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八章 采访实录三走过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来到了米巧云的家里,我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头上,打开了采访本。米巧云今年29岁,从未上过学,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老妈妈,今年58岁,有一个弟弟米老五,今年17岁,因为现在正是收割甘蔗的季节,米老五在外面帮工还没有回来。家里还有一个32岁的姐姐,是个智障患者,全家就靠米巧云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而他却因为困难还没有结婚,他家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没有地种甘蔗,一年的收成只够吃两三个月,就靠他与弟弟出外帮工赚点钱换大米勉强度日。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双手紧抱着头蹲在地上,头低垂着,几乎埋到**去了,我递给他一包烟,他讪笑着收下了,李老生再给他的老妈妈捧了一捧糖果,那老妈妈一脸高兴地接下了。再爬上一个小山坡,到了一个破烂的窝棚前,李老生告诉我,这个窝棚里原来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现在到外面捡垃圾去了。听着这些让人感到心酸的故事,我的心头就像是塞了一跎棉花一样难受,我们转过身去采访另一户人家,这个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李正卫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拿来了几个小凳子,我把背包挂在他家门口的树上,开始询问他家的情况。他告诉我,他今年30岁了,是个文盲,妻子张正花今年28岁了,也是个文盲,现在家里还有两个老人,他家里只种了一点玉米,没有甘蔗,口粮只够吃一个多月,吃的大米全靠帮工赚钱去买,常常无法吃饱,由于天色已很黑了,我们便结束了对他的采访,照例给了他家一点糖果和一包烟,然后我们去李老生家串一下门。李老生的家建在山的半坡上,也是一处比较简陋的房子,看到来了客人,他爸爸李发财赶紧搬来了几条凳子,他妈妈从家里拿出一盏煤油灯点着放在走廊上。李发财是一个憨厚的山里汉子,今年47岁,文盲,他的老婆大他一岁,也没有进过学校门,大儿子已经分家了,老二就是李老生,老三李老富,今年19岁,在家里干农活,大女儿李老花今年16岁了,这天刚好去杨龙寨走亲戚去了,最小的女儿李小改今年10岁,现在正在读一年级,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李小改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孩,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在咬着指甲,李发财说这里学校的老师是南华联邦来的,教孩子们识字,还教唱歌,我便要李小改唱一首老师教过的歌给我听,她忸怩着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个时候,李老生的妈妈把泡好的野山茶端出来了,我们便就着昏黄的灯光喝茶聊天,由于南华联邦的帮助,现在很多人家里种上了甘蔗,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没有地种甘蔗的人家则朝不保夕,幸好寨子里穷人帮穷人,哪家没米下锅了,还能到另一家去借点米,等帮工赚钱换了点大米的时候再还上。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感慨万千,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东西送给了他,胡家华女朋友的家就在大旧寨,晚饭是在他女朋友家里吃的,她家的条件在大旧寨算是上等人家了,因为家庭粮食够吃,很少出现粮荒。离开大旧寨的时候,天上已是繁星满天,山里的夜静悄悄的,偶尔听到山头上传来猫头鹰那凄厉的哭叫声。回到和平村政府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一个勤务人员为我打好了洗澡水,我洗好澡之后便到杨村长的办公室兼卧室聊天,其他三位干部都在办公室里。杨村长告诉我,自从禁种大烟之后,山民们的生活就一下子跌到最低坡了,幸好南华联邦政府给过很多帮助,让坝子上的老百姓种上了甘蔗,新生糖厂到这里收甘蔗最低保护价是165元/吨,一亩地平均可产三点五吨甘蔗,所以坝子上只要有地种的人家都还能混个半饱,而没有地的人家和那些山沟里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惨了,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因为地方上穷苦的人太多了,他这个村长也很难当,村政府除杨文行外还有三个干部,邓家泽、曹国行,还有一个文书普国荣,其中曹国行是崩龙族的,五十一岁。虽然是干部,但是他们的待遇也跟村政府的其他一样,连生活费和零花钱在内,只有九十块钱一个月,他们管着村里的一切事务,包括治安在内,看到现在特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也诚切地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过得更美好,让那些贫穷和痛苦远离这些苦难的人民。正说着这些的时候,杨村长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举报街上的赌馆里有一个人吸毒,是附近的中山村人,杨村长放下电话之后,便马上和普国荣换了一身作战服,每人别了一枝手枪便匆匆出门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勤务人员已把饭菜煮好了,我洗漱完毕便与他们一起吃早餐。餐桌上的菜很简单,一碗包菜,一碗香菜,一碗酸菜,一碗山胡椒。我问杨村长那个吸毒的人抓着了没有,他说抓着了,现在已送到戒毒中心改造去了。我说:“这里的老百姓这么穷,哪还有钱吸毒呀?”他说:“这人一吸毒呀就不管家了,帮工赚了点钱就拿去吸了,哪怕是把家里一只鸡卖了都会拿去吸掉,简直就是社会的祸害,家庭的灾难。”吃完了饭之后,杨村长便派胡家华陪我去骑马岭采访那里的大苗族人生活的情况,我到街上的商店里买了两袋糖果、一条烟和两大瓶水就出发了。刚走出街口,就遇见了一辆去大旧寨方向拉甘蔗的汽车,胡家华跟司机很熟,便把车拦下了,让他载我们一程,司机叫李小林,三十四岁,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家在施甸,帮新生糖厂拉甘蔗已有一段时间了,他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在狭窄的山路上飞一般地驰骋着。到了去骑马岭的山路边,我们下了车,穿过一段甘蔗地,我们开始爬山,那是一条非常陡峭的山路,窄得仅能容下一只脚掌,呈之字型往几乎垂直的峭壁上延伸,仰头一望前方的路,简直就像登天梯。我背着包喘着粗气往上爬,才爬上去一百多米,就挥汗如雨、面色苍白了,于是就与胡家华在一处树荫下憩息,后面来了一个扛着纸箱的小伙子很快就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消失在蓝天与大山相接的地方。喝了几口水,我在山路上捡了一根结实的玉米杆作第三只脚,挣扎着继续往上爬,一路上不断地遇到从山上往山下赶路的山民,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面色焦黑的。大约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啦,便坐在树荫下气喘如牛地对胡家华说:“太难受了,我会死了!”胡家华这时也累得满头是汗,喘着粗气,他见我这副穷途末路的样子,便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把手里的水瓶递给我,然后帮我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背包。