知道自己躲不过去非常焦急,坐立不安。在警察快到了的时候跟我说:“先生,你们都是好心人,等一会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为难地瞅了瞅玉莲,她说:“讲情倒行,但不知知道顶事不?”说话的空,两个警察到了我们的跟前,看过票后,问哑巴老头:“你的票呢?”老头没吱声。妇女说:“他是哑巴。”“你们是一起的?”她点了点头。“把票拿出来看看?”她低下头没吱声。另一个警察有点不耐烦了说:“叫你拿票没听着咋地?”妇女扑通一下跪了下来说:“老总,我们没钱起票。”警察眼睛一瞪说:“没钱起票坐什么火车!起来,起来收拾东西赶快下车!”“老总,你行个好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叫我们下车咋走啊?”那个妇女哭着说。“少跟我来这套,车上像你这样的有的是,我行好行得过来吗?”说着伸手就去拽那个妇女,哑巴老头一见“哇啦哇啦”地站了起来,用胳膊挡住那警察的手。“你个老不死的,敢挡我的手?”回手就是一巴掌,正打在老头的耳朵上,打得老头一下摔到对面的座上。对面的人顺势一推,老头跌坐在过道上,棉帽子飞到一旁,露出了满脑袋血渍呼啦的大疮。两个警察一见急忙用手捂住鼻子骂道:“真他妈丧气!”照老头又踢了一脚。妇女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说:“别打了老总,俺们下车还不行?”我一看这也太有点过分了:“他们没钱,你不叫他们坐也就行了,值得这样吗?”“你是干啥的?”“我是坐车的。”“坐车就好好的坐你的车,管什么闲事!你说她没钱,你没看茶几上摆的麻花、槽子糕?没钱能吃这东西吗!”“那是我给的。”“行啊,有好人哪?那好你好人做到底,你把他们的票补了吧!”然后问那个妇女,“你们上哪?”“奉天。”他冲我把手一伸说:“好吧,四个人的票,拿钱吧!”“干啥四个人的票,那没满月的小孩也算哪?”“有一个算一个,是人就算。”“你这叫不讲理!”“讲什么理呀,在车上我的话就是理,废话少说赶快拿钱!”我们这一通吵吵,把马瑞芳吵醒了。她睁着眼睛一直没吱声,这回听明白了说:“喜山,你跟他吵吵啥,不就是补几张票吗?补几张咱给他钱。这车不就到营口吗?到了营口咱再跟他算帐。”“唉呀,真没看出来,你这老娘们挺能唬啊,到了营口你能把我咋地?”马瑞芳站了起来,把眼睛一瞪指着他说:“能咋地,我能叫人枪毙你!”她这话一出口,满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瞅着她,那个警察也呆呆地瞅着她。旁边的一个警察小声问我:“先生您几位是干啥的?”我掏出了证件递给了他说:“我们是营口独九师的,她是我们副师长的太太。”又指着玉莲,“这是她的妹妹,我的老婆。”两个警察一听可真傻了!其实这事叫谁听着都害怕,在战乱的年头,一个军队的副师长要想枪毙一个小警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这时两个警察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点头哈腰说:“长官,太太,你们消消火!都怪小的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您们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行船,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他们的票呢?”“不补啦!您说了算,愿坐哪坐哪。”我一看他俩这副德行样这气也就消了说:“你俩忙去吧。”他俩点头哈腰离开了这节车厢,剩下的半截车厢票也没验。俩警察一出车厢,车里的人就议论开了。这个说:“这年头的警察和满洲国时一样,太恶!”那个说:“这警察狗子专能欺负老百姓,咋样,碰到硬茬瘪茄子了(老实)吧?”妇女泪流满面瞅着我们不知说啥好,哑巴老头冲我伸出了大拇指。这事刚一消停,马瑞芳急不可奈地问我:“咋地,你六哥又升啦?”“没有啊!”“他不是个副官吗,怎么成了副师长啦?”我扒在她的耳边小声说:“不这么说,能唬住他们吗?”“这事扯的。我还当真事呢!”那时候的火车速度慢,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沈阳,看着妇女一家人下了车,这才觉得肚子饿了。马瑞芳说:“刘什么龙拿那么些个吃的,拿出来吃呀,留着干啥?”“吃啥呀,都叫他给人了!”玉莲把经过一学,马瑞芳笑得前仰后合:“给了就给了吧,值几个钱?我这有高排长家给拿的一百块大洋,买啥吃的没有!”“这事咱咋不知道,这六嫂还留着心眼呢!”我笑了笑没吱声。列车在沈阳站停了足有两个钟头,我到站台上食品摊买了些锦州小菜、沟帮子烧鸡、麻花、杠头和热乎乎的包子。回到车上后,玉莲先声明:“你那份都给人了,这没你的份!”我也不管她说啥,只管闷着头吃,惹得满车厢的人哄堂大笑。火车从沈阳开车后,一路没事,傍下午的时候我们消消停停地到了营口。下车后,赵杰带着警卫连的两辆汽车来接我们,见面就问我:“你们应该昨天就到啊,怎么今天才到?”我说在长春没起着票,晚了一天,然后把碰到刘云龙的事跟他一学。他想了想说:“是有这么回事,我就看不惯咱们有些当官的拿士兵不当人。”“高排长我擅自做主叫他在家多呆几天。”“这是正常的,原来我也想叫他多呆几天,可怕你们着急。——你六嫂没出过门,这回给你们添累赘了吧?”“累赘到没觉得,不过我六嫂惹了不少热闹事。”然后我把六嫂惹的事一学,把赵杰和其他的士兵都乐了够呛。马瑞芳对赵杰说:“你老婆就这个土样,你要觉着丢脸,我就回去。”“你又来啦,我啥时候嫌呼过你,怕丢脸还不叫你来了呢!”唠了一通嗑后,我们坐车回到了各自的家。(更新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